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庄王问鼎中原时，如果灭周，必然开启楚国统一全国步伐，而当时时机显然不具备。首先，全国统一必然促使奴隶制向封建制转变，生产力条件不具备楚庄王如果灭周，全国统一步伐必然开启。因为周王朝实行的是分封制，是周天子与诸侯共治天下。如果全国再次统一，奴隶制不可能再被复制一遍，奴隶制必然解体，封建制必然诞生。分封是一个放权的过程，统一正好相反，是集权的过程。
集权必然要废除分封制，体制的变革其实是生产关系的重大变革。而生产关系是和生产力发展相适应的，封建社会生存的基础是土地私有和一家一户小农经济，出现一家一户小农经济，必须废除井田制。废井田、垦荒又需要建立在铁农具和牛耕的基础上，在“铁犁牛耕”没普及的情况下，农业生产力不可能产生大的飞跃，而“铁犁牛耕”是在春秋末战国初才得到普及。
这是生产力因素让楚庄王不具备灭周条件。其次，奴隶制转化为封建制，需要牺牲奴隶主贵族阶层，政治条件并不具备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转化，政治上，需要奴隶主贵族退出历史舞台，让位于地主阶级。奴隶主贵族是既得利益者，哪个既得利益者都不会轻易出让利益，奴隶主贵族当然也不会愿意。奴隶主贵族不愿意主动交出舞台，地主阶级只能通过流血手段争夺这一历史舞台。
地主阶级的来源有两个：其一，是奴隶主转化，像秦国的王族就是这样的其二，是“士”成长为地主阶级。而春秋战国，地主阶级主体其实就是“士”一族成长起来的。西周分封制，人也分等级，宏观说是四级：周王、诸侯、士、平民，“士”地位在诸侯之下。但春秋战国时期，随着权力的不断下移，“士”逐渐成长起来。以至于“礼仪征伐由天子出”变为“由诸侯出”，再逐渐演变为“陪臣执国命”，这些陪臣就是“士”一族，或者称“大夫”。
典型的就是晋国，由于晋献公大诛公族，导致晋国只能启用卿士，晋文公时实行六卿制度，国家就由六卿协助管理，军队也由六卿执掌，导致晋国士族不断坐大。到了春秋末，晋国还有四大士族，即韩、魏、赵、智。公元前455年，韩、魏、赵三家灭掉智氏，公元前438年-375年，韩、魏、赵三家瓜分晋国，春秋结束，战国开始。《史记.周本纪》：威烈王二十三年，九鼎震。
命韩、魏、赵为诸侯。韩、魏、赵三家就是典型的地主阶级！地主阶级登上历史舞台，手里提着的是奴隶主贵族血淋淋的人头。楚庄王时代，奴隶主贵族还是非常强大，未来的地主阶级“士”一族还很弱小，没有实力推翻奴隶制，实行集权制。因此，楚庄王问鼎时期，全国统一的政治条件并不具备。因为生产力条件和政治条件都不具备，所以楚庄王时期任何一个诸侯国都无法开启全国统一步伐，因此，都不敢灭周。
三、诸侯互相“制衡”导致任何诸侯在时机未到的情况下都不敢贸然灭周根据西周分封制及周礼的规定，诸侯封地最多不过百里，所以西周时，各种大大小小的诸侯最多时竟然高达1200多个。如果说周天子是月亮，那么这些诸侯就是星星，形成“众星捧月”的局面。东周之后，随着征伐自诸侯出，诸侯之间开始兼并，诸侯兼并一般都是兼并那些小的诸侯国，中大诸侯都不敢轻易兼并。
因为诸侯之间是一个互相制衡的局面，到了楚庄王时代，其实就是晋、楚、秦四大诸侯互相制衡。楚国凭实力完全可以灭掉郑国、宋国这些中原国家，但是楚一旦灭这些国家，实力必然变得超强，打破了诸侯均衡，那么原本互相勾心斗角另外三大诸侯就会联手，攻打楚国，楚国是无论如何不敢面对齐、晋、秦三强联手局面的。如果对此有疑问，可以将时间推后到战国时代的公元前284年，因为前面齐国灭掉了宋国，打破了七雄之间的平衡，特别是打破了除秦国以外的山东六国之间的均衡，结果燕国联合秦国、韩国、赵国、魏国五国伐齐（楚国后来也参与），打得齐国只剩下三城。
这一战也让秦国心惊胆战，秦国看到了合纵真正的威力。《史记燕召公世家》：二十八年，燕国殷富，士卒乐轶轻战，於是遂以乐毅为上将军，与秦、楚、三晋合谋以伐齐。齐兵败，湣王出亡於外。燕兵独追北，入至临淄，尽取齐宝，烧其宫室宗庙。齐城之不下者，独唯聊、莒、即墨，其馀皆属燕战国快到末期的齐国灭宋，竟然招致五国群殴，楚庄王所在的春秋中期，如果敢灭周，招致的不是五国灭楚，而是全天下联合灭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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