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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中关村在线 上面查的笔记本电脑靠谱吗,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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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中关村电脑网和太平洋电脑网上的报价准吗

比一般的各地的商家报价要高一些,但高的不会太离谱。
但也要看具体的地方,有的地方的物价就比较低,会低出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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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中关村在线和太平洋电脑网各有什么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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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zol下载什么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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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中关村最新电脑配置报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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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就是中关村商家提供的电脑配置,: 此配置适合家用,游戏,学习制图,办公等,性价比不错

10,电脑连不上网是什么原因?怎么解决?_

电脑连不上网,可能的原因有网络运营商的问题、系统设置方面的问题、电脑中了网络病毒、网卡驱动出现问题等。先看看你的邻居或者使用共同网络的朋友能不能上网,判断一下是不是整个网络有问题,然后再来排查其他故障。

一、台式电脑提示无法联网

关于电脑连不上网怎么回事的问题,在“Internet协议(TCP/IP)属性”中,可以看到Windows默认此协议将“自动获得IP地址”和“自动获得 DNS服务器地址”,当你的网络出现受限制的情况则很有可能是你网络中的DHCP服务器出现了故障,那么我们就需要手动输入IP地址和DNS服务器地址,看下公司其他电脑的配置,参照设置,注意把IP的最后一位改成不同的数,以免产生冲突。

1、一般电脑上不了网是网络运营商的问题,过一会自动就能上了,可以看下宽带猫的指示灯状态,如果信号灯一直闪或者完全不亮,那不是电脑的问题,是网络信号没有到电脑上来,可以打电话费网络运营商(电信或者联通)解决,一般城市都是24小时内上门解决,如果宽带猫的信号灯一直保持常亮,这就证明网络正常,请查找电脑或者路由器、交换机、网卡的问题原因。

2、有时候电脑连接不上网是系统设置方面的问题,如果是ADSL宽带,请重新创建宽带连接,重新拨号上网,要是连接有路由器,还需要检查路由器设置是否正确,一般路由器问题,可以重新启动路由器或者重新设置一遍即可解决。

3、电脑中了网络病毒,电脑可能会出现上不了网,用杀毒软件进行杀毒,或者重新安装系统能够解决。

4、网卡驱动问题和网卡损坏都会导致不能上网,如果是驱动问题,可以更新网卡驱动试试,一般网卡都是主板集成的,用主板的驱动光盘就可以安装网卡驱动。如果是网卡损坏,自己一般修理不了,直接买一新的网卡就行了。那么电脑连不上网怎么回事?

二、笔记本连不上网

1、在局域网情况下,只有你一个人不能连接网络时,右键单击“网上邻居”查看“本地连接”是否连接正常。如果小电脑打叉的话就可以判断是网络没有接好,这时候检查网线接口处是否有松动,重新插一次。如还不行的话,则检查本机与HUB或交换机的网络接口是否松动。

2、如果看不到“本地连接”指示,那么右键打开“我的电脑”-->“管理”-->“设备管理器”,检查有没有“网络适配器”,如没有的话,那么可以判断是你的网卡坏了、接触不良或网卡被氧化。解决办法:将网卡取下来,用橡皮擦一下,再重新插入,重复前面所述检查方法,如还不行,则更换新网卡。

3、先看看你的邻居或者使用共同网络的朋友能不能上网,判断一下是不是整个网络出现了问题。如果他们也上不了,就检查交换机、Hub、或傻瓜式的小路由器工作是否正常。主要是查看它们的工作指示灯是否和平时一样闪烁,或者寻找相关部门进行检修。

4、其它的驱动都正常使用吗?先试试看不用无线可以连接上网吗?

5、先检查下你笔记本上无线开关是不是不小心关闭了?无线网卡工作,灯会亮的。另外进设备管理器,看里面是不是有黄色叹号?看下是不是无线网卡驱动有问题?另外检查下你的路由器?用别的笔记本或手机可以测试下你的路由器?看别的无线设备能否正常接收信号.

6、看下是不是无线网卡驱动有问题,另外检查下你的路由器,有别的笔记本或手机可以测试下你的路由器,看别的无线设备能否正常接收信号,官网下载或者驱动精灵或驱动人生更新下无线网卡驱动。

11,榜样滴滴:全球最具价值创业公司的雄心_

滴滴出行总裁柳青说,滴滴永不止步

未来的愿景

在全球最大的共享出行企业滴滴出行,总裁柳青有个梦想:在不远的未来,可以在北京的家中直接“叫”来汽车。

“或许到那时我都不必用这个东西。”柳青拿着自己的智能手机说,“现在,只需要某种很酷的语音应用,支持这样的语音要求:我想出发,就是现在。”

汽车会在一分钟后到来。她不需要具体说明需要什么样的汽车,滴滴的人工智能引擎会预测她想要的车型。在判断出行需求之后,系统常常会在用户明确发出命令前就派来合用的车。有些时候,车里会有司机,但也可能是一套自动驾驶系统。

车辆可以在畅通无阻的道路上日夜流动。柳青说:“不再有信号灯。人工智能已经植入其中。”此外也不会有任何停车场:在没有需求的情况下,这些全电动汽车会安静地驶离,前往六环以外的车库。北京这座城市就不再需要为600万辆汽车提供停车场,因此城市将变得更加宜居。“我们周围都将是美丽的公园。”她说,“在你到达目的地之后,也不必被停车问题困扰。你只需要从容地离开。”

目前,中国的道路交通非常拥挤,空气污染也很严重。在这样的环境下,柳青描述的场景令人怦然心动。去年12月寒冷的一天,坐在滴滴北京总部的办公室里,柳青对这样的梦想能否变为现实非常乐观。滴滴有清晰的远大目标:成为一家全球科技和交通巨子。

滴滴的智能手机应用乍一看类似美国的同行Uber和Lyft,让个人车辆提供出行服务。但滴滴的一大不同之处在于规模。在中国400多座城市,滴滴拥有4.5亿注册用户,每天完成2500万订单,大约是Uber和全球其他所有共享出行应用总和的两倍。未来,柳青设想了更远大的目标:滴滴将使用大数据和机器学习技术,解决困扰城市地区的许多问题。“重新设计交通系统就是在重新设计整个城市。”柳青认为,“你会重新定义人们的生活方式。”

