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岂若匹夫匹妇之为谅也，自经于沟渎而莫之知也。”换言之，对于身处特殊时期、特殊环境中的政治人物而言，我们在评断其是非得失、功过毁誉之时，必须以一种冷静、理智、客观、公正的眼光进行。而不能单纯的凭借个人好恶而臆断之。唯有如此，我们才能给魏忠贤一个相对客观的评价，进而真正认识到他本人对当时社会的贡献和罪过。
魏忠贤是好人坏人，他在明史中占什么地位？
感谢邀请，最近网络上似乎刮起一阵为历史人物翻案之风，以往一些坏人被洗白，好人被泼脏，从商纣王到汪精卫、袁世凯，甚至还有秦桧，底线不断被刷新。尹禾的观点是，没有纯粹的历史人物，只要涉及到政治就不是非黑即白，因此一定程度的洗白也无可厚非，除了像秦桧、汪精卫等个别几位罪大恶极、恶行滔天者，对大多数历史人物还是应该持开放、综合的态度去分析。
恰巧，魏忠贤就徘徊在“罪大恶极”的边缘，其各种行径确实过于残暴，难以被原谅，但是综合分析其立场、作用和迫害对象，不难看出他仅是皇权与臣权斗争的牺牲品，从国家和百姓的角度来看，并没有实质的“恶”，甚至在一定时期，他对明朝是有益的，强过东林党人。至于在《明史》中的地位，那就不用多想了，史笔和风评都掌握在文人手中，魏忠贤站在他们的对立面，不可能有什么积极的地位可言，但是作为“宦官乱正”的千古典范，他在《明史》中的警示地位还是十分超然的。
权利游戏一提到宦官，大家不由自主的会想到汉唐，可谓是权势滔天，祸国殃民。既然我们普通人都知道，那么熟读二十四史的明朝历代皇帝难道就不知道吗？即使是受教育程度有限的朱元璋和朱棣，对往朝的历史难道就不清楚吗？清楚，正因为清楚，所以才“爱不释手”。有人说朱元璋向来是不重要宦官的，还曾经铸了一块铁牌“内臣不得干预朝政”，长立于宫内。
然而实际上，打破这一铁律的恰恰是朱元璋本人。有人说他对宦官是有提防的，天可怜见，他对除了他自己以外的谁不提防？文臣？武将？勋贵？藩王？老朱同志号称古往今来最有战斗力的君王之一，对谁又客气过呢？而重用宦官之风，恰恰是起源于明朝开国二祖，朱元璋和朱棣。宦官一直都是皇权对抗臣权的手段，不光是昏君末世的特权，实际上在开国之初就已经打下了底子。
朱元璋一面限制着宦官的权利，一面又在完善和丰富着宦官的职权，开创了宦官出使外国的首例，并且随后被朱棣发扬光大，形成惯例；开创了宦官劳军的首例，此后也逐渐成为明朝惯例；开创了宦官组织互市的先例，后期成为明朝宦官的特权；开创了宦官到地方核查税务的先例，为后来继任者提供了宦官监督各行各业的思路。也是在朱元璋时期，宫内宦官人数不断递增，并且完善建立了二十四监，成为后期宦官机构壮大的基础。
这些都是明面上的首例，我们就已经看到了后世宦官专政的影子，还有一宗隐蔽的特例，看清楚这一层的人，就不会奇怪明朝后期为什么会有汪直、刘瑾、魏忠贤这样专权的大太监了，是胡惟庸案，将宦官作用的无限放大。胡惟庸案表面看是杀贪官，再进一步分析是杀功臣、保子孙平安，再再进一步分析则是朱元璋为了加强中央集权，试图抹杀相权。
无论意图如何，手段是固定的，依靠可以依靠的力量打到敌人，达到目的。阶级敌人就是胡惟庸，手段就是通过宦官和锦衣卫搜集证据，制造冤案。虽然当时参与其中的宦官并不出名，但是这种行为给后来者带来了启迪——用宦官集团对抗臣权。这就是权利游戏的法则。宦官和太监如果说朱元璋嘴上一套、实际一套的做法为宦官干政埋下祸根，那么朱棣就是推波助澜，将其发扬光大。
其实在永乐朝以前，历史上对宦官的称谓有很多，但是唯独没有“太监”一词，这是朱棣赐给宦官的无上荣耀。事情还要从靖难之役说起，朱棣造反三年毫无建树，险些被灭在北京，好在此时朱允炆内整外治，不仅得罪了藩王，还不停的处理违纪的宦官，其中有些宦官怀恨在心，于是就投奔朱棣，并且将京城布防情况悉数告知朱棣，这才有了朱棣跳出合围，直扑南京的举动，并借此一举拿下京都，期间也不乏宦官们不断来投奔，带来了很多有价值的军情信息。
为此，朱棣在得位之后十分重视这帮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狗奴才，能够用好小人是一门艺术，朱棣就深谙其道。他知道重用宦官的坏处，于是没让他们直接干政，但是给他们很多荣誉，包括出使权、犒赏权、皇店经营、领兵权等等，这些都是可以耀武扬威、满足虚荣心的差事。不仅如此，朱棣首创“太监”这一称谓。现在我们觉得太监是在骂人，但是仔细想一想，“太”字是随便用的吗？开发我们的大脑，古代能有“太”字称谓的都有什么？太后、太上皇、太子、太保、太傅……“太”字代表无上荣耀，搜索“太”这个词条，解释有：高、极、身份最高或辈份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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