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注留守儿童,我们如何落实到实处?

第一尽量在当地多创造一些就业机会,减少农村人口的外流。第二建立留守儿童与家长之间联系的平台,数字化信息化管理。第三组成一对一,或是多对一的帮扶计划,有专人负责,定期化考核。第四与打工者所在城市加强联系,提供条件让孩子跟随父母借读。第五学校组建留守儿童之家,定期开展各项活动,特别是加强学习方面的引导,心理健康方面的安抚。

作为老师,你有哪些管得住学生的方法?

作为一名冲锋在教学第一线23年的教师,见识过许许多多教师的教育方法,感慨良多。书本上的学生管理方法只是一个美好而远大的目标,在现阶段,实施起来难度很大午夜梦回的时候,我有一种错觉:书本上描写的学生管理方法为什么我没有遇到过,顶多只是坐在报告厅的台下听到过?在这个基础上我一度灰心自责:或许是我的问题,是我资质平庸,悟不到其中的法门。

然而,23年弹指一挥间,我终于不再迷惘:一个人能有多少个23年?既然我23年间看到的都是这个样子,或许它本来就是这个样子。就像题主一样:不去汗牛充栋的教科书里寻找答案,偏偏来到不怎么为庙堂欣赏的“头条问答”里来求真觅宝,归根结底还是认为那些可以藏诸名山的典籍只能作为典籍,并不实用。我刚刚上班那会儿是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教育界树立起的典型人物是魏书生。

那个时候,很多校长的案头都有一本儿魏书生的专著,往往有砖头那么厚,比如《班主任工作漫谈》。不过也就是摆着,是办公室装饰的一部分。他的神奇之处在于,他自述,自己每个学期只利用一到两周时间就上完了一个学期的课,剩余时间都是全国各地作报告,由学生们自学。让我们叹为观止的是,据说他的教学效果还非常好,学生的纪律性还非常强,一些细节甚至被传为奇谈。

比如,由各地教育部门组织的观摩学习小组到魏书生任教的班级去参观,班级里的学生对在窗户外、教室后面的参观人员毫不为意。该学习还学习,头都不抬,丝毫不受影响;下课遇到参观的老师还能大大方方地打招呼。彼时,“素质教育”的说法刚刚兴起,学生们不像今天这样敢于随时随地挑战老师的权威,往往都对老师保持着足够的敬畏。

看到这种情况,很多老师一直感慨:啧啧,看看人家的孩子,得体又大方!而今想来,当时的我们多么单纯:难道全国各地的观摩小组去参观,被参观的学校会一点都不准备,原汁原味把这个班展示给你看?即便魏书生自己不在意,学校其它老师、学校的主管部门也不可能不在意吧?如果出了问题不是给自己抹黑吗?而且,只要浸淫在学校一段时间,你就会发现,学校boss是不会允许一个班级长期没有老师的。

即便是一些人在师资力量不足的时候长期吃“空箱”,学校也会配备上代课教师。我们怎么就单纯地相信魏书生的话:“学生们一个学期都在自习”呢?开个玩笑:起码,学生们的迟到、早退、上下课就会成问题。如果这一切都不成问题,那么魏书生就不是人,而是神了。总之,现在想来,可能魏书生的东北人基因,让他的口才着实了得,不但为自己赢得了生前身后名,当地也乐见这样的典型——毕竟是为当地教育增光添彩的事情嘛!窥斑知豹,有一句古话绝对颠扑不破——盛名之下,其实难副。

后来呢,我还真听过几场魏书生带队的一些著名教育专家的专场报告会。这些人的来头都不小,其中一些还是教育专业的博士生导师。我当然不能说人家讲得不好,人家讲得非常好,那种高度我绝对难以企及。一位专家讲了一段示范课,我的感慨是:如果一名普通老师一字不差、神情细节都惟妙惟肖地这样讲同一节课,得到的评价大概率会是:自我发挥过多,完全没有按照教材的编排进行。

当然了,正是因为人家身份特殊,相关解读就可以是:人家重新解构了教材,并不拘泥于教材,特别具有创新精神。至于魏书生当时的讲座,我只记得他集中在讲一个观点:如果一个孩子连自己的父母都不孝顺,就根本不可能热爱祖国。——太正确了!不过,除此之外,我觉得他的演讲非常讨巧,既有网文标题党的嫌疑,又有讨好听众的味道——毕竟坐在台下的听众,大多数都已经有了子女,甚至于子孙满堂。

我说这些有什么意思?我的意思是:我们从1979年高考恢复以后就开始研究学生的管理方法;在2000年之后,“素质教育”提出并全面实施,学生管理到底是较之以前简单了,还是复杂了?如果是简单了,我想题主不会来问这个问题!毫无疑问,现在学生的最大问题在于“特别难管”!有时候,我们国人走路就喜欢走极端:不是太靠左,就是太靠右。

八十年代之前、甚至于九十年代之前生人,无论是学生还是家长都特别“惧怕”老师,说是“战战兢兢”都不为过。那个时候,无论老师如何教育孩子,学生家长都和老师站在一起,学生往往没有发言权。孩子只要回家反映自己在学校被老师“收拾”了,那么迎来的极可能是“男女双打”。有鉴于此,那些“聪明”的学生往往选择“什么都不对家长说”。