现年39岁的柳青于2014年受到滴滴创始人、CEO程维的感召,加入滴滴,此时距离滴滴的成立只有两年时间。在此之前,柳青曾在投资银行高盛供职超过10年。自那时以来,在争议声中,柳青已成为中国科技行业最具影响力的女性高管。她的光环部分来自于滴滴的快速发展,另一部分则是由于2016年个人顽强战胜乳腺癌的经历。

柳青的英语有着明显的美国口音(她曾在哈佛大学学习计算机科学)。在滴滴,她很快成为了与全球投资圈之间的联络人,同时也投入公司的日常经营。她的最近一次成绩来自于去年12月,当时滴滴获得了一笔40亿美元的投资,使全年融资额接近100亿美元。这笔交易也使滴滴成为了全球最具价值的创业公司(目前来看),估值达到560亿美元,超过Uber。形成反差的是,Uber的估值滑落至480亿美元。

在全球范围内赢得这项荣誉之前,滴滴的第一步是在主场击退Uber。从2015年开始,在Uber快速进入中国市场之后,滴滴启动了全面反击,以主导中国的共享出行市场。两家公司展开了激烈的价格战,并承受了高额亏损。最终,Uber于2016年年中承认失败,将中国业务出售给滴滴。研究中国互联网公司的北京大学美国学者杰弗里·道森(Jeffery Towson)表示:“在中国,滴滴获得了巨大的胜利。我认为,A计划就是‘碾压Uber’,而现在B计划是什么?全世界都在密切关注。”

根据柳青的说法,滴滴的这个计划就是不断成长。她表示,滴滴目前正在与汽车厂商合作,开发“从设计上就适合共享的”新型汽车。在中国,滴滴与十余座城市展开合作,利用本地化数据协助解决交通问题。滴滴还希望开发电动汽车和自动驾驶汽车,并重新发明汽车,使其成为终极的智能设备。

不过,滴滴最重要的目标在于全球市场。到目前为止,中国顶级互联网公司很少在本土市场以外推出服务。在中国国内,这些公司获得了监管的保护,帮助它们应对国外的“入侵者”。在这个方面,滴滴似乎也采取了审慎的策略,只是投资其他共享出行公司,包括美国的Lyft、印度的Ola和欧洲的Taxify。

然而2016年,滴滴与苹果签订了规模10亿美元的融资协议。当时曾有猜测,滴滴将配合苹果传闻中的进军汽车行业的计划。2017年,滴滴在硅谷成立了研究实验室,招聘了来自Uber和其他公司的人才,加速推进自主的无人驾驶汽车计划。

这次,滴滴将“很快”启动在中国以外市场的业务经营。柳青表示:“我们渴望成为一家服务全球交通行业的公司。”在这个领域,滴滴提出了宏大的愿景:在即将到来的世界中,与阿里巴巴、百度和腾讯等中国巨头一起,滴滴将拓展海外市场,在欧美有可能成为一家与Uber、亚马逊、谷歌和Facebook齐名的公司,业务将无所不在。

这个团队的理想起源于曾经共同经历过的痛点:北京糟糕的交通状况。根据GPS导航服务厂商TomTom的数据,作为中国首都,北京有2200万人口,是全球最拥堵的大都市地区。在这份榜单排名前20的城市中,有8座来自中国,远远超过其他国家。滴滴的公司名称也正是由此而来。在汉语普通话中,“滴滴”类似于汽车喇叭的声音。

每天早晨,在将3个孩子送到学校之后,柳青必须花两个小时,往返穿越十条环路,单程行驶40公里才能从北京东北角的家中到达办公室。她的目的地是中关村。中关村位于北京西北四环,这里互联网企业云集,常常被称作“中国的硅谷”。

其中一个园区属于联想,这是柳青的父亲柳传志创立的计算机制造商。十余家估值10亿美元的“独角兽”创业公司在附近设有办公室,而搜索引擎百度和社交媒体巨头腾讯也是如此。在我前来拜访时,这是难得一见的无污染天气,天空很蓝。数千辆共享单车停放在人行道上,程序员们戴着手套、穿着夹克,骑着单车赶往办公室。

滴滴的办公室分为四栋大楼。访客最先看到的是一系列可爱的汽车玩偶,这些玩偶分别代表滴滴的不同服务,包括基本的快车以及高端的豪华车。航空公司风格的白色湿巾放在篮子里,用来擦拭在雾霾天气户外沾染的尘土。

大楼里是典型的创业公司风格,这里有桌面足球、休息室、理发间、健身房和图书馆。滴滴的吉祥物,即笑容满面的小桔子,出现在几乎每面墙上(集团法律层面的名称为小桔科技,据说是创始人程维希望成为像苹果一样有影响力的公司)。在一个开放式区域内有个金属材质的旋转滑梯,让员工可以在楼层之间滑下。会议室中摆放着玻璃罐,里面盛着各种茶叶。

滴滴的7000名员工(大约50%是工程师和数据科学家)依靠手机社交app来收发信息。(在我拜访期间曾询问一名员工,她收到工作邮件的频率是多少。她的回答是:“有些天可能一封都没有。”)这里偶尔也会有关于工作文化相对强势的暗示:会议室里的海报显示,迟到10分钟的人要做5分钟的瑜伽深蹲作为惩罚;不过一直都不太清楚,这是不是个玩笑。

柳青本人个子挺拔,留着长长的黑发,刘海遮住额头,头发在脑后扎起来。她的办公室不大,摆放着她小女儿的绘画作品:一个卡通小猪躺在绿色沙发上。在她的办公桌上方,一个相框中写着中文字“初心”—坚持最初的梦想。这个座右铭或许也促使滴滴坚持专注于解决城市通勤者遭遇的问题。柳青回忆道,在2012年从香港搬家至北京之后,她和家人遭遇的糟糕的交通状况是促使她做出加盟滴滴这个决定的原因之一。由于没有办法买车(北京的车牌需要摇号),她有时候只能打出租车带孩子们出行。像其他很多母亲一样,常常需要在雨中等很长时间,或是看到司机呼啸而过不停下来。“有些时候,这真的很令人沮丧。”她说。

与此同时,也是她仍然供职于高盛期间,柳青见到了滴滴创始人程维,讨论投资事宜。年轻、低调而无比敏锐的程维,具有非凡的远见。当时,滴滴专注于解决中国低效的出租车派单系统。然而,程维的视野要宽广得多:他的梦想一直延伸到重新发明城市交通。最终,柳青被打动,于2014年加入滴滴。“当我从高盛辞职时,我的老板说,‘你是不是疯了?’”她回忆,“你要放弃这一切,转行去一家出租车公司?”

