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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00年前中国人统治了印度皮革厂
“
凭借印度教徒最看不起的职业，一代华人奔了小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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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加尔各答老中国城的核心区，“鲁迅大街”已经被换上了印度路名，孙逸仙路上的“宝兴餐馆”大门紧闭。而在一栋废弃的红砖小楼门口，2米左右高的垃圾堆散发着潮气，那里是传奇的南京酒楼仅存的痕迹。只有看见几家中餐馆门口的红灯笼，人们才能想起这儿还有个中国城。
近50年，印度本土华人社区人口减少了90%以上。印度中国城，成了一个“濒临灭绝”的社区。连中国菜市场上的粥铺都被越来越多的孟加拉人承包，变成了不熟悉的味道。
一个印度人在中国商店买酒
今天的人们已经难以想象，就在一个世纪前，加尔各答还是中国新移民“印度梦”的实现之地，客家人一度统治了印度皮革业。
“20世纪初父亲抵达加尔各答的时候，中国人过得像皇帝一样”，移民后代乔治·林说。
如今，只有过春节的时候，移民海外的华人纷纷回到加尔各答，中国城才能恢复一点往日的人气。
走，到印度造皮革去
1930年，李先生为了躲避战乱，坐上了从中国开往印尼的轮船。海上本来一切顺利，谁知轮船拐错了一个弯，目的地就这么从“印尼”变成了“印度”。
到了中国城，街上耀眼的红灯笼终于让李先生觉得，生活有盼头了。
加尔各答的麻将馆里，老一辈人正在消遣。
像李先生这样出来讨生活的人不在少数。英属印度时期，加尔各答作为首都，摇身一变成了国际化的聚宝盆。对底层民众来说，到加尔各答就约等于到了英国，是发家致富的象征。
那时的加尔各答中国城已是一片初具规模的小天地，洋气的英式小楼里布满中国饭店、商铺、赌场、鸦片馆，再走两步，还能看见热闹的同乡会和挂着红绸的关公庙。街上的中国人、印度人和英国人往来不绝，俨然一个国际化的商业区。
清末民初的底层移民很多没带家眷，有的在中国城发家之后，就顺势娶了二房。消息一经传出，就成了促使国内亲戚移民的“活广告”。
60岁的陈丽塔（音译）已经当了45年美发师，谈到塔坝中国城的美发沙龙，曾是加尔各答女人寻找时髦发型的首选之地。Ashoke Chakrabary/摄
1924年，中国城的南京饭店一开业就成了当地最高档的馆子，地位如同上世纪的北京莫斯科餐厅，去南京饭店吃饭才是“混得好”的证明。这家传奇饭店成了宝莱坞明星的最爱。据称20世纪50年代，周恩来也曾在访问印度期间前去就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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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原本一穷二白的移民，繁华的代价是日复一复的劳作。那是一个各显神通的时代，广东人做木工，客家人造皮革，湖北人当牙医，日本人开洗衣店。
威廉·王继承了父亲在1936年开的“上海公司”干洗店。他从没去过中国，但希望自己的孩子能懂一点普通话。Ashoke Chakrabary/摄
印度宗教等级森严，服务业常常被看成低种姓才会做的职业。尤其是皮革制造业，由于印度教奉牛为神灵，造皮革也被视为最低贱的行业。
而这恰恰是客家人擅长的活计。一开始，新移民只能从穆斯林教徒那购买皮革，制成精美的皮鞋。后来，一些贫困的移民开始在城乡结合部塔坝自己晒皮革。
本来是纯手工作坊，一战时期，许多印度皮革厂倒闭了，大家东拼西凑，用攒下来的积蓄买了机械设备，一下子升级成了皮革厂。
上世纪，中国工人在手工作坊晒皮
凭借出色的工艺，“加尔各答制造”成了驰名商标，畅销东南亚和欧洲。令皮革厂老板自己骄傲的是，“前美国远东军司令麦克阿瑟也以穿加尔各答生产的皮靴为荣。”
1960年代，塔坝皮革厂已经有近300家。客家人做的皮革和皮鞋几乎垄断了加尔各答的市场。这个一开始被印度人拒绝的行业让印度华人奔了小康，不仅有钱寄给国内的亲戚，还反过来养活了一大批印度工人。
湖北牙科专家也凭本事赢得了尊敬。在印度，牙医是个稀缺资源。湖北人每到一个地方，就花钱雇人沿街吆喝：“牙医来了，牙医来了！”人们就会像过节一样争先恐后来看牙。
艾瑞克刘祖籍湖北，如今是印度的知名牙医
饱暖思文化。有了钱的皮革厂老板成了建设中国城的中坚力量。23家皮革厂花钱建起“培梅”中文学校，让下一代接受传统教育，最多的时候有1000多个学生。
1969年，华人还办起了手工印刷的报纸。美国总统大选和社区新餐厅开张都会成为头条。
1940年代的培梅学校办公室
像每个新移民聚居区一样，黑帮斗殴也时有发生。但是“野蛮生长”的混乱中，中国城让一批批难民成功掘金，连在中国城卖炸虾都能养活一家老小。
中国市场上卖的炸虾在几小时内就会被抢购一空
塔坝皮革厂倒闭了
繁荣景象在1962年戛然而止。那年中印战争爆发，印度华人一夜之间成为众矢之的。
一切费尽心力建立起来的生活，突然脱轨并急速下坠。华人财产被冻结，工厂关门，数千人被当作间谍抓起来。
甚至有土生土长的印度人，仅仅因为名字听着像中文，也被关到了沙漠中的收容所。1962年中印边境战争仅持续一个月，但很多人却一直被关押到1967年才陆续被释放。
富裕家庭买到离开印度的票，逃到了美国、加拿大、香港，而穷一些的家庭则不得不留下，眼睁睁地看着生活从小康返回赤贫。那是中国城社区人数第一次锐减到万人以下。
一家鸦片馆改成的殡仪馆显得破败不堪。