这种教育管理方法是不是先进,这里不做讨论。但是,现在的学生,显然已经“今时不同往日”,不但不惧怕老师,顶撞老师都是常态,偶尔还能见到一些“学生打老师”的相关报道,让人扼腕叹息。可以说,此时走向了另一个极端:老师开始怕学生了。正因为如此,2021年3月1日,教育部出台了《中小学生惩戒规则(试行)》——这还不说明问题吗?这说明在此之前,许多老师都已经放弃了自己的惩戒权,学生的管理似乎已经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

我所认为的学生管理方法——不一定正确,仅供参考惶恐滩头说惶恐,零丁洋里叹零丁。我始终以为,既然是管理,就一定有身份上的区分。现在有一种倾向,认为老师和学生应该完全平等,是一种“朋友”式关系。这种说法只能用来写作文、写诗歌,事实上绝对无法实现。因为谁都知道这个世界之上不存在绝对的平等,朋友之间也有利益纷争。

我记得在“学习强国”的慕课里,清华大学的一名老师讲到教育管理时说:“某种程度上来讲,学校和监狱有一定相似之处。它们都有一定的规则,其中的人们要遵守这个规则,这个规则具有强制性。比如,义务教育本身就带有强制性;而且,上课铃声响起的时候,学生就要进教室;学生就要按时到校等等,都具有强制性。”大意如此,当时就让我耳目一新——这样的说法应该让学生家长多听一听,让学生多听一听才是。

学校不是一个过分张扬自我的地方。身为教师一定要在学生面前保持威严感——“恩威并施”是最高准则。很多新入职的教师特别喜欢和学生打成一片,觉得自己对孩子这么好,学生应该感受到自己的爱,从而加倍学习。我不能说这没有用,但我们不要忘了:只要是一个人,天生就排斥知识学习。不相信你可以问问自己,你已经是一名成年人了,现在让你学习一些东西,你会发自于内心乐意吗?你更喜欢的是“吃鸡”和看小姐姐吧?如果你觉得我的这种说法还很单薄,我给你举一个丝毫不掺水分的例子——卢安克。

很多人可能不太了解这个人,事实上他可是2006年感动中国的候选人。如果你在2006年已经长大成人,应该对他有很深的印象。卢安克在1997年来到中国从事教育工作,在广西的大山里待了18年,辗转多个村庄,生活简陋。他真真正正做到了和孩子们像朋友一样相处,甚至和他们在泥地里打滚。在这里,我们必须对他的精神表示肯定和赞扬,始终让我们热泪盈眶。

但是,我想换一个角度,他的这么多年坚持有没有显著提高孩子们的成绩,答案应该是“没有”。我还记得当年的采访片段,他自述在一些教学点,正是因为自己这些和学生亲密无间的做法才导致孩子们成绩不升反降,不怎么教育管理者的待见。他的希望一直是:不被打扰,不被报道。他就是单纯地希望和孩子们相处——就那么单纯。可我们呢,我们需要“成绩”,学生家长也需要“成绩”,十五年寒窗之后的孩子们同样需要成绩。

希望每个人正视这个现实,不要在该谈成绩的时候,跟我谈情怀。可以这么说,如果我不是主课老师,我所担任的学科没有任何考核压力,我也会和孩子打成一片,我也会在每一个家长面前伸出大拇指:“你的孩子是最棒哒,加油!”冷酷到底——在学生面前,“不要笑”是一个准则。这个建议应该还会受到很多指责:微笑,是人类最美的语言。

我承认:这句话是一句漂亮的诗歌,对今天的学生好像不那么适合。我的经历是:只要我在孩子们面前板起一副面孔,喜怒不形于色,学生的成绩往往比较好。当然,这并不是说我不为孩子们高兴,我会在走出教室之后,回想起一些可爱的孩子的脸庞笑出声来。我看到的景象是:那些从来不笑的老师,班级成绩往往名列前茅;那些初出茅庐的毕业生带第一个班级时,往往因为自己的笑而让考试成绩不如人意。

有的老师说:“如果老师不笑,学生还试图想笑;如果老师微笑,学生们就想大笑;如果老师大笑,学生们就会疯掉。”我觉得虽然偏颇,但还是有一定道理的。“以生治生”,这或许是一个办法“以生治生”是我看到身边一些泼辣的教师采用的一种办法,表面看起来非常有效,但我没有试过。具体做法就是:挑选出班级里的刺头儿,他们虽然学习成绩不好,但惩罚起自己的同学来非常有一套。

而且,同学之间的惩罚往往还不容易被学生家长挑刺。我经常见到这样的场景:违反纪律的学生被班级里这些学生揪出队列各种“收拾”,甚至于“脚踢”、“手扇”的行为(我特别不赞成,特别恶心)。奇怪的是,这种方法往往还比较奏效。唉,一声叹息。敬畏,敬畏,敬畏总之,我始终认为,现在的学生普遍缺乏敬畏之心。想要管住学生,必须让他们生出敬畏之心,最好是让学生家长也生出敬畏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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