然而滴滴以雷霆速度扩张。公司开始提供基于私家车的共享出行服务,很快就在市场上赢得人心。在美国,有3/4的人拥有汽车,而在中国,这个比例是1/10。因此,市场对交通出行服务有很大的需求。柳青表示,在美国,大部分人都会发现,自己买车比使用共享出行服务更便宜,而“在这里恰恰相反”,尤其考虑到城市交通的压力、高昂的汽车购置税,各方包括政府都不再鼓励私家车发展,转而寻找其他的解决方案。

滴滴管理层的第一项任务是协调滴滴与国内主要竞争对手快的打车的整合。2015年,两家公司调整品牌,组成一家新的实体滴滴快的,然后又改名为滴滴出行。随后,滴滴面临更大的挑战:击退Uber。在2013年正式进入中国之后,Uber宣布了一项大胆的计划:征服中国市场。在两年时间里,Uber创始人特拉维斯·卡兰尼克(Travis Kalanick)投入了大量资金,对乘客的车费和司机的工资进行补贴,快速开拓至中国十余座城市市场。

作为回应,滴滴也进行了降价。两家公司都在烧钱:Uber亏损了20亿美元,而滴滴很可能还要更多。与此同时,两家公司又各自融资数十亿美元。面对白热化的竞争,滴滴促成了一些高难度的交易,在投资者的支持下,Uber举起了白旗。滴滴主导了停战协定,以18%权益收购Uber的中国业务。Uber一方的知情人士表示:“有那么多非常自负的人在场,因此如果不是柳青,交易永远也无法达成。滴滴意识到,关键时刻要做决断和取舍。”

在当时的内部邮件中,程维和柳青将这场大战描述成“惊天动地”。回忆2016年8月1日交易当天,柳青怀着担忧的情绪走进Uber北京办公室。当时,她尽量避免使用过于激烈的语言。“开始我觉得,‘不要到那里去’。这将会引起情绪波动。”她说。她担心滴滴高层的到来可能会影响Uber员工的士气。但现在,很多Uber中国的员工已经投入了滴滴的事业。

“我们能‘取胜’的唯一原因在于,我们没有失去自制力。”柳青说。她认为,滴滴的优势来自于在竞争过程中专注业务,推出了“6到7款”新产品,包括拼车、租车和城际巴士。其他人则认为,原因很简单:滴滴及其投资方都抱着背水一战的决心。关注科技创业公司的中国学者王彦波(音译)表示:“我从不认为Uber能取胜。对Uber来说,在中国烧掉20亿美元就是很大一笔钱。然而对滴滴,以及对腾讯和阿里巴巴来说,烧掉20亿美元在本土取胜?这算不上什么。”

对Uber来说,即使承认失败也意味着该公司能拿到滴滴的股份。这部分股票的价值无法确认,但滴滴的一名人士表示,这远远不到100亿英镑。不过,柳青坚持将这笔交易描述成为新的合作,而不是在战斗中取胜。整个硅谷都习惯了所谓“拼命奔跑 恣意破坏”的文化;卡兰尼克正是这种文化的象征。而滴滴是有意要和这种张扬的做法拉开距离。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是中美两种领导风格的碰撞。卡兰尼克独断专行,而柳青则认为自己有些内向。她表示,初入职场时,她甚至要专门练习如何在商业场合发表讲话。她说:“我和许多其他中国女性类似,认为默默埋头苦干是美德。”

柳青自己的抗癌经历也反映了这种行事风格。“那真是一种折磨。”她回忆2016年躺在北京一家医院病床上的时光,“如果说我有什么发自内心的感悟,那就是我下定决心,永远不对自己的选择感到后悔。”关于滴滴以及与Uber的竞争,她说:“这并不是为了让谁的骄傲得到满足。这无关输赢。如果我觉得这只是简单输赢,那么去Uber的办公室就是个糟糕的想法。”

首席技术官张博的未来交通蓝图

34岁的张博是滴滴的首席技术官。作为中国精英机构中科院的毕业生和前百度工程师,2012年,张博第一次和程维在当时滴滴非常狭小的办公室见面,就毅然决然加入了滴滴。如今,留着精神短发、穿着深蓝衬衫的他,坐在位于滴滴总部的办公桌后,畅谈无人驾驶的未来。

全自动无人驾驶汽车或许还要过几十年才能到来,张博说:“未来十年,我认为最可能的模式是自动驾驶和司机相结合。”目前,张博所负责的项目和谷歌的Waymo等竞争对手相比似乎稍显逊色,后者去年一年就新增了500辆无人驾驶汽车。不过张博透露说,滴滴正在中美两地测试超过10辆无人车的车队。随着滴滴不断扩展无人车的数量,他们还有一项重要武器:海量的数据。

滴滴平台上大约有2100多万司机,每日的订单量达2500万,每日新增数据超过70TB,并且覆盖了各种各样的行程信息,包括司机要去哪儿,预计到达时间,实时路况和交通反应等等。通过研究这些数据,滴滴的机器学习算法 “可以显示未来”,张博说道。

AI技术目前每分钟可以匹配千万对乘客和司机,这是滴滴决策平台“滴滴大脑”的部分功能。这项技术已经可以提前15分钟预测哪些区域的乘客会有怎样的用车需求,准确率达85%。张博表示,随着模型的不断完善,该系统能够通过增强学习,提前一个小时,甚至提前一天预测用车需求。增强学习是一种强大的AI技术,计算机能够通过实验不断学习,就像儿童通过不断试错进行学习一样。

无人驾驶技术是滴滴在加州山景城新实验室的研究重点。该实验室离谷歌总部不远,于去年成立,目前容纳有100名研究员,是滴滴全球500多人AI团队中的一部分。在张博的办公室内,他的电子时钟同时显示了北京和硅谷时间,显示出他对美国团队的关注。他的办公室还有一张他妻子和儿子的照片,儿子的小名叫“扎克”,张博解释说这是为了向马克·扎克伯格致敬,因为后者决定把自己的大部分财富都捐给慈善机构。扎克伯格宣布这个慈善决定的时候,正是张博儿子的生日。

