宫中之事则开始发生了一些变化。费祎接任主政大臣,两年后出屯汉中;延熙十四年(251年)夏还成都(三代主政大臣,除主政初年为安定政局而有过段时间居成都外,均驻外地。诸葛亮主政四年后~期间还有一年用于抚平南中~即北驻汉中,死后葬于汉中。蒋琬主政三年后即北屯汉中,六年后还驻涪城,最后死于并葬于此地。费祎主政两年后北屯汉中,三年后还成都,旋即北驻汉寿。

费祎遇刺实属意外,阴谋论者自当认为是场阴谋暗杀。费祎既开府汉寿,当会长驻此地,费祎死后亦葬于此。)费祎北屯汉寿。次年于此地开府;延熙十六年春正月,“大将军费祎为魏降人郭循(修)所杀于汉寿”。时值岁首大会,即元旦庆典。从诸葛亮到蒋琬再到费祎,驻地从汉中到涪城再到汉寿,这一变迁脉络已经显示出季汉政治的变化。

蒋琬费祎虽不再常驻汉中,却也不驻成都。对他们俩来说,虽不能以大举北伐的军事行动去北定中原,以完成已故诸葛丞相未竟之事业,却当谨受其王业不偏安的政治训条。季汉政治的衰弊: 我们先不妨看看一个小数据,后主在位期间,季汉共实行大赦十三次。诸葛亮主政期间,只实行了一次大赦。后十二次,蒋琬主政时大赦四次,费祎主政时两次,余六次。

季汉越是接近末年,越是密集。诸葛亮去世后,季汉社会确实发生了一些变化。民间隐匿人口,逃避赋税、兵役,军队士伍逃亡,虚名顶替,“奸巧非一”。吕乂一方面为之防禁,一方面开喻劝导。仅蜀郡一地,“漏税自出者万余口”。蜀郡一都之会,如同京畿,尚且如此,其余诸郡发生的此类情况的严重性可想而知。吕乂担任蜀郡太守,是在延熙九年接替董允为尚书令之前。

也就是说,上述诸弊端正是蒋琬主政时的季汉国情。频繁用赦,显示出季汉社会矛盾的加剧。诸葛亮“用法峻密”“赦不妄下”,蜀人追思之;蒋琬费祎在制度上沿袭诸葛亮成规,社会矛盾却愈演愈烈。季汉社会的变化相伴随的是后主本人和季汉中枢政情的变化。季汉自诸葛亮后不再设有丞相,政事重归尚书台,故蒋琬主政初期,即以尚书令主持政务,后则以大将军录尚书事。

蒋琬以大司马开府,但先驻汉中后驻涪城,他已不再能如诸葛亮那样以留府主持后方日常政务。成都日常政务由尚书令主持,故蒋琬北驻汉中,费祎即接任尚书令;费祎北赴汉中,董允即以侍中守尚书令。蒋琬之后,季汉不再设大司马,费祎以大将军录尚书事。费祎直到遇刺前一年才以大将军开府汉寿。费祎从延熙十一年即不驻成都,则成都日常政务当由尚书令主持。

蒋琬费祎身为主政大臣而常年驻外,只是在重大事情上拥有优先表达意见的权力。基于这一形势,蒋琬病故前,季汉中最关键的角色实为董允。董允在病故前以侍中兼守尚书令。董允与蒋琬费祎二人内外维持,尚能保持季汉政治的基本气象,董允与蒋琬同年病逝,侍中和尚书令这两个中枢要职均易他人。董允死后,陈祇接任侍中。其“多技艺,挟数术”,深得后主宠信。

董允在时,后主便深感压抑。建兴十二年,季汉即发生过一件近似于宫廷丑闻案(即刘琰之妻胡氏事件)事后,董允规定,大臣妻妾不得再入宫朝庆。后主追怨董允,“謂为自轻”。陈祇任侍中长达十二年之久,吕乂死后,陈祇又以侍中守尚书令长达八年!景耀元年(258年)陈祇卒后,“后主痛惜,发言流涕”,下诏谥陈为忠侯,几可直追诸葛亮!?唉!黄皓操弄国柄,姜维欲除之,后主为之袒护,以至于姜维怯而求出避祸。

《庞统传》附其子庞宏事,记载:刚简有臧否,轻傲尚书令陈祇,为祇所抑,卒于涪陵太守。《姜维传》载:维本羁旅托国,累年攻战,功绩不立,而宦臣黄皓等弄权于内,右大将军阎宇与黄皓协比,而皓阴欲废维立宇。维亦疑之,故自危怯,不复还成都。当然陈祇黄皓等人上位弄权,亦是后主刘禅为加强其中央集权的结果。只可惜陈祇黄皓之辈之才德远不及诸葛等贤臣,后主之资亦远逊于先主刘备!景耀年间,吴使薛珝聘蜀,归去后,吴主孙休蜀政得失。

薛答曰: 主暗而不知其过,臣下容身以求免罪,入其朝不闻正言,经其野民皆菜色。臣闻燕雀处堂,子母相乐,自以为安也;突决栋焚,而燕雀怡然不知祸之将及,其是之謂乎!三、曹魏君臣的文治武功及其对孙刘的影响:对孙刘联盟的离间:早期曹孙刘三家的相互作用,孙刘联盟自建安十三年(208年)经鲁肃牵线搭桥后又经刘备孙权诸葛亮等人协商逐步建立起来!但双方就孙刘联军所占的荆州再划分之事差点倒戈相向,联盟内部逐渐出现裂痕,荆南四郡也一分为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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