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民初的人们是怎样传递邮件的?

大家好,我是历史爱好者,下面我们一起探讨一下这个问题。清末民初,邮差作为一种社会职业已经得到了相当的发展,成为我国近代邮政发展史上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学术界对此却着力不多,鉴于此,梳理史料,探究当时的邮政管理制度。依据交通工具的不同,清末民初的邮差大致可分为步差、骑差、车船差三种。1、步差一般来说,步差即步行送交邮件的邮务人员,又称步班邮差,具体说就是邮差通过肩挑背负步行运输邮件,有时也会借助手推车之类的工具步行运送邮件。

步差较骑差多运送相对轻便的邮件,每日约走数十公里。在铁路、公路尚未修筑或水路阻断时,步递是邮件运输的主要方式,因此,步差也就成为邮差队伍中主要运送力量的一种。清末民初邮差邮路按城镇乡村距离远近,分为若干驿站,每站距离大约百里,轻便邮件当日内可以送到,较重者隔日也能到达,且“设有昼夜快差,速度快的每日可达一百多里,迅便尤甚,因邮局逐渐推广,而邮差线亦日见展长”。

民国三年(1914年),驿运制度废除,驿站尽撤。驿运制度虽然撤销了,但地方在未修筑公路、铁路之前仍然主要借助清代遗留下来的驿道来进行物资运输和人员交往,邮差也是以旧驿道来运送邮件。例如,民国时期,陕西临潼县因交通不便,邮件量不大,故邮路简单。以渭河为界,分南、北两片邮路。绿衣邮差,徒步担挑。当时有一首民谚:“一根扁担两条绳,一盏马灯一串铃,肩肿足破苦难言,差字压头心更酸。

”这从侧面反映了步差人力寄送邮件的艰辛过程。步差利用人力推车以及用肩挑等运送邮件和包裹,主要出现在乡村镇一级的行政机构,如陕西宝鸡县,在陇海铁路修至宝鸡后,即民国九年,步差送邮才停止。又如陕西兴平县,自民国初年建邮,邮件转运投递全靠肩挑人背,接送火车靠一位年逾花甲的听差扛挑搬运。遇到邮件多时,叫老伴或孩子无酬协助背运,有时雇用推车,若遇下雨天邮件多时雇轿车。

由此可见,清末民初利用畜力车和人力寄递邮件依然存在,足见步差在邮件的寄递中发挥着多么重要的作用。2、骑差所谓骑差,即是以牲畜、自行车等为骑具而运送邮件的邮差。晚清骑差以马匹为主要运输工具,主要负责北方地区以及冬季封河之后的邮件传递。骑差乘坐骡马拉的邮车来运送邮件始于清末。1895年的《津京邮运公告》专门对邮车运送邮件作了规定,此后京津之间邮件的邮运由邮车承担。

用马、骡车等传递邮件的陆路邮运相对比较灵活,但速度较慢。如京津之间的骑差邮路最初行程时间平均为17个小时又30分钟,最快也要14个小时。为加快邮件传递的速度,晚清税务司德璀琳提出在杨村、河西务、张家湾设中继站,将信差、马匹、开支数增加近一倍,才可保证16小时内运送100磅邮件一次。到了民国初年,以新疆为例,邮件的运输以马班为主。

受自然环境的限制,有些地方也用骆驼、骡子和驴运送邮件132。骑差在这些邮路上少则一天多则十几天,日夜兼程运送邮件,极其辛苦。自行车差出现较晚,1906年北京部分邮差才开始逐步配置了自行车,这时的自行车差并不普遍,主要分布在一些诸如北京、上海之类的大城市。例如,直到1928年,闽邮在福州才拥有自行车5辆,其中总局1辆,南街支局3辆,东街口支局1辆。