张博领导的新实验的一部分工作是研究安全问题,以防止黑客篡改无人驾驶系统,甚至是汽车本身。但系统也会关注司机手机传感器所搜集的数据,包括加速模式和急转弯等。在综合乘客对司机的反馈后,系统可以判断和处罚司机的鲁莽驾驶行为,同时奖励安全驾驶的司机。

虚拟现实和增强现实是这个实验室的另一个研究重点,也是张博在大学所学的专业。张博表示,在起步阶段,汽车挡风玻璃和车窗将变成交互屏幕,帮助司机查看被建筑遮挡的道路。最后,当机器完全驾驶车辆以后,这些屏幕将用来进行视频通话、娱乐,或让乘客查看餐厅菜单等。

滴滴还提供更多增值服务,包括在很多豪华车安装特殊的空气净化器。去年,他们和国能电动汽车瑞典有限公司(萨博收购方)签署协议生产电动汽车。目前已有近25万电动汽车在滴滴平台上运行。滴滴对共享汽车方面的计划仍然保密,但柳青也透露了一些蛛丝马迹:未来的共享汽车不会有行李箱,因为很少有乘客会携带行李;未来人们会坐在大众汽车设计的共享汽车里,为了兼顾私隐,漂亮的玻璃间隔可以把乘客分隔开来。

好的设计将有助于把更多乘客装进每辆汽车,但AI对提升效率而言是最关键的。这个过程中,技术将能满足中国市场不断增长的出行需求。滴滴高管们可以从他们的电脑中调取实时的城市地图,这些地图囊括了来自数百万车辆的数据。北京的地图被分为了15000个像细胞一样的六边形,每条边的长度为700米,其中跳动的红点表示交通拥堵。“无论是晴天雨天,还是重要的日子或者上下班高峰期,每个细胞,每一秒,都在不断学习。”柳青对滴滴的算法很自豪。

不仅仅是滴滴,很多中国企业在加大对AI的投入。去年,政府提出了面向2030年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的指导思想。庞大的上网人口以及相对宽松的政策法规,无疑让这个目标变得更加可行。

在滴滴,机器学习帮助解决了最基础的问题,包括信号灯。智能交通首席科学家刘向宏解释道,不管是中国还是美国,“很多信号灯还是人工控制,每90秒切换一次”。在济南,滴滴利用算法结合平台的实时数据,为“智慧”信号灯提供了优化解决方案,降低拥堵10%以上。同样的解决方案已经应用于几十个城市。此外,滴滴还在为城市设计潮汐车道,以及优化公交系统。

机器学习帮助滴滴管理数以千万计的司机,其中大部分司机都是提供兼职服务。机器学习帮助滴滴更了解乘客们的喜好,例如他们不喜欢大声的音乐。而豪华车的用户希望司机可以穿着制服,但并不那么在乎司机是否会给他们开车门。通过AI,滴滴的判责系统可以分析得出,当订单取消时究竟是司机还是乘客的责任。这项判责让取消订单的投诉率下降1/3。

曾经,中国企业会向硅谷借鉴创意。如今伴随活跃的智能手机文化,普及的移动支付系统,柳青认为美国的公司已经开始从东方企业获得灵感。“不是中国在模仿,而是中国在被模仿” ,她在采访中说。

此前滴滴还没有太多在海外展示过技术能力,但很快会发生变化。滴滴App会在海外市场运营吗?“会的,”柳青回答。当问到什么时候?她答道,“很快” 。尽管路透社去年12月已经报道滴滴即将登陆墨西哥,但她在采访中没有透露过多细节。2018年1月,滴滴宣布收购巴西本土出行企业99(滴滴此前曾投资该公司一亿美金)。

滴滴硅谷研究院,是滴滴全球研究网络的第一个海外研究中心。目前公司仍未全力进军美国市场,尽管它并不畏惧市场中有其他竞争者。随着滴滴的全球化,他们必然会重新和Uber产生竞争,无论是在美国还是其他市场。

随着滴滴的国际化,目前公司估值已超560亿美金。滴滴的优势不仅仅在于资金。尽管大部分分析师认为滴滴距离盈利还有一些时间,但已然募集了超200亿美金,现金储备超120亿。这是自2014年阿里巴巴以IPO融资250亿美金后,融资最多的公司。

对于滴滴,未来仍将有诸多挑战。滴滴需要去避免Uber在国际化过程中犯下的错误;那些错误曾导致卡兰尼克丢掉了工作。目前滴滴加速了国际化进程,这意味着滴滴需要让更多外国用户熟悉这个品牌,也意味着滴滴要更加了解各地政策体系。

随着公司的成长,滴滴在国内也可能面临更严格的监管挑战。中国政府在2016年出台了网约车新政,对网约车司机的户籍进行限制。这项政策曾对公司北京、上海的业务造成过一定的影响,迫使滴滴投入更多努力招募和培训司机。

笔者遇到一位湖北司机,表达了对这个政策仍然心有不安。他每天5点半起床,工作十个小时。这是平台允许的最长工作时间。作为一个滴滴的支持者,他担心新政可能会让他失去工作。相比之下,他并不太担心会被机器取代。他认为机器无法在北京这么复杂的路况中完成驾驶。“在这儿,开车需要更好的驾驶技术”,他说“你要眼观六路,耳听八方。”

目前滴滴的业务结构相当独特:结合了前沿高科技和下沉的线下运营。平台通过机器学习为数千万司机匹配订单。未来随着自动驾驶技术发展,局面可能会有所不同。滴滴认为未来仍然需要司机。市场开发刚刚开始,无论增长多快,永远可以容下2000万司机。

最终,滴滴仍将面对一个更大挑战。面对风云变幻的共享出行行业,滴滴希望成为一股冷静的力量。不同于硅谷企业,滴滴并不热衷于成为表面的颠覆者。一些科技公司会躲避现实,让用户承担风险;这是柳青看到并警惕的事。“我们的业务人命关天,这点和电商不一样。人们在路上,可能会遇到事故和犯罪,是吧?我们时时刻刻要记得这点。”

“如果没尽量把所有事情都考虑周全,就没法成为真正积极意义上的颠覆者。”这是滴滴不断取胜的心得。“关键是要虚心;同时保持开放的心态。不要认为自己知道任何事”。

滴滴女性联盟的积极参与者尹柏杨(左)和涂婳(右)挑战女性职场发展的瓶颈

12,苹果经销商往事_

编者按: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子弹财经”(ID:wwwhygc),作者 杨博丞。36氪经授权转载。

