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靖六年十月，张璁以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仍兼掌都察院事，他还仿效明仁宗赐印的故事，请求世宗也授予他密疏言事的权力。 到了嘉靖中后期，内阁首辅如夏言、严嵩等，俨然一朝丞相，权倾朝野。隆庆三年十二月，大学士高拱兼掌吏部；次年三月，阁臣赵贞吉又兼掌都察院，至此，内阁收拢了外廷、言官的最高权力，高拱更是“以吏部为凤池，至进首辅亦不忍舍，出而斥陟，入而执允”。
隆庆六年，明穆宗去世，首辅高拱被罢免，而接替他出任首辅的是张居正，正是此人，最终将内阁的权力推上了顶峰。在罢免高拱的次日，刚刚即位的神宗皇帝朱翊钧就在平台召见张居正，并且对他说，“凡事要先生尽心辅佐。”在张居正执掌内阁的十年里，他不仅以帝师身份常摄大政，还内结司礼监，并以慈圣皇太后为后援，擅罢朝臣。此时， “部权尽归内阁，逡巡请示如属吏。
”即便在张居正归家居丧时期，神宗仍然命吕调阳等内阁其他辅臣， “有大事毋得专决，驰驿之江陵，听张先生处分。”内阁如同相王，而皇帝则垂拱而治，张居正时期的内阁，权力发展到了至高的顶峰。四、末路长歌：内阁开始衰落万历十年，张居正病逝，自此明神宗君临天下，张居正被清算，一世英名，付诸流水，在其之后，其他内阁成员鉴于张居正“威权震主，祸萌骖乘”的教训，不敢再对皇权发起有力的挑战。
从遗诏的起草如何看明朝皇权与内阁的关系？
明朝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就是皇帝的遗诏一般都应该由内阁首辅来起草。由于内阁有“代言之司”和“出纳帝命”的职责，所以，内阁的头等大事便是起草遗诏。不过，内阁起草遗诏的时候，虽然有批红权的司礼监在场；但它们一个是皇权的秘书，一个是皇权的家奴，在这个时候，它们已经不是相互制衡，而是要利益妥协、相互配合了！由此可见，内阁在起草遗诏的过程中，对后来的皇权影响非同小可！由内阁起草遗诏的好处是不言而喻的。
内阁可以把他们自己的思想和以后国家的大政方针都写在遗诏里面，然后让继任者去实施。不过，明朝的皇权也是非常会玩制衡的，尤其是明成祖改进了这个内阁制以后。无论是司礼监还是内阁，其实，它们都不是国家法定的行政机构。即使皇帝几十年不上朝、不亲政，但皇权却岿然不动！其中的奥秘，就是皇权虽然不能触碰内阁制度，但皇权随时都可以干掉首辅或阁臣。
如何评价明朝的内阁制度？内阁对皇权的制约程度有多大？
其实明朝的内阁制度是皇权和相权的变相争斗，在明朝两百多年的时间里，皇权和内阁官员的争斗就一直不断，有时是皇权压过了相权，有时是内阁把控了朝廷。朱元璋废除了丞相制度后，自己完全把权利抓在手上，权利是增大了，只是朱元璋自己要一个人去完成所有的事，一天要批改几百个奏章，实在累的吐血，所以朱元璋开始是让一些民间有学识的人帮自己处理一些事情，只是提供意见罢了。
后来发现这些人没有官场经验还是不行，因此洪武十五年朱元璋把翰林学士，编修文书的低级官员帮自己处理一些文书工作，这些人在殿阁工作，所以被称为内阁学士，这就是内阁的雏形。那时的内阁学士完全是朱元璋的秘书，皇帝说什么，他们就干什么，权利和官位都是低下的。到了朱棣当政时，内阁制度就成了国家的正式机构了。朱棣让杨士奇，杨荣等人参与内阁，随着时间的发展，内阁官员的品级越来越高，权力越来越加重，内阁的官员凌驾于六部之上，甚至有的内阁成员还兼职六部的尚书。
内阁的成员一般都是个位数，由官员推荐，皇帝最后决定。内阁官员的有首辅，次辅依次排列，内阁首辅也称宰相，名义上不是宰相，但有宰相的权利。内阁主要是给奏章提写意见，皇帝根据意见再用红笔批红，这样事情就做下来了。随着内阁权力越来越重，甚至威胁到了皇权，内阁的权利大到可以把皇帝的圣旨原封驳回拒不执行的地步，因此到了宣德皇帝时，宣德皇帝在内廷开个读书班让太监们读书，有文化的太监可以做到司礼监太监，帮皇帝批红，这个权利就大了，所以造成了明朝宦官乱政的局面，其实就是皇帝扶持太监对付内阁，加强皇权罢了。
正德皇帝时出了个大太监刘谨，刘谨对内阁官员可是大力的打压，一度让内阁抬不起头来，皇权占了上风，当然到了最后，正德皇帝还是把刘谨给杀了。嘉靖皇帝时，通过大礼仪的争斗，嘉靖把内阁首辅杨廷和给干趴下了，内阁完全成了嘉靖皇帝手中的玩物。嘉靖通过自己的权谋，完全把内阁玩弄于股掌之间，虽然嘉靖几十年不上朝，却牢牢的控制了朝廷，内阁在嘉靖手下就是应声虫，对皇权一点威胁都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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