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主张面向自我，背对现实，强调时代精神的淡化，致使玄妙的“空灵感”被当作文学的最高艺术境界，对现实的“超脱把握”被视为作家“精神自由”的最高体现。就连过去一直遭人垢病的“为艺术而艺术”的口号，也被一些理论家加以肯定。但是，“乡土”和“寻根”小说却以自己的独特努力，直接推进了各自文坛上的现实主义发展。
以“乡土文学”而言，作品就大都是从感受最深、不免时时撞击心头物的生活回顾中提取素材的。由于写作动机并非急于提出问题，而是在浓烈的乡思驱使下重新咀嚼和再现故乡生活，因而作品不仅以真实生动的乡土生活画面，成功地跨过了学校生活和恋爱关系这狭小而用滥了的范围，为新文学开拓出了一个极富审美价值的题材领域，而且一扫前期面壁虚构的概念化毛病。
首先在坚持创作从生活出发、如实反映生活这一点上，有力地推进了新文学的现实主义，既比20年代初期“问题小说”（以普遍存在的社会问题为题材的一种小说）的作者观察生活的视野开阔得多，抒发的情感更为切实。“寻根文学”虽然往往不是此时此地真情实景的真切再现，而是现实世界和感觉世界的有机融合。但由于作家每每都是用写最具体的来表现最抽象的，特别是把创作深深植根于民族文化、传统文化和地区文化中，重在写出本民族的文化心理、历史文化背景和传统文化素质，这就使创作既有了坚实的生活基础，又把对人的审美观照由传统的单一政治视角转向综合的文化视角，这对真实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促使人物形象塑造由传统的扁平向立体转变，起到了推动作用。
可以说，这是继“乡土文学”后，我国现实主义创作手法上的又一场革命。02 二者都体现了中华民族要求变革自身的时代精神与激情“乡土文学”与“寻根文学”的现实主义文学精神，它所体现的正是我们民族要求变革自身的时代精神与激情。20年代“乡土文学”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通过风情特异的选材，在现代意识辉映下，真实地展示旧社会农村长期停滞造成的落后、贫困、封闭、沉闷，以及封建文化陶铸下的农民灵魂的原始、愚昧、麻木和冷漠，对乡村古老的群体生存方式，既包括生态，也包括心态，作出深刻的剖析与批判。
那些表现点缀着冷酷、野蛮习俗的作品，比如王鲁彦的《菊英的出嫁表现的浙东乡间的“冥婚”风俗，台静农《烛焰》中描写的“冲喜”、 许杰《惨雾》中描写的村落间的“械斗”、彭家煌《河鬼》中的“小女婿”现象、台静农《红灯》中的“鬼节”放河灯安慰死者、许杰《赌徒吉顺》中的“典妻”、蹇先艾《水葬》中的将小偷沉入水中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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