1.最早的苹果产品只从普通手机店分销

2.苹果销量的确在下跌,但对分销商来说无太大影响

3.骗保事件让苹果更改在华保修政策

4.电商双十一实为业内人的狂欢,三分之二产品重回渠道商

5.手机厂商清库存基本都被回收商垄断

6.为了生存,经销商们别无它路

乔布斯时代的苹果,中国从未是其看重的市场之一,即便销量在突出的iPhone 4时代,他也从未做出像库克一样的举动——重视并多次出访中国。

当时的苹果处在金子塔的顶端,俯视着拥抱它的子民们。其中不乏中国消费者和中国手机厂商。

雷军说,在风口上猪都可以飞起来。但马云又说,风口过了摔死的都是猪。的确,在雷军和马云口中的金句,真真实实地在苹果经销商的身上应验了。

1月4日,苹果股价下跌近10%,收盘报142.19美元每股,创下了自2013年1月以来最大单日跌幅,受此影响,苹果市值跌破7000亿美元。

而在5个月之前,苹果股价盘中上涨超过2.7%达到每股207.05美元,成为美股历史上首个市值站上1万亿美元的上市公司。

短短百天,苹果市值从1.12万亿美元滑落至7000亿美元之下,市值蒸发超过4300亿美元。

苹果CEO库克在写给投资者的公开信中坐实了苹果下滑的趋势。库克甚至用到史无前例来形容当前中国市场对于苹果业绩的冲击。

对于苹果股价的下跌,外界多种声音不绝于耳,大多数的声音依然是:苹果缺乏创新,价格定位盲目自信,越来越多的人买不起苹果了。

如果一名消费者不喜爱苹果产品,那么他可以选择购买其它产品,但有一群人的命运被牢牢地栓在了这颗“苹果树”上,他们不敢轻举妄动地摇晃这颗树,因为他们不知道明天瑶下来的究竟是辛苦钱还是一颗真实的苹果。

01.

很多人对苹果的认知是从2010年的iPhone 4时代之起。在此之前,更多了解苹果这家公司的人,大多是从事设计职业的。

赵赵是一名从事平面设计的设计师,她在2005年拥有了人生中的第一台苹果电脑。对于记忆中第一次接触苹果产品,给她的印象是从未见过一件像艺术品的电脑。

“2005年,那是我从业的第一年,很少人知道苹果产品,因为那时只有苹果电脑和iPod。”当谈起这段往事时,许志豪依然很兴奋。

如今35岁的许志豪已是两个孩子的父亲,在业内大家称他为豪哥。相比他的老家河南,北京在当时来说是他梦寐以求的向往。

当「子弹财经」问他,如果当时不是2005年,而是现在,你还会来北京吗?许摇摇头说,“或许不会了。”

“我很感谢北京,也很感谢苹果,是它们让我有了今天的成就。但说实话,这活太苦太累,还要承受着压力。”许志豪在北京足足打拼了14年,现在他的分销线在全国有10多条。“现在的业务线比较多,除了苹果还有其它国产手机。”

可以说,许志豪经历了手机行业的变迁与发展。正是在手机行业十多年的拼杀,让他在北京安家立业。

“让你们做真的未必能行。”

“我们可以试试。”

“算了吧,真的别试。”

许志豪有一股冲劲儿,更有一股冷气。“我觉得你像一个杀手,随时可以让敌人毙命。”「子弹财经」开玩笑地说。

“或许是和我的性格有关,我不喜欢拖泥带水的干活。”许志豪斩钉截铁地说。对于狮子座的他来说的确有着狮子般的勇猛和杀气。

“最近也听说了媒体都在说苹果不行了,但我觉得没有说的那么惨,现在发往全国的货每天都有基本一车,大概两三百箱左右的机器(苹果手机每箱10台)。”

按许的说法,几乎每天都会有大概2000-3000台机器被分销到全国各地。

许志豪并非只做发售,他同时在做的还有新机回购业务。“回购的价格要比发售出的机器便宜100-200元,现在的利润并非很高,而且溢价也小了。”

2010年,是苹果在中国的第一个转折点。正是凭借iPhone 4让苹果一炮而红,同时红了的还有许志豪。

当年,在iPhone刚刚进入中国的2009年,许志豪对苹果也没有那么的上心,他觉得苹果不会轻易撼动手机界老大哥诺基亚的地位。

虽然以苹果做为主营业务,但他依然在卖其它品牌的手机,而对于iPhone 3GS他只是象征性地进了一些货。

“因为当时iPhone 3代在国内没法用WiFi,很多人都问我能不能搞到国外版本的iPhone 3代,当时我很惊讶觉得为什么苹果这么贵还有人会买,并且那时候国内的流量并不便宜。”许志豪很不解地说。

在苹果零售店盛行之前,多数的苹果设备都是依靠这些店销往全国

在当时,一台iPhone 3GS 16G国行的价格为4999元,在如今看来iPhone 3GS的价格却是如此之“平民化”,毕竟现在一台中端配置的iPhone XR 64G价格还需6499元。

在拥有苹果笔记本4年后,赵赵在一位国外朋友的推荐下购买了一台iPhone 3GS,而她购买的理由却是,“当时没有一款手机拥有这样大的屏幕,并且不需要键盘,很简约。”

的确,苹果改写了手机需要键盘操控的历史,让智能手机真正摆脱束缚,只需触摸屏幕即可完成任何任务。

通过许志豪购买iPhone的客户越来越多,索性为了更好地介绍苹果手机,他没有使用苹果的演示机,而是自掏腰包购买了一台iPhone 3GS,这一买让他一发不可收拾。“的确是很好用,很多手机都需要手写笔,iPhone不需要,并且触控很灵敏。”

02.

