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河南地直接迫近秦帝国政治重心咸阳,这一态势自然为秦始皇所不能容忍,也为其后秦人攻逐匈奴埋下了伏笔。秦始皇于统一后次年首度出巡,“巡陇西、北地,出鸡头山,过回中”。秦始皇此次出巡的真实目的史载不详,但此次仅巡二郡,可见路途不远,所需时间亦短,又不像其余诸次出巡,每于所经之地刻石铸辞、昭颂秦德,示强海内,即向新统一的山东六国展示秦之强盛,以消弭六国遗民反抗的企图;而陇西、北地均是秦国故郡,“示强”的对象应是活动于河南地的匈奴——尽管此时匈奴并没有侵掠秦国边境的实力,并且在短时期内也没有出现可能侵掠的迹象。
因此,秦始皇此次北巡陇西、北地很可能是与安排防御匈奴的部署有关,虽然这种部署最多是预防性的。三十三年(公元前214),秦始皇终于将攻逐匈奴的政策付诸实践，遣蒙恬“西北斥逐匈奴”,于新夺河南地置九原郡,秦人与匈奴的关系从此发生重大变化。3.北逐匈奴与直道的修建蒙恬北逐匈奴的军事行动进展相当顺利,是时匈奴的实力以及控制的区域恐怕相当有限,《史记》《匈奴列传》所谓:“当是之时,东胡强而月氏盛”,匈奴单于头曼甚至不得遣子月氏为质,以缓解来自月氏的威胁。
似可表明匈奴当时身受来自东西两方面的压力,其活动空间似乎主要局限于河南地一带。因此,在强大的秦军攻击下,“却匈奴七百余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马,士亦不敢贯弓而报怨”,贾谊在《过秦论》中所说的正是匈奴当时窘境的真实写照。然而,对秦廷而言,如何经营新夺取的河南地,则是较军事打击更为重要,同时也是更加消耗人力物力的任务。
《史记》《秦始皇本纪》载,秦人“西北斥逐匈奴”后,立即着手经营河南地,“自榆中并河以东,属之阴山,以为四十四县,城河上为塞。又使蒙恬渡河取高阙、阳山、北假中,筑亭障以逐戎人。徙谪,实之初县”。秦廷在采取修缮位于“河上”长城、移民实边、置初县实郡等一系列措施之后,修筑一条新的交通道路,以便有效地沟通九原郡与都城咸阳的联系,成为秦廷急需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
就在蒙恬初定河南地的次年,即始皇三十五年,直道的修筑就在蒙恬的监控下全面展开。历经两年多时间的修筑,这项浩大的道路工程基本完成。秦直道全长约700多公里,由于大体南北相直,故称“直道”。关于直道具体走向,史书多统言之“九原至云阳”,途经地点则记载不详。据著名学者史念海先生研究,直道南起秦林光宫,沿子午岭主脉北行,经旬邑县石关,黄陵县艾蒿店,陕、甘交界处的五里墩,至黄陵县兴隆关(沮源关)后,沿子午岭主脉西倾的甘肃省华池县东,至铁角城、张家崾岘,又直北经陕西省定边县东南,复折东北方向达内蒙古乌审旗红庆河、东胜县西,昭君墓东,至九原郡治所九原县(今内蒙古包头西)。
史先生的研究,是学界关于直道研究具有代表性的成果之一。直道的修筑需要沿途开山填谷,克服种种艰难险阻,在没有旧道可以利用的情况下,硬是从崇山峻岭之中、广漠的鄂尔多斯草原之上开辟出一条新的联系南北交通的大道。为加强中央政府与北边防区的联系,及时颁布政令,调动军队,巩固北部边防线提供了可靠的保证。长城的修筑及直道的开通,标志着在秦帝国北部边境已经构筑起一道坚固的防线,确保帝国首都咸阳的安宁。
二、修建直道的目的以及历史评价对于直道这样一条沟通北境与都城联系的重要交通道路,从历史遗留下来的资料看,除了关于直道起修的时间,及起迄点有明确记录外,对其修筑的目的性似乎没有明确的表示。《史记·蒙恬列传》载始皇欲游天下,道九原,直抵甘泉,乃使蒙恬通道,自九原抵甘泉,堑山堙谷,千八百里，道未就。”将直道的修筑与始皇二十七年后在全国范围内所修驰道等同起来。
而驰道的修筑,在汉人的眼中,特别是在汉“过秦”思想的影响下,除惊叹驰道之修工程浩大、形制华丽之外,更是与秦之暴政联系起来,如《汉书》《贾山传》曰：秦为驰道于天下,东穷燕齐,南极吴楚,江湖之上,滨海之观毕至，道广五十步,三丈而树,厚筑其外,隐以金椎,树以青松。为驰道之丽至于此,使其后世曾不得邪径而托足焉。
具体到直道,《史记》《蒙恬列传》“太史公曰”中的著名评论更为治史者所悉知：吾适北边,自直道归，行观蒙恬所为秦筑长城亭障,堑山堙谷,通直道,固轻百姓力矣。夫秦之初灭诸侯,天下之心未定,痍伤者未瘳,而恬为名将,不以此时强谏,振百姓之急,养老存孤,务修众庶之和,而阿意兴功,此其兄弟遇诛,不亦宜乎!何乃罪地脉哉?或许正是受这种“过秦”言论的影响,仅就直道而论,汉人似乎更关注的是“始皇欲游天下”,以及主修者蒙恬“固轻百姓力”与“阿意兴功”的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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