生活还是得继续。到90年代，随着欧洲皮革订单激增，塔坝中国城获得喘息的机会，发展出200家皮革厂。
然而好景不长，好不容易恢复生机的华人造皮大业遭到了印度“产业升级”政策的会心一击。为了整治城市污染，印度最高法院1996年发布指令，要求将所有制革厂从塔坝转移到位置偏远的郊区。
因为舍不得自己的皮革厂，一些华人一度当起了“钉子户”，关起大门偷偷生产，门口还要有人放哨。然而即便如此，被发现的时候皮革厂还是难逃被“抄家”的命运。
只有四分之一的华人有条件搬迁，其他人因为难以承担搬迁费用，大多选择移民或者转行。
2011年，人力车来往在中国城的积水中。VIDURA JANG BAHADUR/摄
曾经的皮革厂老板李先生说：“我就是那时走投无路才干起了餐馆，当时一天能有三四家债主找上门，不改行就只能去当乞丐了。”
支柱产业一坍，中国城也像泄了气似的，一天天萧条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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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塔坝的华人制革厂大多已经关闭，只有中华美食还在顽强地延续，让整个社区转型成了“中国美食村”。
每天都有加尔各答的上等印度人驾车来到这里，驶过年久失修的狭窄路面，只为享受经过改良的北京烤鸭或者回锅肉。夜幕下，“北京饭店”、“热锅餐厅”、“碧宝思（Big Boss）”等中文霓虹招牌格外耀眼。
莫妮卡·刘在自家餐厅跟印度客人聊天。
莫妮卡·刘是如今中国城的风云人物，经营着六家餐厅。她拥有一处几亩大的院子，用来养狗和开私人派对。
提起曾经的遭遇，她还是心有余悸。1962年战争时，9岁的她和家人因为被怀疑成间谍，被关进沙漠中的收容所。
莫妮卡·刘曾经被关押的地方
出来的时候家里已经一无所有，全家7口人，而爸爸兜里只有24卢比，连一顿午餐都买不起。远在中国老家的祖父也因为断了经济往来而被饿死。
爸爸妈妈做了一个月炸虾，终于有钱租房子。而莫妮卡·刘也继承了父母的职业，从卖炸虾开始，拥有了一家又一家自己的餐厅。
莫妮卡·刘对自己的成就感到自足，这是属于第二代移民的白手起家史。
75%的年轻人都决定移民
由于华人社区人口从6万跌到3000，2010年，培梅学校因为缺少生源关停，学校变成社区活动中心。四层楼顶设有一座关帝庙，等待着逢年过节回来看看的老校友。而剩下的年轻人，至少有75%决定移民。
培梅的教室里，已经没有了学生，一名曾经的老教师写下了中文课的板书。
在高三学生杰弗瑞·李眼中，培梅学校只是一个和朋友打篮球的场所。他在加尔各答国际学校读书，毕业后打算去加拿大上大学。
他说：“大部分华裔的男生都要离开印度，去国外生活，大部分人都选择加拿大。我们在加拿大生活应该会比在印度的前景更好。”
对杰弗瑞·李的玩伴来说，打算移民的理由则没那么复杂，仅仅是“这里太热了”。101 India/图
听到这话，莫妮卡·刘笑了笑说：“所有的年轻人都打算这么做，到头来，估计就剩我一个老太婆留在这了。”
随着中国城的子民排着队移民，印度华人家庭都变得像跨国组织，几乎每家都有“加拿大-印度-华裔”亲戚。
刘丽玲（音译）和在国外的孩子视频聊天。101 India/图
家族产业总要有个接班人，继承家业几乎成了年轻人留下来的唯一理由。
廖峰基是一名餐馆“二代”，在台湾读书后回到塔坝帮父亲经营餐厅。他说：“现在我在加拿大的朋友比我在加尔各答的朋友还多。”
廖峰基站在全家福前。Ashoke Chakrabary/摄
在他Facebook页面上，最近一张照片是二十名印度华裔年轻人聚集在机场，他们正在向伙伴告别。他解释说，只有那些有生意的人才会留下来，其他人迟早会离开。
今天，当印度开拓市场的中国企业员工去中国城吃炸虾时，不知道他们是否会想起一百年前，先辈仅仅带着一张船票，就赤手空拳在这片异土拼出了一块自己的飞地。
参考文献
《走访印度最大华人社区：印度为何留不住华人心？》环球时报，邹松
《印度华人生活录》，经济管理文摘，孔晓红
《印度的华人社会与唐人街 ——以加尔各答为中心 》，山下青海[日]
《印度仅存的中国城将焕发新生》，朱诺
《海外华人——印度加尔各答客家人》，印度之窗
《Reviving Chinatown in India: too little, too late》，CCTV，Shweta Bajaj
《Chinese Indians：Kings no more，A last-ditch effort to save a dying community》，The Economist
《The Last Of The Chinamen》，101 Traces纪录片
《The Fading Chinatown of Kolkata》，101 Traces纪录片
《India’s Chinatown gets a makeover》，GulfNews，Anuradha Sengupta
《Chinatown, Kolkata：The Disintegration Of An Ethnic Enclave》，Shreya Goenka
《Chinese immigrants：A shrinking community》，Manish Basu
《Missing from Chinatown》，Shreevatsa Nevatia
《Mumbai Chinatown and Bitter Memories of the Chinese-Indian》，Sameer Khan
编辑 / J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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