顺治十二年（1655年）正月，顺治帝下旨修《顺治大训》，并且编纂《资政要览》；四月，顺治帝又下诏修《太祖圣训》《太宗圣训》。顺治十二年（1655年）春，他特命大学士冯铨为总裁官编《孝经衍义》；特命大学士巴哈纳、刘正宗等为总裁官编《通鉴全书》；他还大力提倡忠孝节义，比汉臣提倡得还要卖力。其实，他这都是为了加强满清皇权的统治意识，以皇权专制和忠孝节义理念来教化满汉大臣。
六月，顺治帝将宫禁命名为紫禁城，将后山命名为景山，将西苑南台命名为瀛台，并命内十三衙门立起铁牌，严禁内监干政。这一系列的命名、立牌，是想从规划的建筑文化上来加强统治秩序。清军入关以后，不久就进入北京，而满清统治集团目睹明王朝的灭亡，顺治帝作为第一位进入北京的皇城，他对明朝灭亡的教训十分重视，积极采取措施避免清朝重蹈其覆辙。
首先，福临十分重视整肃吏治，他对官吏队伍推行甄别之法，重视擢优汰劣。其一，他要求各地督抚对所属官员严加甄别，对有德有才兼通文义的人要及时报奏，而对不能称职的要立即参劾。其二，为了选拔好知府人选，福临于顺治十二年（1655年）正月下令在京各衙门三品以上官员，及在外督抚，各推举才行兼优堪任知府者各一人，并要求其备上履历事迹具奏，令吏部再加察议，以奏请定夺，将所选中人才以备前三十处知府之用。
其三，福临严格加强对官员的督控，绝不允许朝中官员结党结社，更不许太监干预朝政，他通过严禁官员私交、私宴来杜绝朋党的形成，想以此来根除朋党之患。其次，福临通过一系列革新措施，努力稳定社会经济发展。针对明末战乱所余留下来的地荒丁逃、税赋难收的状况，为了改变福临亲政时各直省钱粮缺额达四百余万两的赋亏状况，他积极采取鼓励垦荒的政策。
为稳定好社会经济，他采取了一些措施，着力鼓励垦荒。比如，他采纳了大学士范文程等人的建议，于顺治十年（1653年）推行屯田垦荒；于顺治十三年（1656年）秋下令鼓励富人垦荒；于顺治十四年（1657年）夏，公布督垦荒地劝惩则例；于顺治十五年（1658年）冬，又实行捐资开垦法。其中，“劝惩则例”的作用很大，则例中规定：督抚按及道府、州县、卫所等各级官员在一年内，按垦荒数量给以记录或加升一级的奖励；对文武乡绅及贡监生民人等规定了垦荒的具体奖励办法；而且，如果开垦不实或者开过复荒者，无论新旧官员，一律应被治罪。
可是，后来福临却倾心于僧禅，成了清代历史上唯一一位在内心深处信仰佛学的皇帝。福临亲政初期，他认识了天主教耶稣会教士汤若望，福临亲政后，汤若望因为与福临谈得很投缘，屡次被提升，分别被封为通议大夫、太常寺卿，并赐名“通玄教师”，提为通政使等，并于顺治十五年（1658年）被诰封为光禄大夫，秩为正一品。而孝庄文皇后对福临提拔汤若望很支持，她对汤若望也很尊重，甚至称他为义父，而福临因此而曾称孝庄皇后为“玛法”（慈爱的女神）。
福临与汤若望的密切交往，显然对福临信仰宗教有一定的影响。顺治十四年（1657年），福临开始接触僧人，并很快成为佛教信徒。这一年深秋，福临在太监的带领下到了海会寺，见到了临济宗龙池派和尚、性聪禅师憨璞，福临与憨璞交谈默契，很是投缘，这使他对佛教产生了很大的兴趣。不久，福临在南苑万善殿召见了憨璞，之后，他还多次召见憨璞，请憨璞介绍佛教界有名望、修养高的僧人。
玉林琇画像顺治十五年（1658年）九月，福临特意派遣使臣，赴江南湖州报恩寺，召名僧玉林琇来京，玉林琇清高自持，多次辞谢，婉拒召见，但使臣不答应。次年二月，玉林琇只好入京觐见福临。福临一见玉林琇，十分高兴，当即封他为“大觉禅师”，并以禅门师长之礼款待玉林琇，福临谦虚地自称弟子。此时，福临请求玉林琇为他起个法名。
玉林琇再三推辞，认为不便为福临起法名。但是，福临一再要求，并请求以一些“丑”的字眼来为他起法名，玉林琇只好写了几个字，福临选了一个“痴”字，起法名为“行痴”。至四月，玉林琇请求回湖州报恩寺，福临赐给他黄衣、金印，派遣官员送他回去，并令官员召玉林琇的弟子茆溪行森到京师。此外，福临还封憨璞为明觉禅师，憨璞向福临推荐了浙江宁波天童寺的名僧木陈道忞，福临召其进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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