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教会史上这是一件头等大事。313年，李锡尼在小亚细亚战胜马克西米安·达扎，与君士坦丁瓜分了帝国。但他们之间的和睦仅仅维持了一年。两人都为独霸帝国而投入了新的战斗。314年发生的冲突未分胜负。324年君士坦丁击溃李锡尼，后者在保住性命的保证下投降。然而君士坦丁在325年以阴谋叛变和私通蛮族的罪名将李锡尼绞死，从此成为罗马世界唯一的统治者。
然而当君士坦丁重新统一罗马帝国后却没选择帝国首都罗马城作为自己的驻地，而是在324年选择了东方的拜占庭作为帝国的新首都。这并不是一时的心血来潮，其实罗马帝国重心的东移早已有迹可循：公元3世纪罗马的奴隶劳动已无利可图，罗马国家的发展进入停滞阶段。戴克里先时代就把小亚细亚的尼科米底亚作为自己的驻地并将其建设成为仅次于罗马、亚历山大里亚和安条克的城市。
事实上帝国中心的东移是一种不可逆转的趋势——在罗马文明的早期阶段罗马城所在的意大利是地中海贸易的中心，因此聚集了大量的人口和财富；然而随着罗马帝国的扩张，地处欧、亚、非三洲交汇处的帝国东部地区的地位日益凸显，而拜占庭恰恰是控制黑海到爱琴海的整个贸易的关键节点，是地中海世界的商业中心。另一方面罗马帝国晚期所面临的主要外患是日耳曼人和萨珊波斯，定都罗马不利于帝国中央加强幼发拉底河、多瑙河和莱茵河一线的防务。
事实上四帝共治时期的西部奥古斯都的驻地也并不是罗马城，而是位于阿尔卑斯山麓的边境要塞米兰，因为对监视阿勒曼尼人而言：这里比罗马更便利。然而当君士坦丁大帝重新统一罗马帝国后再定都米兰就显得过于偏西了，而拜占庭更适合作为一个庞大帝国的首都——这里位于欧亚边界，交通上四通八达，利于帝国中央调兵遣将压制周边蛮族势力。
公元330年君士坦丁宣布正式定都拜占庭并将其命名为”新罗马“，而后世为纪念君士坦丁大帝建城就用他的名字将此城命名为君士坦丁堡。君士坦丁堡在很多方面几乎就是罗马城的翻版：这里尽力保持了罗马的城区建设特点和城市管理规则，其城区布局模式几乎完全沿袭了罗马的风格。这里也按罗马的模式设立了元老院。城市的管理体系、巡夜制度、消防组织也与罗马保持高度一致。
由于皇帝身处”新罗马“，这里一跃成为地中海世界第一大城。不过”新罗马“也有一点和罗马城不一样的地方——这里没有供奉希腊-罗马神话中诸神的万神殿，取而代之的是信仰一神教的基督教堂。君士坦丁堡地处欧亚交界处、扼守黑海门户，自古以来就是兵家必争的战略要地。作为重要军事战略要地的君士坦丁堡面对博斯普鲁斯海峡的一面有着高耸的峭壁，这使外来入侵者极难攻破，由此构筑起一道天然屏障。
而位于君士坦丁堡东北角的金角湾则是一个天然的深水良港，该港湾是古代河流的入海口，由博斯普鲁斯海峡深入内地达7公里，平均水深42米，可以停靠大型帆船和战舰。金角湾入口处水流平缓，而君士坦丁堡城市的主体部分就坐落在金角湾南岸，与其北部城区加拉太隔水相望，形成了一道海上屏障。至于君士坦丁堡的陆上一面是欧洲大陆东南角的巴尔干丘陵山地，自古以来即以易守难攻而闻名。
君士坦丁大帝还在城外修建了坚固的城墙：从城北的金角湾向南延伸至马尔马拉海。城墙上每隔一定距离设置一座塔楼，每座塔楼上都安置有站岗的哨兵。公元408年东罗马帝国皇帝狄奥多西二世开始在君士坦丁城墙西边大约1.5公里处修建全长约5.5公里的狄奥多西城墙，到公元423年为止这一工程终于竣工。狄奥多西城墙是双层城墙：内城墙厚5米、高12米，表面用精心切割的石灰岩块建筑，城墙内部则用石灰及碎砖压成的灰泥砖块建造而成。
