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点,最明显的例子,就是钓鱼岛问题。2012年,日本政府单方面篡改钓鱼岛现状,触及中国最重视的领土问题,彻底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中国政府以及中国人民不得不进行强势反击——中国随即加强了对钓鱼岛的例行巡航,将日本对钓鱼岛的痴心妄想扼杀在启蒙阶段。待钓鱼岛事件平息之后,两国之间形成了新的平衡,中国的反击也到此结束,并没有因此而诱发出其他争端,中国政府也依然尊重之前的钓鱼岛条例手。

所以,即使是在后来美国政府发起的全球贸易战,中日利益都受到严重威胁,此时的情况需要两国政府摒弃前嫌,互帮互助才能走出困境,中国也能够与时俱进,即使改变外交策略,打破中日僵局,与安倍一起共同促成两国关系回暖。这就是中国外交特色:在坚持原则性问题的条件下,依然展现出灵活多变的特点。这种条件,也是在当今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下必须具备的一项基本素质。

在安培看来,由于历史原因,它对中国存在偏见。但从中日两国交往来看,中国外交有着鲜明的特点——那就是讲规矩、有套路。在相当程度的范围内,中国政府能够根据大势所趋,及时改变外交策略。这样的国家,才会使日本有信心保持正常往来,即使是双方间出现矛盾争执,也能够依靠两国外交政策和平的解决问题。而韩国的情况却是截然不同则。

韩国在对日、乃至其他国家的外交环境中,原则性问题门槛相当之高,几乎已经达到锱铢必较的程度,用中国话来讲就是非常的小家子气。在对待自我利益上,韩国不会进行哪怕是一丁点的让步,只要是侵犯了自我的利益,韩国都会进行强烈的抵制和反抗。虽然韩国的外交看起来非常有骨气。但问题是,过度坚持原则性,那就不可避免的丢失了灵活性,谈判非常容易进入僵化。

这就是所谓的骨气有余,灵气不足。这种情况非常致命。丛林法则一直是国际政治中的生存之道,虽然道义准则依然是多国明面上遵从的标准,但最为关键的要素还是如何解决问题本身,这就是依仗自我的综合实力和影响力。而从外交角度出发,作为某个主权国家,在和他国打交道时,必须站位于本身的综合势力和基础条件。当这二者都利于本方时,自然而然的可以去博取利益最大化;但如果二者条件并不满足,你依然我行我素,想强行争取不符合自身标准的利益,这就超越了自我能力标准,不仅得不到自己的利益,还极有可能引起对方的不满和反制,让自己遭受更深层次的利益损失。

比如诱发这次日韩贸易战最直接的原因就是劳工纷争。对于二战劳工以及“慰安妇”事件,韩日之间一直是死死纠缠,韩国一直要求日本做出道歉和赔偿。站在历史的角度,我们必须得承认,韩国方面占据了绝对的道义基础——历史上日本犯下了滔天罪行不可抹去。但关键点在于,韩国提出的这些要求,超越了日本愿意承受的界限;更重要的是,以当前韩国的综合实力和现阶段的国内外局势,韩国并不具备强迫日本承担后果的关键筹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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