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小弟们也学着袁世凯的样子，慢慢地，袁世凯感觉到北洋军他有点调不动了。于是，他就让他的儿子袁克定搞了一个模范团，从北洋军各部队抽调中层干部来集训。这就上段祺瑞觉得自己被架空了，慢慢的也就离心离德了。冯国璋当时是北洋军在南方的实权派，他回北京问袁世凯是不是真要当皇帝？其实，冯国璋本来没有明确的倾向，可是袁世凯却一再保证，没有当皇帝的心思。
冯国璋也信誓旦旦地对媒体说，我问过大总统了，他不会做皇帝的。结果，筹安会成立，冯国璋被打脸。丢了面子的冯国璋也不再认为自己是袁世凯的心腹了，因为袁世凯根本没有跟他坦诚相待。这些北洋内部的老人已经有点指挥不动了。他们对袁世凯阳奉阴违，袁世凯也拿他们没多少办法。还有那个国民党，通过大选搞了几百个席位，平时一点有用的建议都没，就知道维护自己的利益。
要是不顺他们的意，他们还会起来造反，一点也不把民国和他这个大总统放在眼里。内外不顺，让袁世凯成为“虚位总统。”他只能顺着大家的意思做事，却不能按照自己的意愿施展拳脚。民国成立有几年了，一点像样的大事都没办。老是这么下去怎么办？中国，还是得需要一个皇帝。中国的所有的政治伦理、制度建设，都是围绕着皇帝进行的。
有了皇帝，大家就都有了主心骨。如果抗旨不遵，就可以光明正大的严办。如果说要做皇帝，那天底下还有谁比袁世凯更合适呢？况且，他已经提前打听过，美国、日本都是支持他做皇帝的。此外，英国、德国、俄国、日本都是有皇帝的，为什么中国不能有？这段时间，还有数量众多的请愿代表团纷纷进京劝进。短短2个月时间，参议院就收到请愿书83件。
北洋系、南方系、政府官员、封疆大吏、统军大将，甚至连乞丐、妓女都支持更改国体。就连不是北洋系的蔡锷、唐继尧都在《全国护军使劝进称帝文书》里签字了。袁世凯又探听郭其他国家对中国更改郭体的看法，他们都在打仗，都希望卖个人情给中国，拉中国入他们一伙。所以，国际外交也没有什么阻碍，不至于因为袁世凯当皇帝会引来外患。
既然这样，袁世凯就决定要当这个皇帝了。他接受了臣民的劝进，还发布了皇室的规范，要求皇室的亲王、郡王不能组织政党，不能做大官，不能经营商业等等。可是，很快，各地的反对声音出乎意料的强大。蔡锷在云南宣布起事，北洋军的几个大佬也都是模棱两可。冯国璋没有进京接受袁世凯给的职务，就只说病了，就在南京遥领参谋总长的职务。
其他军阀一看，北洋军内部不和，也纷纷发表通电跟进。其实，北洋军还是有很强的实力攻灭蔡锷的，不过袁世凯为了准备登基典礼前前后后花了6000多万，到这会已经没有少了。找了几家外国银行，都表示要看看中国的局势发展才能借银子。到这会，袁世凯感受到了内忧外患的感觉了。之前的劝进表，都是这些地方实权派在害他。北洋军的几个大佬，他们已经形成基本势力盘，他们也想袁世凯下台后自己也能做几年大总统。
如果袁世凯做了皇帝，那就成了世袭了，他们就要一辈子给袁家打工了。南方的几个军头就更可恶了。他们知道打不过北洋军，就有意煽风点火，让袁世凯当皇帝，然后他再举起旗帜反对袁世凯从而获取民意支持。至于其他的地方督抚，大多都是骑墙派，谁得势他们就向着谁说话。所以，一旦倒袁形成风潮，就不难看出他们的选项了。袁世凯想做一个好皇帝，可是时代已经变了。
宋经济高度发达，又是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有没有可能出现资本主义？
重新解读一下问题，“经济高度发达”是指宋朝改变了以往以来“重农抑商”的政策，商品经济得到了迅速的发展。“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 ，则是北宋开国之初，吸取唐朝亡于地方割据的教训，所以才“重文抑武”，重用文臣治理国家。换句话来说，宋朝商品经济发达，有潜在的资产阶级基础，这似乎是资本主义萌芽的重要条件。但是资本主义的诞生不仅仅是经济问题而是一个社会问题。
根据宋朝的社会情况，出现资本主义的可能微乎其微。具体缘由我们一一来看。1．商业资本没有有效投入再生产《马可波罗行纪》中对于宋朝有载:“城中有商贾甚众,颇富足,贸易之巨,无人能言其数。”虽然宋朝商人有着极强的经济实力，但是自古以来受“士农工商”的阶级观念影响，商人不可避免地想谋求权力以及更高的社会地位。
在西方，资产阶级新贵谋求权力的方式是通过改革或革命，使制度符合资产阶级发展的要求。而在宋朝商人们的方式则是顺应制度而非打破制度。当时普遍的现象是，商人在获得财富后并不热衷于技术革新、扩大生产，而是想尽办法为其子弟能参与科考打通关节，自己则又拙劣地模仿着士大夫的风雅生活，以求实现阶级跨越。《唐六典》中规定 ：“凡官人身及同居大功，已上亲，自执工商，家专其业，皆不得入仕。
”也就是说商人出身的子弟无法参加科举。但是到了宋代，这种局面发生变化，“如工商杂类人等，有奇才异行卓然不群者，亦并解送”其中解送的意思就是允许其参加科举。所以宋朝的商人经营的目的或是置办田产，或是实现阶级跨越，并没有把“经商”本身当成最终目的，商业资本只有很少的一部分用于技术革新扩大生产，而别说转化为工业资本了，发展资本主义了。
2.商品经济的畸形繁荣南宋城市经济的繁荣是以吸干周边农村地区的资源为代价的。许多城市商人的财产都来自他们农村地区田产上的收益。私人田租和国家地租、日用消费品的交易税、国家在某些地区强制实行的盐业专卖制度所征收的直接税或间接税，都会以各种方式转嫁到农民头上。城乡生活形成了一种巨大的反差。而在西方，强大的商业城市由于制造业的发展，不断吸纳周边地区的劳动力，同时在农村设厂，像火车头一样带动给周边农村的发展。
但是宋朝并没有出现这样的景象。同时据记载，宋朝的奢侈品产业非常发达，海外贸易几乎都以奢侈品贸易为主，然而对促进资本主义发展具有重大作用的奢侈品产业却变成专为皇家和特权阶层服务的部门，而形成一种虚假繁荣，极大程度地受国家政府而非市场的影响，也不利于资本主义的发展。宋朝时我国封建历史上最为富有的朝代，产生了现代意义上 的纸币”交子”以及现代意义上的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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