尤其是御史陈九德等人，奏折写的更是无耻加恶毒，终于惹得不明真相的嘉靖皇帝，做出了惩治朱纨的决定。蒙冤的朱纨悲愤自尽，留下这句悲愤警句：去外国盗易，去中国盗难！所以，当同样手段强硬的胡宗宪就任总督，对沿海士绅家族采取软硬兼施的政策，强力清洗掉这些“中国盗”，断绝倭寇的内应支持后，戚继光俞大猷等英雄部队，就这样横空出世，把欠下累累血债的倭寇，彻底追杀到安南，全数碾压干净！但“中国盗”的教训，明朝显然没有吸取，到了明末凄风苦雨的崇祯年间，那些手握巨额财富的东林党们，扮演了与倭寇时代“中国盗”同样的角色：和平年代拼命捞钱，不惜勾结外敌，逼的崇祯活活上吊后，再争着出来卖身投靠。
明朝国力强盛期，却屡被倭寇骚扰，为何不能反打回去？
首先，是利益不对等。明代的倭患，与历代北方游牧民族之患，本质上是相同的。明代时期，全球不约而同进入一个大航海时代，使得一向风平浪静的沿海，不得不面临来自海洋的威胁。倭患与北方之患一样，人家打过来，是冲着利益的，有利可图。但是你打过去，吃力不讨好，也没有什么可以捞的。这就是利益的不对等，所以非常麻烦。明代的倭患为什么很厉害呢？第一，是航海技术推动的。
以前要跨越大海，是很不容易的，但是到了明代，中国有郑和下西洋，欧洲可以航行大半个地球到中国，海洋就不成为不可逾越的天险了。日本在航海上虽然不如欧洲，跑到中国来混，还是可以的。第二，与明朝海禁有关。明代奉行厚往薄来的朝贡贸易制度。这种制度，为了突出上国地位，高价购买外国商品，以显示优待远夷的大国肚量。但是时间长了就吃不消了，所以大明帝国对朝贡贸易的热情逐渐降低。
既然官方贸易的想象空间越来越小，私人又受制于海禁政策，片板不得出海。在这种背景下，走私贸易的兴起便是不可阻挡的潮流，这促成海盗集团的兴起，这些海盗，就是倭寇的重要组成部分。第三，倭寇有很大一部分是中国人。我们不要以为倭寇都是日本人，有相当一部分是中国海盗。倭寇只是一个统笼的称呼，既包括日本的武士、浪人、商人、无赖、冒险家，也包括中国的海盗甚至葡萄牙人，只是其背后的靠山乃是日本诸藩的领主贵族。
所以，倭寇屡屡钞掠东南沿海，就是来抢财抢人，来一趟就能发一笔财。其次，嘉靖倭患时，大明帝国不具备远征日本的实力。据统计，洪武一朝有纪录的倭人入寇四十四次，永历一朝二十七次，宣德一朝六次，此后百年，虽偶有零星游兵散勇之倭寇，不足以为大患。但是，到了嘉靖年间，倭寇终于酿成大患。最初，朱元璋把日本列为不征之国，因为当时倭患并不严重。
可是到了嘉靖时，明代的国力已经谈不上强盛了，在军事上更是非常差劲。嘉靖初期的大明帝国在海防上漏洞百出，军队战斗力差强人意，战船的数量缺额严重，曾经有过辉煌历史的海上力量已经一落千丈，海洋防卫形同虚设。这种掉以轻心的国防已使国门向倭寇打开，没有防御纵深体系的海岸线成为海盗们肆意劫掠的财富后花园。当时不要说远征日本，就是要在海上防倭寇都防不住。
当时大明军界在抗倭问题上有两种意见，一种是海防论，一种是陆防论。海防论以胡宗宪、俞大猷为代表，特别是俞大猷，一直鼓吹海上防御是首要任务。他说：“倭贼之来必由海，海舟防于海，其首务也。”“倭贼骄悍，攻之洋中，我得上策。”另一种观点以谭纶、戚继光为代表，强调应以陆地野战为主。谭纶认为：“自有海患以来，未有水兵能尽歼之于海者，亦未有能逆之使复回者。
三国打成一锅粥，为啥却没有外族入侵？是谁在镇守边疆？
对于古代的中原王朝来说，边患其实一直不少，北面、西面、南面都有不少的少数民族，但对中原王朝威胁最大的其实一直是北方的游牧民族，历朝历代为了对抗这些游牧民族，都需要耗费巨大的军力。有些王朝甚至因为打不过这些游牧民族，最终被灭，不过这种情况一般都发生在王朝动乱期，和平稳定的中原王朝还是能够对北方游牧民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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