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都不愿意种地只是一种眼前利益问题所导致的现象。农村未来的路该怎么走，是一个必须正视的现实问题。农民在农村种地从表面上看是天经地义的事，但是进入现代发展模式后农业似乎有点跟不上发展的步伐，这是农民不愿意种地的根本原因所在。既然认识到了这一点，那么解决起来问题就不会太难了，农村以后的出路应该是这样的，把农村的土地进行有效集中，在确保每一个人有足够的基本口粮需求的前提下由少数人进行耕种。
这种耕种方式的主体未成年就必须是现在的农民，而是懂农业的产业人员。在这种操作下应做好这几方面的工作，一是参与种地人员的收入，种地的人少了，看起来效益可能会更高，但要把全体人员的吃饭问题落到实处的话，其粮食价格决不能过高，必须要照顾到那些低收入者的基本需求。对种地者应当有政策性的倾斜，一方面是补贴。更重要的是应该让一些非农业实体的效益直接转移给他们，把这种做法用制度规定下来，使种地者有可观的收入，从而做到稳定粮食生产。
二是积极开拓新的产业，让从农村出来的人们有相对比较稳定的工作，让他们放心地离开农村，谋求更大的发展。三是农村村落，农村人走村空现象越来越严重，这种现象在短时间内不好解决，农村人虽然离开了农村，无论他们在外面的事业有多大，可是农村的这个根要让其完全断开，从感情上一时半会是接受不了的，因此对于农村应该在保留的前提下逐步让其转移，时间长了之后，自然就会自觉地同农村脱钩。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改组为“国防部”，蒋介石为拉拢桂系继续在一条船上，把“国防部长”一职交给了白崇禧（李宗仁为北平行辕主任）。但是又不放心让白崇禧指挥自己的嫡系部队，于是1946年6月，特别委任自己的第一心腹陈诚为“国防部参谋总长兼海军总司令”，负责部队的作战指挥、编制训练和后勤补给等等，实际上等于把白崇禧给架空了。
（熊式辉）这个月其实也是解放战争正式打响的时间点，陈诚自信满满，10月17日，参谋总长陈诚在北平向中外记者宣称：“三个月至五个月内解决军事问题”。于是他指挥五大军事集团：东北、华北、西北、中原和华东的蒋军，向我各解放区发动“全面进攻”。结果一年下来，到1947年6月，在陈诚的指挥和“巡视下”，蒋军正规军损失293个团78万人，非正规军损失128个团34万人，合计112万人，可谓损兵折将巨大。
如此严重的兵力损失意味着“全面进攻”的破产，于是在陈诚的部署下，蒋军又选择陕北和山东两个地区进行“重点进攻”，其中显然山东战区尤为关键，于是陈诚亲自坐镇徐州“督导战事”。本来这里的最高指挥官是“徐州绥靖公署主任”薛岳，但是陈诚的到来，自然使薛岳靠边站了，这毕竟是他惹不起的老上级。（杜聿明）莱芜战役，本来王耀武对华东野战军“南边佯败，北边寻歼”的行动有所察觉，电令李仙洲兵团向回收缩。
然而陈诚轻信蒋军南路欧震兵团的“捷报”，严令李仙洲兵团必须南下完成夹攻，为了压服同样是铁杆嫡系的王耀武，陈诚还敦请蒋介石亲自下达命令，终于把李仙洲兵团送到华野嘴边，一战毙伤俘敌50000余人。这样的大败当然得有人承担责任，于是薛岳成为了替罪羊遭到撤职。陈诚亦觉得脸上无光，决定换个地方找找感觉，于是请命前往东北战场打出局面，蒋介石照准。
1947年9月1日，陈诚带着罗卓英等心腹飞赴沈阳就任“东北行辕主任”，赶走了原来的军政主要首脑熊式辉和杜聿明，准备大展一番身手。（陈诚）陈诚到任后即狂妄宣称：“六个月恢复东北优势，收复一切失地”，可是打不过粟裕就能打得过林彪了？陈诚上任仅仅六天，东北野战军就发起了秋季攻势，蒋军手忙脚乱穷于应付，在运动中累计被歼19个团69000余人，又失去所控制的地域共计40000平方公里，陈诚先挨了林彪一记“杀威棒”。
陈诚不甘失败，战火停息后便开始整肃部队，先办了陈明仁，又撤了刘玉章，还枪毙了本溪的一个保安司令。同时开始大力扩军，将杜聿明收编的十来个“保安总队”全部扩建为暂编师，又成立了新三军、新五军、新七军和新八军四个军的番号，组建了野战部队五个兵团14个军共50万人马（不含地方武装）。（卫立煌）两个月后东北野战军又发起冬季攻势，1948年元旦的前二天，东野胜利结束彰武战役，全歼蒋军第49军的第79师，陈诚认为解放军伤亡惨重无力继续作战，遂集中五个军展开追击，试图与东野决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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