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所灭之国,楚人的做法是迁其公室,存其宗庙,保其疆土,抚其臣民,用其贤能,而不以俘掠奴隶为好。这些大的文化背景已经充分昭示了楚文化的个性与气魄,楚文化也由此成熟起来。楚文化的鼎盛期是战国时期。此时,铁器得到普遍推广和应用,铜器生产登峰造极,漆器、木器也应运而生,丝织、刺绣兴旺发达,城市建设欣欣向荣,物质文化可算是达到了顶点。
与勃兴期明显不同的是,鼎盛期的楚国精神文化大放异彩,给予后世极大的启迪。从哲学到文学,从字画到乐舞,无不独领风骚、彪炳千秋;更为重要的是,楚人的政治社会体制、民族文化心理、日常生活方式等趋于成熟定型。楚文化的转变期是在秦汉之际。秦国灭掉了楚国,并排斥楚文化,使楚文化遭受重大打击。但楚文化的精神因素方面远比物质因素方面根深蒂固,因此楚文化被打而不倒。
秦末,楚人刘邦、顶羽大兴楚文化,使楚文化有复苏之势,但楚文化的发展终究是不可能离开物质文化发展根基的。汉武帝独尊儒术后,自成体系的楚文化不复存在,但楚文化的某些因子与传统中原文化一样,成为新的汉文化的组成部分之一。至此,南北文化相互交融,彼此促进,共同创造着中华民族的灿烂文明。楚人为什么尊凤崇凤?“凤”,是楚族、楚国尊严的象征,是楚人的图腾。
楚人尊凤是由其远祖拜日、尊凤的原始信仰衍化而来的,迄今已通7000年有文物可考的历史。楚人认为自己的祖先是火神兼雷神的祝融。汉代《白虎通》说,祝融“其精为鸟,离为鸾”。《卞鸦·绛鸟》注曰:“凤凰属也”。可见,祝融也是凤的化身。而在楚文化遗存中表现有大量人首蛇身和人首鸟身的图案,这正是楚国的先民们经历了对鸟的崇拜,并由此开启了我国传说文化中“龙凤呈祥”文化渊源的滥觞。
楚人尊凤的影响渗透到各个领域。例如在楚国的文物中,凤的图像、绣像和雕像不胜枚举,楚人衣服上的刺绣图案也是以凤为主要内容。此外,还有“凤鸟双连环”、“虎座凤架鼓”、“凤龙虎绣罗禅衣”等。楚人崇凤一直沿习至今。1992年,在古城荆州的大东门处耸立起了一座气势雄伟的城徽—一金凤腾飞。这座城徽的建筑结构分三层平台,上中两层的平台四周,护以雕刻有多种凤形纹饰的青石栏杆,占地面积2500平方米,主体雕塑的下方基座高4米,用红玉色的大理石砌成。
主体雕塑用材为不锈钢,高达8.5米,自重3500公斤。“金凤腾飞”分上、中、下三个部分。上部是一Q展翅欲飞的金凤,中部是一轮朝阳,造型如同神话中的九齿风火轮,下部为长方形的基座,饰云雷纹。以凤作为荆州城城徽是非常适合的,因为凤乃中华民族所推崇,楚”是尊凤的民族,“凤”是楚人的图腾。在中国历史的长河中,湖北在经济文化上占有什么地位?湖北是中国开发较早的省份之一,在距今四五千年前已有陶器制作和水稻种植,京山县屈家岭文化遗址的发掘可以证明这点,后来发掘的商代古城盘龙城遗址也是更有力的实证之一。
战国时,楚郢都(今荆州市江陵县纪南城为其遗址),是长江流域“楚文化”的中心,同黄河流域中原文化有密切联系,同为中国文化的发祥地,楚国曾建都于此长达411年之久。春秋战国时期大冶已有采铜冶炼。秦汉时,湖北接近黄河中下游地区,凭借南阳到襄阳之间驿道的密切联系,使得江陵和襄阳发展成经济和军事重镇。在南北朝时中国经济中心开始南移,两湖地区得到加速开发,这得益于大量中原居民南迁。
唐代湖北地区的衣作物如稻、麦、麻、茶和蚕丝等有较大发展。江陵成为中国南方经济中心。宋代江汉平原广泛挽堤围垸(yuan),出现垸田这一特殊的土地利用形式,使得汛期经常被洪水淹没的江汉平原成为主要农业区,开始有余粮输出,故在元明时流传有“湖广熟,天下足”的民谚。唐宋时,武汉即以商业著称,江夏城(今武汉市武昌)和建康(今南京)、临安(今杭州)并列为南宋三大都会。
明中后期,棉花经引种进入汉江下游和“举水”“倒水”下游地区,至清中期棉花种植面积和产量已跃居经济作物首位,由于这一原因使得手工纺织业迅速发展,也使得武汉成为长江、汉江沿岸和两湖地区农副产品的大集散地,汉口逐渐发展成中国四大商业名镇之一。鸦片战争后,帝国主义势力由沿海侵入内地。湖北的汉口、宜昌、沙市被辟为商埠,开办工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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