所以,就总数而言,清末民初骑差中畜差多于自行车差。具体而言,在骑差的发展方面,1878年晚清海关开通了北京和天津之间的骑差邮路。这条邮路是海关开辟的第一条邮路,也是第一条骑差邮路,全长250里。1910年,清政府开通嘉峪关至迪化(今乌鲁木齐)的昼夜兼程马差邮路,从京师至迪化,规定邮程33天,据称速度是当时全国第一。

此后,随着骑差邮路的迅速发展,骑差队伍由此也不断壮大。3、车船差车船差是以火车、汽车、轮船等近代化交通工具来运送邮件的邮差。火车运送邮件出现于清末光绪年间,但当时只限于运送政府公文,未投入民用,因此这类邮差队伍尚未壮大。随着交通的发展和邮递业务量的增大,民国初年正式开始用铁路运输邮件。“1905年全国铁路邮路为8 350华里,1908年为12 500华里,1912年增至18 000华里,1921年为21 200华里。

”邮政铁路线里程的不断扩展对邮政的发展起到很大的推动作用。汽车引进中国的历史较晚,但很快就被邮政当局所采用。“1917年,上海、天津两处从马拉邮车改而利用汽车以及汽动脚踏车,后推广于津京沪汉北平诸地,且仅属本地规划之路线。”25但那时还没有长途汽车,因此也没有形成汽车邮路,汽车邮差也很少。船差是利用轮船及民船带运邮件的邮差,清末民初船差虽只限于沿海及长江、珠江流域各省,但其长度却相当可观。

全国水道邮路,1912年为56 000余华里,1921年增至79 000余华里。由此可知,船差的发展还是相当迅速的。需要指出的是,在邮件传递过程中,各类邮差常常是相互合作的。如从镇江寄邮件到天津时,由镇江到仰花集用船差运送,从仰花集到天津用骑差运送,如遇到笨重邮件也用车船差运送等等。到民初,各类邮路都有很大的发展。

清末民初,中国学子为何扎堆留学日本?

个人觉得原因主要有三点。1:国情相似。日本的近代与清朝有相似处。日本被美国以战舰打开国门后进入被殖民统治。随后日本实施一系列的改革措施逐渐走上对外扩张的道路。所以当时中国人们认为学习日本可能更适合当时的中国。2:距离近,经费少。当时的清政府被多次列强侵略战争掠夺了大量财富。无论是官还是民经济负担很大。

在清末民初等战乱时期,老百姓如何生存下来的?

中国自古以来便传说着这样一句话:“宁为太平犬,莫作乱离人。”那些高高在上位者是体会不了这句话的。只有老百姓,才会深深的明白其中的痛苦与绝望。普通百姓如何在乱世中保全性命?这是一个很艰难的问题。当战争来了,首先是政府招兵买马,百姓要服兵役。当兵就有可能送命,因此百姓要活命,肯定要避开兵役。中国古代只要不是关乎国家生死存亡的战争或者太过离谱的乱世,基本上征兵还算符合法规秩序,只需青壮男子充任兵源。

但是有些时候遇到离谱的时代,譬如战国时期,就会有全民皆兵制。春秋各国用兵,往往不过数万,可是战国,动辄是十万乃至数十万之众。战国兵数骤增的原因,不是人口基数猛增,而且是几乎全民皆兵了。这种这状况到了战国后期。更是夸张,秦国出国都是带兵百万,而其它诸雄人数也在数十万。全国将近三分之一以上的人口都去打仗,除开老弱病残那部分,试想下剩下的百姓逃过兵役的几率有多小。

战争一起,为了躲避战乱,百姓大多会躲避战乱,背井离乡,成为天涯浪荡、食不果腹、朝不保夕的悲惨流民。流民们会遇到什么呢?饥饿、瘟疫、乱军。吃观音土、树皮草根都不算什么,有时候甚至是人相食;流民众多,也会引发疾病、瘟疫,一传十、十传百,死亡人数众多。更可怕的是,如果遇上那些想要拿无辜百姓人头充作军工的将军;或是无纪乱军,那更如同堕入地狱。

