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肖朴生等人的引导下,我由一名普通的求学青年迅速锻炼成长为一名坚强的共产主义者。 由于父母早逝,肖朴生自6岁起便随胞兄肖树林一起生活。在兄嫂的关怀下,他先就近读私塾,后考入成都高师附中就读。1919年冬,肖朴生中学毕业后考入成都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第二期)学习,在“五四”运动的影响下,他和穆青、陈家珍、周权、程子健、李大章等勇敢地站在反帝斗争的前列,他们一起组织了进步团体“劳人团”(又叫劳人会,即劳工神圣的意思),在紧张的学习之余,他们走出校门,到社会上去宣传抗日爱国道理,使劳人团成为当时成都地区两个有影响的团体之一。

1920年12月15日,肖朴生等70名同学由四川省政府派人护送,乘法国邮船“智利号”从上海起程赴法,历时35天,于1921年1月20日顺利抵达法国南部大港马赛。在华法教育会的安排下,他们经由巴黎分送各地,开始了勤工俭学的生活。就在肖朴生于一所中学学习半年后,华法教育会停止发放所有留学生的生活维持费,他不得不进入克鲁梭“史莱德钢铁厂”做散工以维持生活。

在这个法国最大的军工企业里,肖朴生认识了同样也是做散工的邓小平。 1919年底,邓小平考入重庆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学习,1920年10月来到法国求学,比肖朴生先到巴黎3个月时间。 另外,华法教育会的一些工作人员的腐败作风及其对勤工俭学学生态度冷漠,并宣布停发留学生的生活维持费,加剧了勤工俭学生生活的危机。

在这种情况下,勤工俭学生们被迫过着朝不保夕的穷困生活,睡街沿、捡法国人扔掉的剩食品食用者有之,加之生活卫生条件极差,生了病也无钱治疗,他们中饿死病死的勤工俭学生人数超过了30人。 在法国,饿死病死了这么多勤工俭学生,由此引起了“争吃饭权,争工作权,争求学权”的“三权”斗争。首先是数百名勤工俭学生1921年2月28日争“三权”涌向中国驻法公使馆向陈录讨要生活费,陈录被学生质问得哑口无言,同学们高喊“打”的怒吼声镇住了陈录,他被迫答应向学生再发放三个月生活费,同时也说要留法学生回国,但是陈录一方面答应同学们的要求,另一方面又通知法国警察抓捕了十几名“反饥饿运动”的同学,这就激起了同学们对陈录的反感。

勤工俭学生们为了实现理想和抱负,也为了自救,于是自发地组织了很多团体,而其信仰各异,背景也各不相同,包括肖朴生、黄里州等人从成都带来的“劳人团”,蔡和森、萧三等人在长沙组成的“新民学会”,周恩来、邓颖超在天津组织的“觉悟社”,赵世炎、李立三等人领导的“劳动学会”,李维汉、李富春等领导的“工学世界社”,还有无政府主义、国家主义以及神学宗教方面的团体数十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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