废除“井田制”。打破土地疆界，奖励农耕。如此，使得秦国快速积累财富。战场上，鼓励平民建功立业，获取爵位、田地房宅、奴仆侍女、衣饰器物。立刻使得秦国的军队变成了虎狼之师。霸道以高压方式横扫人心，凶险残酷，对旧制度、旧贵族势力扫荡最坚决的一次。为达目的商鞅不择不顾，自恋于功成名就，把所有人都玩弄于股掌之中，所有人也都被他改变成无情的钢铁汉。
英雄落幕商鞅变法将秦国带入国富兵强的同时，自己也走向了事业的顶峰。秦国收回河西失地后商鞅被封为商君。赵良在向商鞅告别时，商鞅问赵良：你觉得我治理的秦国，和当年秦穆公时期的百里奚相比怎样？赵良真诚地将形势的严峻性分析给商鞅听，并劝其急流勇退。他形象地把商鞅的政敌忌贤的心态比喻为“用100匹马来讨伐你这一匹千里马，你纵有千里之能，也必然要倒毙于中途，因为谁也不愿意被证明自己是一匹孬马。
”这其中的对话揭示了当时险恶的人际关系，和商鞅生存环境的恶劣。可惜，商鞅没听赵良劝他退出政治舞台的话。半年后，政治风云突变，赢渠梁死，太子赢驷即位。反对商鞅的政敌们立即开始进行反攻倒算。讽刺的是，他们把处治商鞅的方针概括为：“商鞅之人不可不除，商鞅之法不可不行”、“以商鞅之法除商鞅之人”。而更富戏剧性的讽刺是，那些在变法中获利的百姓、奴隶们，变法成功时送华盖给商鞅，最后又是他们围杀商鞅。
而且商鞅死后“秦人不怜”，将其尸体五马分尸。总结商君，是被他自己点燃的火焰吞噬的，他用生命铸造了秦国的辉煌，却被他所拯救的人们五马分尸。商君由“信”而“威”，由“威”而“霸”，由“霸”而“亡”。诚如赵良所说：大家都对你唯唯诺诺，不敢讲实话，今天我来直言告诉你吧。百里奚是楚国的乡野之人，穆公把他从卑贱提升到尊位。
他曾讨伐过郑国，也为晋国扶立过国君，救楚国于危急。他劳累了也不乘车。夏天不打伞盖。出去巡察没有前呼后拥的架势，握权而不咄咄逼人。再看你，靠秦王宠臣入仕，掌权后凌辱践踏贵族大家，残害百姓。渭河处决犯人，一次就是7百多人，血流成河，哀号震天。你在秦国独断专行，实在是算不上以德服人。这才是商鞅被车裂的真正原因。
同样是变法，为什么商鞅成功了，申不害失败了？
孙皓晖老师在《大秦帝国（全新插图珍藏版）》中专门分析过申不害失败的原因。申不害正是“术治”派的代表人物。 所谓术治，是整肃吏治并保持吏治清明的方法手段。申不害所讲的“术”有阴阳之别，“阳术”指任免、监督、考核臣下之术；而“阴术”，则是驾驭臣下、防范百官之术的权谋术。《韩非子》中记载，韩昭侯曾经假装丢了一片指甲，急急忙忙地命人寻找，随从于是剪下自己的指甲献给他，韩昭侯凭此考察随从是否忠于自己。
这便是典型的“阴术”了。 术治的理念根基发自吏治的腐败与难以查究，且认定吏治清明是国家富强民众安定的根本，本来无可厚非，然而，种种权术一旦作为治理国家的主要手段普遍实施，国家权力的运行法则，规定社会生活的种种法律，便会完全淹没在秘密权术之中，整个国家的治理都因权术的风靡而在事实上变形为一种权谋操控。申不害的悲剧在此，术治悲剧在此，韩国之悲剧亦在此。
说到底，“术”只不过是一种管理的方法，无法提升到治国方略的高度。它短时间内在某些方面可能会收到一定成效，但无法解决社会发展中面临的各种矛盾和问题，尤其无法形成解决问题的长效机制，时间一长，“术治”所取得的成果就会递减或消亡，最终还得重新寻找新的解决办法。 如果说申不害的术治更接近于一种阴谋，那么商鞅变法则是“阳谋”。
商鞅在变法初期有一个举措“徙木立信”，这并不是什么具体的变革措施，而是为了让民众相信秦国“政府”。正是因为建立了良好的国家信用，并且在变法过程中始终坚守信用，乃至让国民信任国家成为一种牢固的传统性的力量，变法才得以取得成功。孙皓晖指出，所谓“国家信用”，就是社会、历史、人民给国家所赋予的透支人民力量的程度。
商鞅作为伟大的政治家，正是认识到了这一点，才能够在变革、建设中可以征用犯人和奴隶产子成为国家军队。这是他最具远见卓识之处。 同时，与申不害的术治不同，商鞅强调法治。当时韩非子将法家分为“势”“术”“法”三派。法治强调中央集权，依法治理民众，以国为本，国家至上。商鞅变法当时所采取的废井田、统一度量衡和推行郡县制、奖励军功、施行连坐等经济、政治措施均旨在增强国力、保障稳定的社会秩序。
文章TAG：玩死 廉颇 商鞅 李师师 英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