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末天下大乱后，唐高祖李渊之所以能够成为最终的胜者，同样源自于关陇集团的支持，这便导致唐朝初年时朝中以关陇集团势力最为庞大。唐太宗在位期间，自然也看到了关陇集团势力太过庞大的问题，不过在汲取了前朝教训之后，他并未急于与关陇集团决裂，而是想方设法的平衡朝中势力。不仅大力提拔房玄龄为代表的山东士族，而且同时重用以魏征、马周为代表的寒族，从而使两股势力在朝中对以长孙无忌、褚遂良为首的关陇集团相互制衡，从而使得李唐皇室逐渐摆脱“关中本位”的局面。
在太子李治的婚姻之中，这一点也体现的淋漓尽致，太子妃王氏出身于太原王氏，而其母则出身于河东柳氏，这是典型的山东士族；而萧淑妃则出身于兰陵萧氏，则是典型的南朝门阀。此时以长孙无忌为首的关陇士族虽然仍然掌握着朝中大权，但唐太宗显然对其已有防备。唐太宗驾崩之后，唐高宗李治即位，长孙无忌当年之所以拥立李治，便是看中了其仁弱的性格。
因此，当李治即位之后，长孙无忌便与褚遂良结成同盟，开始大肆排除异己，意图让关陇士族重新掌握朝政，为此他搞出了“房遗爱谋反案”，并借机将名将薛万彻、吴王李恪、江夏王李道宗，李唐宗室李元景、柴令武、巴陵公主等全部牵连了进去。此事之后，长孙无忌固然在朝中一家独大，却也成功引起了唐高宗李治的注意。为了摆脱士族门阀的牵制，将朝中大权收归皇帝所有，李治开始着手谋划清除朝中的士族门阀，尤其是以长孙无忌为首的关陇士族对自己形成的权力包围。
毕竟，相较于背后势力复杂的王皇后和萧淑妃，武则天的出身则要相对简单很多，而这自然遭到了长孙无忌、褚遂良等人的坚决反对。在此期间，唐高宗李治不仅大肆拉拢李勣等功臣勋亲，同时大力提拔李义府、许敬宗等寒门官员，开始着力培养自己的政治团队。而随着王皇后、萧淑妃被废，武则天被立为皇后，曾静显赫一时的长孙无忌等人被处死，褚遂良、来济等人被贬，长孙家族、清河柳氏、南阳韩氏“近亲皆流岭南为奴婢”，从此朝政大权归于皇帝。
而在此期间，武则天也表现出了一定的政治才能，可以说给李治尽到了一个贤内助的责任，而这则为此后她的参政打下了基础。武则天与李治本为同一阵线，相较于大臣李治更相信皇后从永徽六年（655年）“废王立武”，到显庆四年（659年）长孙无忌自尽，唐高宗终于摆脱了政治上的制约，开始真正掌握朝中大权。然而，命运似乎和他开了一个玩笑，正当其准备大干一场之时，从显庆五年（660年）开始，他的身体却出现了问题，常常头晕目眩的他，已经很难再独力承担繁重的朝政。
对于唐高宗李治来说，好不容易将权力收回，自然不愿再轻易放手，可如今身体却又不容许自己太过亲力亲为，势必要交出一部分权力，那么又该交给谁呢？对于李治来说，选择皇后自然更为稳妥，毕竟相较于随时能够架空自己的大臣，武则天对自己的威胁更小，而且即使将来自己一命呜呼，武则天仍然要归政于新君，此前历史上还从未出现过一位女皇帝。
于是，唐高宗李治除了将宰相的任免权牢牢掌控在手中之外，开始将一些日常工作交给武则天去办。由于武则天的权力源泉本就是唐高宗李治，因而在最初参政的过程中，武则天表现的还是相当恭顺的，可随着时间的推移，武则天开始积极培植私人势力，同时排除异己，开始真正侵染朝中大权。麟德元年（664年），眼看武则天野心越来越大，唐高宗李治一怒之下决定废后，武则天得知后则跑去向李治申诉辩解，并成功说服了李治，反倒导致帮助李治拟定废后诏的上官仪惨遭牵连，遭到族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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