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除去这些经商的大中小贵族，当年英国普通商人的社会地位其实也就那么回事。所以其实不止中国，只要是旧体制国家，大多数商人的地位都不算高。那么，为什么会这样呢？首先我们想一下，“商人地位不高”这一概念是谁告诉我们的？是工人、农民吗？当然不是。在贫穷的工农眼里，商人虽不是上流人，但却有机会过上上流人的奢侈生活。
只是他们没有上流人（中国是士大夫阶级，欧洲是贵族和教士）的政治地位而已。而自己想过上那种生活，几乎不可能。不是工农，又是谁呢？其实就是所谓的士大夫和贵族、教士们告诉我们的。比如白居易的《琵琶行》里面说：老大嫁作商人妇，商人重利轻别离。在白居易这个士大夫看来，商人逐利，跟着利润走，没有信仰。内心极度鄙视这种人。
还有欧洲的很多著作，商人在其中几乎都是反面角色。这些人放高利贷，非常缺德。逼得百姓逼迫卖儿卖女，心中一点对上帝的敬畏感都没有。被统治阶级极度鄙视。所以“商人地位非常低”实际上是一句带有误导性的话。古代商人地位确实不怎么高，但古代商人活得并不算悲惨。比如《聪明的一休》里面的桔梗店老板，他地位虽不高，在足立将军和一休眼里，只是个丑角。
但他的生活水平不低。我国古代虽然把商人排在了农工后面，但农工并不比商人过得好。这点一定要搞清楚。▼《聪明的一休》中的桔梗店老板那么中国的士大夫阶级、欧洲的旧贵族、教士阶级为什么要鄙视商人呢？这个原因，中外不太一样。我国古代之所以要抑制商人。一方面是生产力所限，要是大家都不种地了，粮食就不够吃了。另一方面是因为要集权。
这一点，在《商君书》中有明确的解释。圣人知治国之要，故令民归心于农。归心于农，则民朴而可正也，纷纷则易使也，信可以守战也。壹则少诈而重居，壹则可以赏罚进也，壹则可以外用也。夫民之亲上死制也，以其旦暮从事于农。夫民之不可用也，见言谈游士事君之可以尊身也、商贾之可以富家也、技艺之足以餬口也。民见此三者之便且利也，则必避农。
避农，则民轻其居，轻其居则必不为上守战也。凡治国者，患民之散而不可抟也，是以圣人作壹，抟之也。——《商君书农战篇》这段话很长，简单翻译意思就是：工人、农民工作环境固定，没见识，好管理；而商人到处跑，有钱，且见识广，很难被忽悠，不容易管理。如果举国皆是商人，那就没有多少人愿意为主君征战沙场了。我们知道，古代最重要的两件事情是祭祀和打仗。
这都是大工程，一定要最大限度的动员国内一切力量才行。而所谓动员国力，无非是动员两样东西，一个是招人，另一个是征粮。如果你是主君，你会怎么招人？怎么去征粮？你认识每个老百姓吗？不可能的。所以，你需要推行户籍制度。你需要把每个子民都登记在册。而如果要搞这件事，那你就必须要求子民不能随便迁徙，否则一旦每个人都随便搬家，户籍就乱了，你就没那么容易招到人服役、纳粮了。
而把人稳住后，专心种田，发展农业，恰恰既可以提供粮食赋税，又可以束缚老百姓不到处跑。一举两得，所以才要提倡。至于商人，到处跑，既无法快速征召，同时又不能生产粮食，所以自然要抑制。不能让老百姓都变成商人了。欧洲与中国不同。因为欧洲是封建制，并不需要大量征粮招人。欧洲旧贵族之所以也鄙视商人，主要是因为：货币有拉平各种社会职能的能力。
而掌握货币的商人天然就对传统贵族具有威胁性。这话不是我说的，而是德国社会学家格奥尔格-西美尔说的。把他这句话套到古代欧洲来看，可以发现很有道理。比如大革命之前的法国，商人花钱买头衔就让旧贵族很不满。在旧贵族看来，自己的贵族身份是靠打仗立战功赢来的，如果花钱就能买到头衔，那不仅会败坏贵族阶层的声誉，还会损害国家的整体战斗力。
这一点跟我国古代士大夫极度鄙视商人的情况类似，士大夫寒窗苦读十年才考了一个功名当上官，结果商人花钱就能买。这严重损害了士大夫的声誉和科举的神圣性。是绝对不能纵容的。另外，商人有钱，可以买地。一旦当大量土地落入了商人手中后，必然会导致大量失地农民变成了无业游民甚至债奴。这在传统社会，是旧贵族不能忍受的。
因为在传统社会，土地资源是一切社会关系的基础。老百姓不需要交易，只需要小范围内的互惠即可。如果这个传统社会关系让商人用市场逻辑瓦解了，那整个社会统治秩序也必然是瓦解。其实我们可以看到现在的西方，也包括日韩等国的政坛，都是商人逆袭的结果。有钱人才是幕后大佬，政客只不过是被他们推到台前的提线木偶罢了。作为旧贵族而言，这种地位转变当然是不能忍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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