2010年,iPhone 4正式发售,这时的苹果已在北京三里屯和西单分别开设了两家线下零售店。

“排队超过400人,太疯狂了。那可是冬天啊!”北京的一位果粉向「子弹财经」讲述了那个颇为震惊的场面。“据说当时三里屯店的机器只有300多台,后边的已经没有机器了。”

“iPhone 4给我们的机器也很少,只有五箱,五十台机器,这已经很多了。”许志豪双手岔开比划着说道。

许称,当时分给国美和苏宁的机器更少,一个店大概只有两箱机器,但预约的人数有几百人。“怎么可能供的过来。”

对于缺货的原因,当时外界更多人知道的只是苹果在故意玩饥饿营销,以提高溢价空间。

“其实并不是那样,是因为富士康产能跟不上,那是苹果第一次尝试新工艺Retina屏,良品率不达标,并且当时只有深圳富士康一个工厂,需大于供。”陈东向「子弹财经」讲述当时的状况。

陈东现在也在做着手机生意,只是对于他以前的历史仍然历历在目,陈原先在苹果的国代公司神州数码负责苹果手机分销,从iPhone 3GS时代开始,神州数码一直与苹果紧密贴合。

陈东向「子弹财经」透露了当时的情况,“分销商的确很多,但那时候都没货,很多下游经销渠道都在加价卖。”

苹果的分销级别分为国代和省市代,国代一般代表国家级分销商,例如神州数码、佳杰、长虹佳华、方正世纪等;省市代一般为省或直辖市级分销代理,例如国美苏宁这些家电卖场;而更低端的则为区域代理,即普通渠道商。

“就连当时的国美苏宁也是找这些国代来拿货,因为他们没有苹果直接的分销权,不能向苹果直接拿货,得先经过国代,定价权在国代。”陈说iPhone 4发售时,溢价超出了他的想象。“国代本身就是带溢价出货的,国美苏宁他们在拿货不可能不赚钱,他们更要加溢价。”

当时,一台iPhone 4 16G的价格为4999元,而它的溢价大约在1500-2000元之间,就连一台已经使用了半个月的二手机器也能卖到4999元的原价。

李军是一位混迹于中关村的渠道商,他和许志豪一样来自河南。从2010年开始转战苹果,在此之前他一直在做功能机。“4代发布会结束后,很多同行都说今年要炒苹果,我听了后赶紧定了几箱货,并且雇佣了一些黄牛去下线店排队购买。”

2010年,中国还未被苹果列入首发国家,如果购买只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在官网直接购买,另一种则是现场排队购买,并非今天的预约式购买。

“因为苹果和国代签约了,分销数量也都有约定,即便不是省市级代理去炒货他们自己也会炒,但谁知道苹果的供货不足,导致了尴尬的局面。”陈东一本正经地说,仿佛他仍在国代做着本职工作。

按照陈东讲述的意思,当时iPhone 4之火并非人们熟知苹果这个品牌,而是因为分销数量的约定,让国代不得以而为之,加之物以稀为贵,货少自然就会导致价格出现溢价。“在当时购买的人群中,三分之二都是黄牛,他们的上家分别来自中关村和木樨园。”

当风口吹起来时,任何人都能在风口一跃而起。

许志豪激动地在诉说着当时的状况。“购买的人简直太多了,电话从上午打到晚上,可货就那些并且都是溢价出售,那也有很多人买。”

许当时进的五箱机箱机器在一天之内销售一空,而当时的溢价一台超过7000元,这一天他的纯利润进账10万元。

即便在2011年的春天,iPhone 4的溢价依然存在,只是一台比最初少了1000元。

“火了,真的火了,买机器到贴膜买壳一条龙服务。”李军兴奋地向「子弹财经」说道。

2011年初,在钢化膜还没有普及的年代,一张塑料贴膜和手机壳售价为50元,而进价分别为0.8元和0.5元,但不要小看这些配件,他们一天为这些商家带来的纯利在5000元左右。

“女性买这些占比一半以上,比男性更多。”这是带给李军最直观的现象。

同时,iPhone 4带来收益的好处并非只有做正规国行的商家,更多水货商也因此发家。

“我记得2011年中,那时托人从香港进了一批机器,有港版也有美版,但美版基本都有锁(网络锁),但是真便宜,比国行便宜2000左右,一台利润也基本有600-800元。”徐辉这条好汉,并不想提起他当年的勇。同样,他也在北京打拼了几十年。

之后的几个月,水货机开始在国内盛行,而盛行的根本原因是它比国行更便宜,并且同样可以用国内运营商的网络。

李军在后来也听说了这件事,但由于自己从事的是正规苹果的代理,不能知规违规。他只好让他家里的亲戚来从事这个生意。

“解锁很受欢迎,解一台50元,因为有锁机过来不能直接插卡用,得越狱后进行解锁才能用。”那时,很多人并不知道解锁是什么,也并不熟悉它究竟是怎样被解开的,更多人的心理是终于能拥有一部苹果手机了。

许志豪把这个现象称为“人群效应”,相对于羊群效应,它传播地更为广泛,甚至连二三线城市的人都争先恐后地要购买它。“其实你说是国人爱慕虚荣吗?我觉得有一些,但不完全是,还是因为别人没有但你有。”

或许,许志豪的意思是,苹果拥有足够的创新力,推翻了一成不变的手机市场。

毕竟在当时,除了诺基亚、三星和摩托罗拉,在国产手机中没有人能与之相提并论。

的确,在2010年和2011年,苹果大肆进军中国市场,全国“大扫荡”就此展开。

就在苹果在中国市场一战成名后的第二年,oppo并没有开始模仿苹果,而是推出了类似诺基亚N97的机型X903。

一年后的2012年,雷军创办了小米公司,举起了中国互联网手机的大旗。而后,华为独立荣耀品牌,也开启了互联网手机销售新模式。

但,在这些从事代理或渠道商们的眼中看来,小米并非是第一个通过网络发售手机的厂商,第一个在中国利用互联网卖手机的人是苹果。后来,小米从线上转战线下,多种操作路径都与苹果相仿。

03.

iPhone 4的出现,让许多国人认识了苹果。

苹果在其手机发展史中共有四次关键的转折点:第一次是iPhone 4时代,第二次是iPhone 6时代,第三次是iPhone 7时代,第四次是iPhone X时代。

从火爆到低温苹果走过了十年,正是这十年,让这些从事苹果生意的人从风口上起来,又跌落到风口之下。

他们也很痛苦。

2012年,苹果为了解决产能不足的问题,联手富士康在河南郑州设立生产基地,投产后,苹果手机供应不足的现象得到一定缓解。

同样在这一年,苹果爆发了史上第二次质量门事件,手机后壳脱色掉漆。而第一次事件则是众人熟知的iPhone 4信号门事件。

“也有客户找过来的,但我们毕竟只是经销商能做的也有限,只是说有问题找苹果售后解决。”许志豪说起iPhone 5代掉漆事件满肚子怨气。但最终苹果方面也未就该问题给出最终解释,客服统一口径地说,外观问题不予保修。

