北魏平城遗址在今大同城北、大同火车站以西到陈庄一带，北依方山，外靠长城。据参与发掘的张庆捷介绍，平城宫殿遗址位于大同城北的操场城中心偏东处，北距大同火车站1350米，南距明清大同府城北垣550米。在公元398年正月，拓跋珪曾在邺城巡游宫殿，颇有几分定都之意。
云冈石窟为何会诞生在大同？
中华佛教始传于东汉，酝酿于魏晋，勃兴于十六国，鼎盛于南北朝，成熟于隋唐，复兴于宋辽金元，衰落于明清。其中十六国、南北朝是关键。佛教西来的途径有二，西南海路与西北陆路。以丝绸之路为主线。如果说公元前后大月氏、贵霜和尚东游弘法，走的是一条回故乡之路的话，那么四世纪以后佛教在中华大地上开花结果，实得益于五胡十六国民族大迁徙的历史机缘。
云冈石窟位于大同城西16公里的武州山南麓，武州川(今十里河)北岸，北魏旧称武州山石窟寺或代京灵岩寺。石窟倚山开凿，东西绵延约一公里。现存大小窟龛254个，主要洞窟45座，造像5.1万余尊。石窟规模宏大，造像内容丰富，雕刻艺术精湛，形象生动感人，堪称中华佛教艺术的巅峰之作。从北魏文成帝开始，经献文帝、冯太后，到孝文帝迁都，皇家经营约40年，完成了所有大窟大像的开凿。
同时，云冈附近的鹿野苑石窟、青磁窑石窟、鲁班窑石窟、吴官屯石窟、焦山寺石窟等，也相继完成。云冈石窟的诞生并非偶然，它是诸多历史必然性的归结第一，礼帝为佛的新思维，是引领北魏佛教兴盛的法宝。道武帝建都平城，“始作五级佛图、耆阇崛山及须弥山殿，加以缋饰。别构讲堂、禅堂及沙门座，莫不严具焉。”与此同时，任命赵郡(今河北赵县)高僧法果为道人统，管摄僧徒。
“法果每言，太祖明叡好道，即是当今如来，沙门宜应尽礼，遂常致拜。谓人曰：‘能鸿道者人主也，我非拜天子，乃是礼佛耳’。”在此之前，西域胡僧入华，奉敬其佛，无须礼拜皇帝;而东晋十六国以后，出家汉人成为主流，原本是天子的臣民，现在变为释迦门徒，因此沙门拜不拜皇帝，即是否承认和接受国家管理成为南北佛教必须回答的问题。
对此，隐居庐山的慧远和尚著有《沙门不敬王者论》，代表了南方释子的立场;法果的言行，则表明了北方僧人的态度。同为佛图澄的再传弟子，他俩选择的方式截然相反，南北佛教所走的路也明显不同。法果所言，虽涉阿谀，又似诡辩，汲取的却是佛图澄依国弘法、以术干政的成功经验，遵循的竟是释道安“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名训。
盖佛教离不开人主，人主也需要神化。法果将帝佛合一，提出皇帝就是当今如来(活佛)的新理论，巧妙地将释迦信徒转回到天子门下，迎合了最高统治者的心理需求，使宗教行为上升为国家意志，从而奠定了北朝佛教鼎盛的基础。后来的北魏僧统师贤为文成帝立像“令如帝身”，昙曜在武州山为五位皇祖开窟造像，实属法果理论的再创造和付诸实施。
第二，平城佛教中心的形成，使大规模佛教建设成为可能。从道武帝建国，到太武帝结束北方群雄割据的局面，北魏推行的掠夺与徙民政策，使平城这座昔日的边陲小县迅速跃升为北中国政治、军事、经济和文化中心。随后对西域的征服，又将平城推向东方国际大都市的新高峰。在各国各地贵族官僚、儒道沙门、能工巧匠、金银财富汇聚平城的同时，佛教信仰也日益升温。
特别是太延五年(公元439年)灭北凉，《释老志》称：“凉州自张轨后，世信佛教。敦煌地接西域，道俗交得其旧式，村坞相属，多有塔寺。太延中，凉州平，徙其国人于京邑，沙门佛事皆俱东，像教弥增矣。”凉州(治姑臧，今甘肃武威)所辖河西走廊，自古是中西文化交融之地，也是西域胡僧进入中土的第一站;四世纪初，张轨任凉州刺史，河西奉佛已成民风。