譬如秦国采纳商鞅的建议,将爵位制定为二十个等级,按照军士在战斗中斩获敌人的头颅多少授爵。因此秦军很多将士遇到敌国百姓不分男女老幼,统统杀死,以求首级越多越好,冒领军功。战争中,也有很多百姓会选择留在城中,与城同在。可是,要是城池坚固、守城士兵兵强马壮、胜利在望还好,倘若是长期的攻坚战,或者城破,那结局亦是相当凄惨。

守城之战惨烈如安史之乱中的睢阳之战,张巡以区区七千残兵对抗13万大军围攻,坚守长达10月之久,可其中,城中的士兵和百姓“初杀马食,既尽,又亲杀自己的爱妾给将士分食;而及妇人老弱,凡食三万口。”惨状不忍睹!城破屠杀,历史上数之不尽,譬如三国曹操屠杀徐州百姓数十万;譬如蒙古人屠川;满清扬州十日、嘉定三屠……安安稳稳的在战争中当顺民下场大多凄惨,所以很多有点百姓被逼无奈或是由于别的原因譬如本身就喜欢造反,希望时势造英雄,于是“揭竿而起”,不再做战中任人摆布或是屠戮的蝼蚁。

怎么看待如今大陆流行文化的崛起,港台文化的没落?

西汉经学家刘向在《说苑·指武》中说的很明:“圣人之治天下也,先文德后武力。凡武之兴,为不服也,文化不改,然后加诛”。当然,如今文化的流行,背后的支撑一定是经济基础。1979年改革开放前,中国穷啊,国门打开,亚洲的中国香港、中国台湾、新加坡和韩国因为实现了经济的腾飞,一跃成为全亚洲发达富裕的地区。亚洲四小龙受中国特别是年轻崇拜,羡慕、无条件模仿他们的生活方式简直到了盲目的地步。

如今时过境迁,中国发展了,富裕了,新一代年轻人没有了崇拜,更不会去模仿。相比之下,港台文化确实可以用“没落”形容。中国在世界的影响力与日俱增,新中国70华诞,70年沧桑巨变,北京阅兵游行振奋中华儿女,吸引全球目光。相信不久的将来,中国文化,中国元素定会成为各国竞相模仿的对象,这是一个趋势,也是发展的必然。

为什么清末民初会有闯关东、走西口这样大规模的人口迁移?

先说答案,之所以会有闯关东、走西口这样大规模的人口迁移,主要原因只有一个:关内地少人多,关外地广人稀,关内在战乱、自然灾害下条件恶劣,平民生活穷困潦倒,留在关内有饿死的风险,而移民关外可以“搏一搏单车变摩托”。准确地讲,闯关东与走西口虽然性质很像,但两者在发生年代上有些许不同,闯关东最早可以追溯到明末清初,当时清朝从东北入关后,在关内招收了大量百姓前往辽东垦荒,这一时期招收百姓达到一定数量者,还会被授予官衔,这说明该政策当时是官方认可的,故算不上“闯”关东,不过这一政策只实行了23年。

从1668年开始到1860年,清朝实行闭关锁国政策,明令禁止关内民众前往辽东,这一时期很多在关内无法生活的人,冒着被惩罚的危险去往关外,才能正式称为闯关东,不过这一时期闯关东人数较少。1860年以后,随着清朝国力衰弱,以及沙皇俄国不断侵略东北,清朝决定解除对关外的封闭政策,这使得闯关东人数达到高峰。再看走西口,走西口是陕西、甘肃、山西、河北等省份的人,移民至长城以北,其中以山西移民人数最多。

走西口最早可以追溯至明朝中期,当时长城以北的草原区水草丰美,而长城以南的陕西、山西土地贫瘠,但长城以北属于蒙古人的地盘,为防止边关动乱,明朝中期有明确的规定,禁止汉人私自前往内蒙草原开垦,违者将重罚,只有一些胆大者敢冒风险前往,因为前往路途中要经过长城各个关口,尤其以杀虎口(杀胡口)最出名,所以也就形成了走西口的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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