2014年9月,iPhone 6系列发布,同样它未在中国首发。但却成为了苹果在中国销量历史上的最高峰,达到1.7亿部。“只有6系列能与4代相比,其它几代都不行,包括今天的iPhone X。”许志豪说道。

在那一年,许志豪出货的iPhone总量达到约百万部,其中iPhone 6系列占下半壁江山。他依然清晰地记得,在发售当天忙得不可开交。“从七点多开始电话不断,五个兄弟齐上阵一起打包发货。”

闪送流行于2014年,其实多半是苹果发售为他们带来的客流。

据常驻中关村的刘师傅讲,从2014年入行起,他几乎每年的秋冬都会来到中关村,似乎这已成为他亘古不变的约定。

“同行们都会在群里提知会苹果什么时候开卖手机,早上六点起来直奔中关村,距离近的话往返中关村基本要小十趟,远的话就四五趟。”同样,与刘师傅相比,赵师傅在2015年入行,不过他最长居的地方是木樨园。

iPhone 4时代起,中关村及木樨园汇聚了大量商家

正是在苹果手机发售的这一天,闪送的师傅们便会像一只只蜜蜂从丰巣中飞向不同的地方,最后又回到丰巣。爆单是在这一天大家经常谈论的话题。

李军就经历了这样的事情。“就拿去年iPhone XS系列发售来说,真的叫不到单,闪送、达达、美团齐上阵,叫了半个多小时才有人接单。”

但紧接着,李军叹气道,“苹果现在越来越不好干了,去年的XS Max至今总共才卖出去一百多台,这在往年是无法想象的。”

据李军和许志豪大致统计,在渠道端iPhone XS Max的销量位居新品第一,其次是中端机型iPhone XR,最差的则是iPhone XS。

许志豪说,“因为XS和X没什么太大区别,不像Max和XR都有双卡。”

许志豪向我们透露了大致数据,他去年所销出的iPhone不到百万部,相比iPhone 6时代的百万部天差地别。

而李军并未向我们透露数据,只是说去年靠卖苹果手机的销量比前年少了大半。

去年底,中关村开始淘汰落后产业,鼎好电子城是最后一个搬迁的。从2011年开始在中关村鼎好电子商城开店的李军很是不舍,现在他搬到了距离之前50米的e世界,这里是许多原先鼎好电子城商户的聚集地。

李军没有退路,摆在他面前的是家中的老人和7岁的儿子,压在他肩膀上的唯有努力与责任,他只好咬牙坚守着这个职业。“即然出来了就不能往回退,我还有这帮兄弟陪着。苹果的形式也就这样了,卖卖国产机收支还能达到平衡及盈利。”

开年过后,李军忙碌了起来。越来越多的客户从购买苹果转为了购买国产手机,华为、小米、OV、一加成为了他销售的新主力军。

徐辉是一家手机店的老板,他在2013年开始经营手机生意,至今已有六年。与许志豪和李军不同,他的主营业务是维修和以旧换新。

2013年,中国315晚会痛批苹果在中国大陆地区执行与国外不同的售后双政策,此举引发众多消费者的抵制。

苹果迫于舆论压力不得不在中国更改了售后政策,由原先的不换后壳改为整机更换与重新质保。

而这,为一些骗保组织打下了“坚定”的基础。

正是在这一年,徐辉在业内听说,可以利用苹果售后漏洞,将一台在保的苹果二手机通过官方渠道更换为一台全新售后机。从此,徐辉的“发家政策”显得轻而易举。

那时,一台iPhone 5S的回收价约为2700元左右,去售后换机的成本约为150-200元,由此一来,换出一台新机的成本仅需约2900元,直接售卖便可卖到约3500元左右。

而当时,市面上的全新iPhone 5S价格是4999元,即便从渠道拿货,价格也在4000元以上。

因此,这一举动在业内人尽皆知,甚至发展成了骗保组织,专职从事换新,一些中关村商家也开始利用换新机充当全新机对外售卖,谋取利益。

而这些骗保组织,经常蹲守在一些苹果零售店门口,他们手中提了一箱要保修的iPhone,然后轮番上场去天才吧要求维修售后维修。

“去零售店换新的一般是黄牛,肯定不是经销商或者维修商,他们基本都去授权店直接换。”徐辉口中的授权店便是苹果指定的授权维修商,在这里维修的服务与流程和苹果官方一致。

“因为都是同行比较熟,一般会直接开单换机。”在换机并没有那么严格的曾经,授权店成为了另一部分人的天堂,而换机“重灾区”非百邦莫属。

当时,百邦一些员工与中关村或深圳华强北店家串通,形成了上下两级换机网络,换机成功便可获得“换机辛苦费”。

据一位曾在百邦工作的员工透露,换一台机的费用大概是200元,如果一天换了10台,那么就是2000元的利润。“在利益面前谁会想那么多啊。”

从2013年起,苹果中国的售后政策与美国同等,只要iPhone没有故意破坏迹象,官方售后便会直接换新,但这个政策活生生的被中国骗保组织玩坏,苹果不得不调整在国内售后策略,由只换不修改为了只修不换。

对于换机,一身正气的许志豪向「子弹财经」吐槽,“中国一些商家的做法玩坏了游戏规则,最后影响了多数消费者的权益,本来换机是挺好的一件事,现在可好,光返厂修机就要20天。”

目前苹果在中国建立了新的售后机制,经过这些调整后,据苹果公布的数据显示,iPhone在中国售后欺诈行为占比在30%-50%之间。

04.