公元417年，东晋大将刘裕攻灭姚氏后秦，长安僧众奔逃四散，河西佛教遂为中华一枝独秀。太武帝徙凉州吏民三万户(包括参与守城被俘的3000僧人)于京城，如同河西佛教整体搬迁，平城随即成为中华佛教的新中心。第三，太武帝灭佛，从反方向刺激了北魏佛教的迅猛发展。凉州僧团的东迁，在促成平城佛教骤盛的同时，也引发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佛道之争。
受嵩山道士寇谦之、司徒崔浩的影响，太武帝于真君七年(公元446年)诏令灭法。一时间，北魏民间“金银宝像及诸经论，大得秘藏。而土木宫塔，声教所及，莫不毕毁矣。”然而，毁之愈烈，求之弥切。兴安元年(公元452年)，文成帝拓跋濬即位甫尔，在群臣的请求下，宣令复法：“方诏遣立像，其徒惟恐再毁，谓木有时朽，土有时崩，金有时烁，至覆石以室，可永无泐。
又虑像小可凿而去，径尺不已，至数尺;数尺不已，必穷其力至数十尺。累数百千，而佛乃久存不坏，使见者因像生感。”(朱彝尊《云冈石佛记》)于是乎，昙曜五佛应运而出。第四，追仿释迦鹿苑旧事，再造东方佛教圣地。鹿苑，全称鹿野苑，即释迦牟尼“初转法轮”的说法成道处，在今印度贝拿勒斯城郊。北魏鹿苑，在平城皇宫北，道武帝天兴二年(公元399年)起筑，“东包白登，属之西山”(《魏书·高车传》)。
苑之西山，道武帝时，封山禁樵;明元帝拓跋嗣时，奉武州山为神山，筑坛祭祀;太武帝平定凉州以后，逐渐成为西来沙门采石雕佛、开窟修禅之所。于是平城鹿苑与印度鹿苑，在凉州僧众的心目中自然成双，产生共鸣。特别是“昙曜五窟”的横空出世，极大地鼓舞了年轻的献文帝拓跋弘，坚定了他追仿西天胜迹，建立东方鹿野苑的信心。因而，武州山石窟寺建设全面展开。
第五，西风东渐，共铸辉煌。北魏对西域的征服，直接迎来了我国历史上第二次东西文化交流的高潮。作为丝绸之路东端的大都会，平城迅速成为胡商梵僧云集之地。印度石窟造像之风，经由新疆，波及河西、关陇，至平城而特盛，进而流布中华。武州山石窟的创作，最初是凉州僧匠带来了西域风格的佛教造像艺术，然后是古印度、师子国、西域诸国的胡沙门带着佛经、佛像和画本，随商队、使团而至，再后是昙曜建议征集全国各地的宝像于京师，最后是徐州僧匠北上主持云冈佛事。
一代代、一批批高僧大德、艺匠精工，共同设计、共同制作，创造出云冈石窟一座座旷世无双的佛国天堂。作为西来像法在中华大地绽放出的第一朵奇葩，云冈石窟一改葱岭以东石窟寺泥塑、壁画、木雕为主的艺术模式，直接比照印度的大型石窟建筑，在东方首次营造出气势磅礴的全石雕性质的佛教石窟群。同时，广泛吸收中外造像艺术精华，兼容并蓄，融会贯通，成为中国早期佛教艺术的集大成者。
北魏为什么要定都平城大同？
首先，感谢悟空的邀请。咱们大概聊聊北魏和平城，从桑干河开始吧。桑干河的源头北接大同古城，在桑干河的滋养下，便有了曾为北魏京师——平城（大同）这里有云冈石窟、北岳恒山；南连忻州，有五台山、芦芽山等风景区；附近有广武城、广武汉墓群、应县木塔、杀虎口等遗迹与景点。公元383年，前秦皇帝苻坚在淝水之战中败北。
曾经强盛一时，统治大半个中国的前秦帝国轰然倒塌。公元386年春，鲜卑拓跋部领袖拓跋珪重建代国，并定都盛乐（今内蒙古呼和浩特市和林格尔县），同年改国号为魏，史称北魏。到了公元398年正月，北魏道武帝拓跋珪已经拥有了华北大部分地区，同年7月，拓跋珪力排众议宣布“迁都平城”，并且营建宫殿，设立宗庙和社稷坛等礼制机构，自此大同开启了作为北魏国都长达96年的历史，历经六帝七世。
