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总印象”的文体美，是由多种因素构成的；这些因素，概括起来，不外乎三大类，一是方法的：二是语言的，三是性格的。 （一）方法的。每个散文家都有表现思想感情的习惯方法。这方法，包括构思、剪裁、结构、描写等具体特征。 一般来看：在构思上寻找意境，或找出“焦点”的构思方法，易使文体富有“诗画境”的精致美；反之，只牵着一缕情思，围绕一个中心（题旨）即兴发展的写法，易使文体显出“行云流水”般的舒徐美。
在剪裁上对材料，严格取舍，删繁就简，再三剪裁，其文体常如疏竹、瘦石，清朗、玲珑；反之，谈古论今，东拉西扯，旁征博引，其文体也自有一种潇洒劲儿，但弄不好，就会失之于支离、散漫。 在结构上布局精巧者，其文体显得谨严有致；大开大阖者，其文体显得气势磅礴；顺势行文者，其文体显得自由流动。 在描写上工笔细描，其文体有柔腻之美；夹叙夹议，其文体有朴素之味；冷嘲热讽，其文体必使人感到严峻刻峭；反语暗喻，其文体常使人觉得蔼然有趣。
总之，表现方法上的特征，都是构成散文之文体美的重要因素。 （二）语言的。在文体美的构成上，语言的因素，似乎比方法的因素更重要。 周作人在《志摩纪念》一文里，谈到散文流派时，有这样一段话：……志摩可以与冰心女士归在一派，仿佛是鸭儿梨的样子，流丽清脆，在白话的基本上加入古文方言欧化种种成分，使引车卖浆之徒的话进而为一种富有表现力的文章，这就是单从文体变迁上讲也是很大的一个贡献了。
确实，文体变迁的一个最重要的因素和标志，就是表现工具语言上的变化。 我们说，语言并非是构成文体美的唯一因素，但确是一个较“方法的”因素更为重要的因素。诸如：文字的精确、简炼，必然带来文体的明晰、简洁；词藻的丰富、华美，常使文体显得繁褥、浓丽；多用长句者，其文体自有一种浩瀚流转之势；而短句的排列，又使文体显得精悍、紧凑；古文成分稍多一些，其文体常有简古之风；而多用口语者，其文体自有活泼之趣。
偶句，使文体凝炼。散句，使文体流动；排比，给文体增加一泻千里的气势；重复，给文体带来一唱三叹的节奏；…… 还有，如字音的清浊，语调的低昂，节奏的快慢等等，所有这语言上的种种因素，都深刻、有力地影响着散文文体的特色。而一个作家的性格，他的文体美，也是通过他的语言具体表现出来的。象徐志摩散文的那繁富而艳丽的词藻，那排比而自由的句式，那抑扬而变化的音调……，无疑正是徐志摩的自由华丽文体的具体体现，也是其个人主义、乍喜乍愁、热烈冲动的性格的具体体现。
（三）性格的。构成文体美的因素，不仅有“方法的”，“语言的”，还有“性格的”。有人说：文体“绝对不是一个个别的品性，却是一个人所有智识和道德的总集合，适如光之于别的集合住而成为日球”。这话是颇为中肯的。我们前面已经说过，在文体美的构成上，作家的性格，乃是起主导作用的因素。这是因为：不论是“方法的”或“语言的”选择，无不受着作家性格的制约；同时，作家的性格，又无不暗暗透入“方法的”、“语言的”因素中去。
郁达夫在《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导言》里，正是结合作家性格来分析其文体、风格的。他说，鲁迅是“一味急进，宁为玉碎”，“尽是诛心之论”，表现事物，只求抓住要害，三言两语，把主题道破，文字“辛辣干脆，全近讽刺”，其文体“简炼得象一把匕首，能以寸铁杀人，一刀见血”。而周作人则性喜平和、中庸，作文追慕朴素自然，故其文体舒徐自在，平和冲淡。
他评论冰心，曰：“意在言外，文必己出，哀而不伤，动中法度，是女士的生命，亦即是女土的文章之极致”。其它像：朱自清、丰子恺、叶绍钧、许地山……；其文体的特征，无不一一同其生平、性格有直接关系。 只不过作家的性格在文体构成上的作用，是暗中调合、潜移默化的作用，因此，在具体分析文体构成的诸种因素时，它常常被忽略，而不被单独拿出来加以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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