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种情况下。既然宋辽谁也灭不了谁。既然短时间内不可能分出胜负。既然北宋还因为高挨打率，还是明显吃亏的一方。既然宋朝皇帝急需要整顿朝纲。那宋朝签订一个和平条约，用三十万银绢换取休养生息的机遇，又有何不可呢？用三十万解决了原本每年要三千万军费才能解决的问题——维持既有地盘。用三十万解决了原本每年要三千万军费都不能解决的问题——华北免于战火。
这不比年年被动挨打，自己的地盘被蛮夷打得残破不堪要划算得多？这就如早年的汉朝和亲，唐太宗与东突厥的渭水之盟一样。不是刘邦想和亲，也不是唐太宗想跟颉利可汗拜把子。实在是打不过嘛。中原王朝暂时没能力杀出关外，灭了他丫的。只能是暂时委曲求全了，日后再想办法报仇雪耻。值得一提的是。宋使带回澶渊之盟的协议条文后，宋真宗很爽快地就签了字。
而辽国方面则整整拖了五天，高层扯皮了五天，最后才由萧太后拍板，极不情愿地在条约上签字画押。这说明，签这个协议对辽国其实是不利的。否则，辽国高层不可能在签字问题上纠结。所以说，耻辱与否，先放在一边不提。澶渊之盟对宋朝而言，真的很值。那么既然澶渊之盟很值，为何现在一提起这个玩意，大家的第一印象却是很屈辱呢？这是因为，澶渊之盟作为临时停战协定是合算的，但作为长期和平条约是不合算的。
这就好比当年的五八事件，我们落后，我们太弱了，实在无力为烈士复仇。除了忍气吞声，我们实在没有办法。但是，当年的忍气吞声，不代表我们就应该忘记耻辱。居安思危，勿忘国耻，这是现在每一个有健全心理的中国人都应该要牢记的。如果我们将来忘记了耻辱，不以当年的忍气吞声为耻，反以为荣，那我们这一代人就要被后人钉在耻辱柱上。
而偏偏，北宋统治者在面对同样情况时，就忘记了耻辱。澶渊之盟后，宋真宗为了自我麻痹，主动跑去泰山封禅。当时的宰相王旦为了宋真宗拍马屁，说澶渊之盟真是好呀，我们只用几个县的税收，就换来了和平。国家纳契丹和好以来，河朔生灵方获安堵。虽每岁赠遗，不及（军费的）百分之一、二。后来苏轼的弟弟苏辙说得更肉麻，说澶渊之盟签的好呀，如今我大宋国力之强盛，连当年的汉唐都比不了。
稍以金帛啖之，虏欣然听命，岁遣使介，修邻国之好，逮今百数十年，而北边之民不识干戈，此汉唐之盛所未有也。然而，实际上呢？宋真宗泰山封禅后，八百年来，再也没有皇帝去泰山封禅。后世皇帝用行动表明，但凡要还要点脸，都不愿意与宋真宗赵恒为伍。王旦说只用几个县的税收就解决问题。可实际情况是，辽国在1042年，趁北宋与西夏开战之际，趁火打劫，用军事加外交恐吓的方式，敲北宋的竹杠。
迫于无奈，宋仁宗只得再次忍气吞声，屈辱求和，在澶渊之盟的基础上，每年再增加十万两银和十万匹绢的岁币。这个事件，史称“庆历增币”。事后，为了避免再次被辽国敲竹杠，北宋不得不在北面加大军事防御力度。仅常设的边防部队就有15万。而为了养这些兵，宋朝每年的财政，都要大把大把地掏银子。事实证明，王旦的说辞，完全是扯淡。
澶渊之盟后，宋朝不仅要承担高额岁币，同时还要承担高昂的军费。而为了养兵，宋朝又不得不在其它方面缩减开支，比如废掉马政。北宋为什么缺马？难道完全是因为产马地丢失了吗？当然不是了。关内只是不产良马，不是完全不产马。北宋缺马，完全是统治者缺乏进取心导致的结果。至于苏辙所说“此汉唐之盛所未有也”，这么不要脸的话，听听就得了。
他老人家1112年去世。15年后，北宋就被金国灭亡了。这真是好一个“盛世”。值得一提的是。辽国不守承诺。西夏也一样不守承诺。1044年，北宋与西夏签署庆历和议后，李元昊马上翻脸，撕毁合约，屡屡翻境。北宋为了防御西夏，也不得不在西北部署了大量边军。一个华北，一个西北。仅这两个地方，北宋就养了近40万大军。
原本想通过给岁币省军费的。可实际上，岁币要给，巨额军费也要掏。这种二逼式的操作，苏辙的老爸苏洵在《六国论》中给出了完全否定的评价：悲夫！有如此之势，而为秦人积威之所劫，日削月割，以趋于亡。为国者无使为积威之所劫哉！强烈反对澶渊之盟以金钱买和平之举。后来，元朝人在编撰《宋史》时，也是百思不得其解，给出负面评价：“仁宗之世，契丹增币，夏国增赐，养兵西陲，费累百万。
”表示完全不能理解宋朝皇帝的脑回路。把钱拿去养精兵，干死丫的，不比每年送钱，养一帮不能打仗的孬兵要实在吗？总体而言。北宋与辽国达成澶渊之盟，本来是好事。签了澶渊之盟后，宋朝统治集团就具备了卧薪尝胆，报仇雪恨的机遇。但很可惜，签了澶渊之盟后，宋朝统治集团却是一种“丧事喜办”的表现。把一个临时性质的停战协定，当作了长期和平条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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