昔日的平城，今日的大同，曾一度是我国北方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当时，在北魏的统治范围内不乏名都大邑，最著名的莫过于河北名城邺城，那里不仅曾是三国时期曹操经营数年的“根据地”，也曾是南北朝后赵、前燕等诸多政权的都城。邺城所在的漳河流域土地肥沃，水源充沛，早在战国时期，魏国的地方官西门豹就开凿渠道，建造了发达的灌溉系统，令邺城成为了当时著名的粮食产区。
而且，邺城在华北平原中部，是太行山东麓大路的枢纽，也是曹操建立起来的漕运体系的中心。此外，经过曹操、石虎、慕容儁等人的经营，邺城的城池和宫殿都非常完整，很多人都觉得邺城时北魏定都的不二之选。在公元398年正月，拓跋珪曾在邺城巡游宫殿，颇有几分定都之意。但谁也没有想到的是，仅几天之后，他就突然离开邺城回到代北，并在数月之后确定平城（今大同）为国都。
拓跋珪为何选择了三面环山，桑干河的支流御河纵贯南北的平城？这与当时的现实状况密不可分。北魏当时的核心力量是以拓跋部为首，联合诸多部族而形成的政治集团，他们虽然团结勇悍，战斗力强，但相对于中原人口众多的地区来说，就显得人数稀少、势单力薄。当地的汉人等各族豪强对北魏政府也心存疑虑，如果定都于邺城，无疑会让北魏人口少的劣势无限放大。
同时，作为拓跋鲜卑统治的政权，部落联盟的色彩浓重，社会、经济和文化水平比中原要差很多。尤其是在经济形态上，畜牧和狩猎是拓跋鲜卑的主要生产方式。北魏初年，国家的财政还在用牲畜的数量来计算。拓跋鲜卑原本就是一个狩猎民族，《魏书·序纪》追溯其祖先事迹时记载：“统幽都之北，广漠之野，畜牧迁徙，射猎为业。”狩猎是游牧经济的一种重要补充。
而且，狩猎活动兼具军事演习的色彩，也有很大的娱乐功能，所以北魏定都平城以后，狩猎经济与活动依然活跃。桑干河以北地域开阔，水草丰茂，北魏还建设了大量的苑囿和牧场，以满足畜牧与狩猎人口的需要，形成了畜牧与狩猎经济区。居住在这一区域的人大多为拓拔部人，他们聚居在平城周围，对确保国人的战斗力，保卫皇室安全都有着重要的意义。
在桑干河以南的土地上，还有一定程度的农耕基础，来自中原地区的农耕人口在此安居乐业，为都城提供了可靠的粮食来源。不难看出，当初拓跋珪审时度势，将北魏的国都最终定在背靠大漠，地处游牧与农业过渡地带，俯瞰中原的桑干河流域的平城，是其对政治、经济、文化、军事与传统等多方面因素综合考虑的结果，的确属于当时的最佳选择。
北魏时期，大同是都城，皇帝住的宫殿在什么地方呢？
如仅需答案，请看文末。北魏平城遗址在今大同城北、大同火车站以西到陈庄一带，北依方山，外靠长城。今大同城北上皇庄之东和白马城村北的板筑城基，即是郭城的北墙遗迹。大同车站附近曾发现有排列整齐的大型石础、砖瓦残片、“富贵万岁”隶书瓦当等。在南门外工农路北侧，曾出土大型石柱础、筒瓦和臼等。可推测这是一座北魏大型建筑遗址。
当时平城由皇城、京城、郭城组成。北面为皇城，皇城南是周回20里的京城，其外是周回32里的郭城。皇城：从天兴元年迁都平城至太和十八年迁洛阳，97年中先后建吕以工代殿、苑囿、观堂、楼池70多处，“欲广宫室，规度平城四方数十里，将模邺、洛、长安之制、运材数百万根”。其位置“截平城西为宫城，四角起楼”。平城四面有如浑水所绕，399年筑鹿苑时，又“凿渠引武州水注之苑中，疏为三沟，分流宫城内外”。