距离外墙约15米处还挖有护城河，河宽约20米、深约10米。靠近城墙的一侧建有高1.5米、有射击口的墙壁，用来抵御外敌。这座城市凭借天然的地理屏障和坚固的人工城防工事在上千年间先后抵御过匈奴人、哥特人、阿瓦尔人、阿拉伯人、罗斯人、保加利亚人，使东罗马帝国在西罗马帝国覆灭后仍得以延续千年国祚。1453年在西部的罗马帝国灭亡千年之后东方的拜占庭帝国终于被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军队攻陷，土耳其人随即将拜占庭帝国的都城君士坦丁堡改名为伊斯坦布尔（意为伊斯兰的城市）。
伊斯坦布尔市区包括海峡中、南段两岸以及与之相连的马尔马拉海北岸地段，包括海峡东岸的于斯屈达尔，成为地跨欧、亚两洲的大城市。由于地处亚欧交界地带，扼守黑海与地中海之间的航道，因此成为兵家必争之地。早在这座城市还叫君士坦丁堡时就屡屡被匈人、阿拉伯人、保加利亚人、罗斯人、拉丁人和突厥人光顾，尽管如此奥斯曼土耳其帝国仍对这一拥有悠久历史文化传承并扼守战略要地的城市情有独钟，事实上在当时这也不失为一个明智的决定——奥斯曼土耳其帝国是一个地跨亚、欧、非三大洲的大帝国，而伊斯坦布尔地处亚欧交界地带，大体上位于帝国的中心地带，有利于帝国中央政府向四周扩散影响力，同时四通八达的交通也便于帝国中央政府镇压各地的分离势力。
然而到了19世纪后半期希腊、塞尔维亚、黑山、保加利亚、罗马尼亚、阿尔巴尼亚等巴尔干半岛各国纷纷从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统治下独立出来，土耳其的欧洲领土只剩下伊斯坦布尔附近一小块地方，这时伊斯坦布尔在土耳其帝国内的位置就显得过于偏欧洲了，不再适合向整个帝国辐射中央政府的影响力。一战后作为战败国的土耳其被战胜的协约国集团进一步瓜分：叙利亚、伊拉克、巴勒斯坦等地尽数失去，土耳其只剩下伊斯坦布尔附近一小块欧洲领土和亚洲的小亚细亚半岛，对这时97%左右的领土都在亚洲的土耳其而言：伊斯坦布尔就显得过于偏欧洲并直接置身于协约国集团的威胁之下。
事实上协约国集团对土耳其残存的小亚细亚和伊斯坦布尔并非没想法：1920年8月10日土耳其在协约国的压力下签订《色佛尔条约》——这几乎使土耳其残存的领土全部成为协约国的势力范围。在历史上曾长期被奥斯曼土耳其统治的希腊在英国的支持下试图占领包括伊斯坦布尔在内的所有土耳其欧洲领土和小亚细亚西部地区。尽管奥斯曼土耳其帝国迫于协约国的压力而屈服了，然而这时在小亚细亚的安纳托利亚高原穆斯塔法·凯末尔·阿塔土克创建了土耳其国民军。
1921年凯末尔领导的土耳其国民军在萨卡里亚战役中遏制了希腊咄咄逼人的攻势。1922年8月25日凯末尔下令土耳其国民军发起总反攻，最终土耳其国民军以伤亡1.3万人的代价击毙和俘虏12万多希腊军队。9月9日土耳其国民军收复被希腊占领了三年的士麦拿，一个月后土耳其国民军从协约国手中和平接管了伊斯坦布尔。尽管成功收复了这座从拜占庭帝国到奥斯曼帝国的千年古都、扼守亚欧分界线的战略要地，但对凯末尔领导的土耳其国民军而言：这座城市是陌生的——事实上土耳其国民军的成员绝大多数来自安纳托利亚高原并一直战斗在那里，位处安纳托利亚腹心地带的安卡拉实际上成为土耳其革命的中心。
而凯末尔领导的土耳其新政府也明白：如今的土耳其不是奥斯曼时代了——伊斯坦布尔不再处于土耳其国家的腹心地带，而是偏居欧洲一隅，定都于此不利于中央政府对广阔的亚洲领土的管辖。与此同时尽管与协约国的战争结束了，但这时的国际局势还相当复杂，贸然定都于过于靠近边境的伊斯坦布尔意味着土耳其必须在此投入大量财力、军力以维持，这对迫在眉睫的土耳其改革图强运动和整体国防建设是不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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