“现在管控越来越严,没法做了,很多机器都是修,这样就得压钱,但也可以有部分利润。”徐辉对「子弹财经」讲。

徐现在依然在做着这些生意,只是利润已经大不如前。“现在店里都没几个人了,放在两三年前都不是这样。”

往常年底,都会有大批企业找到许志豪来采购年会所需的手机、平板和Mac电脑,但今年他发现来采购的企业越来越少了。“苹果最风光的时候已经不再了,去年连企业采购的人数都少了一半以上,冬天不好过了。”许志豪无奈地说道。

身处中关村的李军也有同样的感受。“一般是11月、12月两个高峰期,因为企业大多是在这时候办年会,采购的也会多一些,今年就光中关村地区已经没几家来采购了。”

在中关村,有越来越多的企业选择搬离,原因是房价租金即将上涨,同样是中关村,ofo没能逃离厄运,甚至一度靠卖固定资产度日。

根据最新数据显示,2018年全球智能手机出货量下降3%至14.2亿部,首次出现年度下滑,手机行业整体趋冷。

这些机器均是电商渠道的直供货

但在双十一,京东、天猫、拼多多手机销量在迎辉煌,各大手机厂商竞相在微博、微信朋友圈中晒战绩,丝毫看不出手机行业整体趋冷的态势。

“实际没有那么多销量,你要知道双十一大批的货从国代放出去,最后经过电商又回流到了我们省市代。你说数据是真还是假?”许志豪抛出了一个问题。

不单单是许志豪,李军和徐辉在这天也异常繁忙。但不同许志豪和李军,徐辉在这一天忙着在天猫的各大电器商城和拼多多薅羊毛。

“京东现在没多少优惠,双十一价格比渠道拿货都高,没法搞,天猫和拼多多还可以,不过利润最大的还是拼多多。”在徐辉的战绩里,他从拼多多一次购买了十多台iPhone XS系列和iPhone XR,加上另外两个店里的员工也购买了几十台机器,预计利润在6000多元。“货到了直接交给渠道商回收,一台几乎200元没问题。”

讲起此事,李军却不以为然,他已经习惯了一切。“这有什么,每年还不都是这样?真正购买的消费者没有多少,尤其一台全新机买的时候七八千,我用二手机都不会每年都换。业内都清楚是怎么回事,为了流量。”

“除了厂商,每个人都是得利者。羊毛党从电商买回来直接发给我们,标签都还在,过了双十一能看见市场中几乎每家都在卖贴有京东标签的机器。”许志豪面无表情地说着这些,紧接着话锋一转。

“不过这几年手机的确不好做了,买的人减少了许多,更多的是放给下游渠道的货。”

去年,许志豪的同行朋友问及他是否要接手一批国美手机,被他一口回绝了,他的确听说过国美手机,只是这个手机并没有在市场中卖出几台。

“国美手机没没多少渠道在卖,最后的库存干脆直接扔给其它商家了,有很多都在接手,比如爱回收、顺丰这些商家。”

除此之外,中国移动自家的手机也在清理库存当中,模式与国美手机的操作路径相似。

“你要说苹果给大家带来了什么,它的确带来了不一样的东西,包括从体验到设计,现在国产手机做的也很好,我也在卖,甚至有的销量超过了苹果。”

当谈及苹果在中国没落时,许志豪也透露出一丝悲伤,毕竟他是靠苹果发家的,从情感来讲,他也爱着苹果。

“苹果是之前唯一有溢价的产品,也是目前为止最保值的产品。虽然说作为国人应该支持国产手机,但苹果的一些方面我们的确学不会。”

红时不捧,落时不黑是许志豪做生意的原则,无论别人怎样,自己仍然坚持着那份正义感,这在当今的生意场上并不多见。

“即便生意做不下去了也不能怪人家,因为你选择了这行就要有敬畏心,也要坚持做下去。就像金立也坑了我不少钱,但最后能怎么样呢,生意不是还得做。”许志豪一本正经地对「子弹财经」说。

李军还在中关村e世界坚守着属于自己的天地。对于苹果,他觉得创新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是现在人们对于手机的换机需求并非刚需了。

“国产机现在卖的挺好,但销量方面也放缓了,华为和荣耀的旗舰机买的人的确比苹果多了,但并不像外界说的那么多。”

许志豪说,华为mate 20 Pro系列之所以出现溢价,是与其绿屏门事件有关。“LG供应的屏幕质量出现问题,导致华为产能直接延后。跟iPhone 4一样,本身就没有多少货,买的人又多,溢价肯定随之而来。”

当然,Mate 20 Pro又催生了一些换机组织。“之前很多人不知道可以换机,有收来的二手机直接去售后换新。”徐辉说道。

对于徐辉来说,生活摇摆不定,究竟是坚守还是撤退他想了很久,但最终还是在拼命坚持着。“靠苹果挣钱越来越难了,无论是售机还是维修,X系列的工艺越来越精湛,维修技艺不在是单纯的普通人都能修了,而需要的是一定的技术积累。”

如今,苹果在Mac电脑中升级了加密芯片T2,除了直营店或授权商以外的第三方将无法维修其电脑主板。

未来,苹果是否将加密芯片伸向手机或平板电脑我们不得而知。

“如果真是这样,那苹果主板维修几乎没法干了,只剩下换屏之类的。”徐辉无奈地说。这对于从事手机维修的人来说是一个致命的打击,因为最挣钱的业务基本都来自于主板级维修。

“对我们的影响基本不是太大,毕竟我们没有维修,而且也不像手机店一样频次不固定,到点我还是要发货。”许志豪斩钉截铁地说。

的确,苹果的升级对于一些经销商来说并无大碍,甚至不伤元气。不过,许志豪最后说道,“明天不知道又会是谁倒下,但我依然会在。”

05.

苹果入华18年,iPhone入华10年。像许志豪、李军、徐辉这样的人,在北京或者深圳,诸多人与他们的经历相仿。

从「子弹财经」历经一天的访谈中,每个人都有每个人对于时代、对于行业的感触与梦想。

同时,我们也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在这些经销商中来自河南地区的比重较大,其次是河北和浙江。

对于常人来说,他们只是一个经销商,只是一个卖手机的普通人,但在他们的世界里,这就是一切,这是他们赖以生存的“家园”。

正是这些人经历了中国乃至国际手机品牌的变革与发展,时代在变,但不变的是大家的情愫与坚守、坚持与艰辛,就像农村人扎根于城市,他们有时的确是一颗钉子,但他们别无选择。

当谈及出路之时,他们并没有过多的悲伤情绪。

他们大多数人现在的策略基本一致,在销售苹果手机的同时,也在销售苹果其它产品或其它手机品牌产品。多元化成为了他们的“领路人”,而未来,就像许志豪说的,无论谁倒下了,我都依然在。

这些经销商们大多把青春奉献给了苹果,但苹果回报给他们的却是沧桑。

这或许是一个永远都讲不完的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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