宫城中，以太极殿为中心，有西宫、东宫，经90多年的增扩改建，成为完整的宫殿群落。“月观霞阁，左社右廛，灵台山立，壁水池圆，双阙万仞，九衢四达，羽旄林森，堂殿胶葛”。京城：天赐三年(406年)”六月，发八部人，自五百里内缮修都城，魏始邑居之制度”。“规立外城，方二十里，分置市里，经涂洞达”，“里宅栉比，人神猥凑”。
京城内由里坊组成，“百堵齐矗，九衢相望，歌台舞榭，月殿云堂”，“犹分别士庶，不令杂居，伎作屠估，各有攸处”。郭城：“泰常七年(422年)秋九月，筑平城外郭，周回三十二里。”其郭城绕宫城南，悉筑为坊，坊开巷，大者容四五百家，小者六七十家。其郭城位于宫城南面。郭城略呈方形，边长4公里，周长16公里。郭城内规划了里坊、寺院、市廛、园林等。
城郭外分为四郊，建有苑囿。东南有“基架博敞，为天下第一”的永安寺。再南(今柳航里)有明堂、辟雍，明堂上圆下方，四周十二户九堂。上设天文设施。周边有籍田、药圃等。西郊有郊天坛，坛东侧有郊天碑，碑上刻有《五经》及国记。坛西有西苑、洛阳殿、灵岩石室等。北郊有“皎若圆镜”的灵泉池、北苑、白杨泉、鹿野佛图。东郊有白登台、宁光宫、东苑，苑内建太祖庙。
平城郭城外又设四方四维，置八部帅统兵镇守。考古发现2003年3月份，大同市一开发公司在操场城街的基建施工中挖出北魏遗物，之后的7个多月，省市考古工作队20余人大规模的发掘，证实这是一处北魏大型建筑遗址，这个遗址现被命名为操场城北魏一号遗址。 据参与发掘的张庆捷介绍，平城宫殿遗址位于大同城北的操场城中心偏东处，北距大同火车站1350米，南距明清大同府城北垣550米。
2007年起，大同操场平城遗址考古发掘工作又有重大发现，新发现的粮窖遗址位于北魏大型皇家建筑遗址东北150米处，夯土台基上分布有50多个柱础石和5个圆缸形粮窖遗迹。经张庆捷等专家断定，这次发现的北魏粮窖遗址和之前的北魏一号遗址，充分证明，这里就是北魏皇宫的所在地。 据张庆捷介绍，关于北魏粮窖，《南齐书》卷五十七《魏虏传》记载：“太官八十余窖，窖四千斛，半谷半米。
”也就是说，现在发掘出来的粮窖遗址，据其地点考察，当是该传记载的太官所辖粮食“八十余窖”中的一部分。 另外，在北魏大型皇家建筑遗址的10米处，还发现了一座残存的北魏夯土台基遗址，面积约80平方米。并发现用于筒瓦的菱形瓦钉。 大量瓦当的发现是这次发掘的又一重大收获，出土的瓦当种类有莲花纹瓦当、兽面瓦当、佛像瓦当以及各式文字瓦当，瓦面文字有“皇万岁”，“大代(万岁)”等。
从汉代砖室与灰坑出土“平城”瓦当来看，这次新发现的粮窖遗址坐落在汉代遗址之上，与2003年发现的北魏平城遗址地层关系相同，可以断定这里就是汉代平城县所在之地。同时由灰坑中发现的数种战国瓦当联系一号遗址夯土下发现的战国铜印推测，此地早在战国时，可能已经是个较有规模的城市。 平城宫殿遗址发掘是继1995年平城南郊明堂遗址发掘之后，在平城北部的又一重大发现。
据文献记载，北魏平城的宫城是在汉平城的基础上改扩建而成的，位于平城北部，与操场城一号遗址的地理位置吻合，这里发现的兽面瓦当与建于太和十五年(491年)的皇家建筑明堂出土的兽面瓦当为同一模具所制，“皇万岁”，“大代(万岁)”等瓦当也应为皇家专用品，而建筑正面的斜坡踏步采用双阶这种先秦高级建筑的形式，这些信息无不透露着这一建筑具有宫殿建筑的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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