粮食价格的稳定，对于农业经济为主导的古代来说，没有比它更有效的经济手段了。例如，宋哲宗绍圣年间，为了满足陕西军情之需，多发的一次交子量竟会超过一界总量的数倍，甚至导致成都地区交子的缺乏，又要增造。从这里看出，粮食和货币都是古代国君治理国家的重要的手段。
古代人没有通货膨胀的概念为什么不拼命印钱？
通货膨胀，顾名思义，货币贬值，物价上涨，原因呢，一国市场上流通货币供大于求，就是太多了。什么叫做古人没有通货膨胀的概念？司马迁提出稳定粮价、抑制其他物价《货殖传》中提到，平粜齐物，关市不乏，治国之道也。他认为粮食要平价出售，并平抑调整其他物价，关卡税收和市场供应都不缺乏，这才是治国之道。抑制货价，本就是防范通货膨胀的一种手段。
粮食价格的稳定，对于农业经济为主导的古代来说，没有比它更有效的经济手段了。所谓牵一发而动全身，如果粮价飞涨，也会刺激其他货物跟着一起上涨。你想，粮价涨了，每人每天吃同样的粮食，付出的钱币多了，那么工人就要求涨工资，否则吃不饱，老板怎么办？商品的人工成本涨了，那就只能提高商品价格来挽回损失。如此恶性循环，不日，市场上需要的货币便会供小于求，国家被迫多发行钱币。
反之，商品、粮食产量没有增加的前提下，拼命增发货币，只能引起物价飞涨，然后恶性循环，国家继续投放更多的货币。所以，古代政府稳定粮价，和不增发货币一个道理，就是为了遏制通货膨胀。管仲提出控制发行货币，缩小贫富差距如果说司马迁的《货殖传》主要倾向于个人的生财之道，那么古代经济学家管仲就会告诉如何用经济手段来治理国家。
一、故人君挟其食，守其用，据有余而制不足，故民无不累于上也。管仲认为，国君能够管控粮食，掌握货币，依靠国家之有余来控制民间的不足，人民就都会甘心依附于君主。从这里看出，粮食和货币都是古代国君治理国家的重要的手段。二、凡将为国，不通于轻重，不可为笼以守民；不能调通民利，不可以语制为大治。治国需懂得轻重之术，能够调剂民利，通过管控经济来实现国家大治。
什么叫做调剂民利？用现在的话说，就是要控制贫富差距。管仲认为，一个万乘之国如果出现了拥有万金身家的大商人，说明国家财富大量流失，国家没钱，臣子和将士当然不会效忠。这时，如果国君不出面干预，那么大商人便会依托其雄厚的资本，操纵市场，谋取厚利，如此，贫富差距便会更加悬殊，老百姓吃不饱就可能起事。这种现象恰好是国君最不愿意看到的，人有钱了则驱使不动，人太穷了则不能守法。
回到司马迁所提到的粮食和货币，我们再来看看古代国君是如何管理的？且君引錣量用，耕田发草，上得其数矣。民人所食，人有若干步亩之数矣，计本量委则足矣。然而民有饥饿不食者何也？谷有所藏也。人君铸钱立币，民庶之通施也，人有若干百千之数矣。然而人事不及、用不足者何也？利有所并藏也。从粮食来看，一个国家有多少农田，多少百姓，多少上缴国家，多少留着自用，国君都是统计过的。
然而，有些百姓却仍旧挨饿，究其原因，就是因为大商人的囤积居奇。从货币来看，一个国家有多少人，每人需要多少货币，这些也都是计算好的。然而，仍然有很多没钱的穷人，也是因为财富集中到一些大商人手中了。如果一个国君不能调节财富，缩小贫富差距，而是埋头在那里无休止地铸造货币，造成有钱人奴役穷人，怎么能称得上治国有道呢？据此可知，管仲认为乱发货币无益于治国，只有通过调节贫富差距来实现国家大治。
长期滥发货币会造成国家金融体系崩溃纸币没什么价值可言，然而古代的货币多为金、银和铜等贵金属，并非取之不竭，考虑其产量和储量，控制货币的数量势在必行。造纸术出现后，有些政府开始以纸币替代，例如，宋朝的交子，元朝的中统交钞等。纸币本身毫无价值，如果国家滥发纸币，就相当于割老百姓的羊毛。打个比方，老百姓辛辛苦苦赚下来一点积蓄，随着纸币的增发而严重贬值，购买力大不如从前。
《宋史·食货志》载，哲宗绍圣年间(1094~1097年)“界率赠造，以给陕西沿边籴买及募兵之用，少者数十万缗，多者或至数百万缗，而成都乏用，用请印造，故每岁书放亦无定数。”事实上，北宋年间，赵宋政府也的确采用增发交子甚至是频繁更改纸币的手段，攫取百姓的财富，最终导致通货膨胀，金融体系崩溃。例如，宋哲宗绍圣年间，为了满足陕西军情之需，多发的一次交子量竟会超过一界总量的数倍，甚至导致成都地区交子的缺乏，又要增造。
货币其实是一个国家的国家信用，政府滥用信用，导致交子成为其敛财的工具。如果货币持续贬值，那么其国家信用也会随之土崩瓦解，后果是什么不言而喻。结语：谁说古人不懂得通货膨胀？司马迁和管仲早就深入研究过了。司马迁认为通过稳定粮价、抑制其他商品的价格来治国。管仲则认为乱发货币无益于治国，只有通过调节贫富差距来实现国家大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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