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时代，基本没有官员品级“正一品”这一说（北魏太和二十三年，即499年以后，北朝才有正一品称呼，南朝是没有）。但对于高品官职（大学士、诸部尚书等）正一品对应官职，顺治初设立满汉分职所置，满员正一品，汉员正二品。而清代，也是历代王朝中，少有的外任地方官员可以授封正一品官位的朝代（大学士兼总督、伊犁将军、绥远将军），其中有武职一品，确实是异数。
如何看待《金瓶梅》？
在看待《金瓶梅》的问题上，淫者见淫，智者见智。有意思的是，在意“如何看待金瓶梅”的人，往往对它了解不深入，甚至是只闻其名，未见其书。也就是说，是一个求引导，而实际上也是一个被引导的过程。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不妨来看一下，官方出版这本书的态度，以及背后决策者的看法。相信这是“看待《金瓶梅》”不可错过的视角。
我们就从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两版《金瓶梅词话》的过程来切入。这两版出版时间隔了28年。第一版是1957年根据东吴弄珠客作序的刻本重印的线装本，两函20册，以古籍刊行社的名义出版。第二版是1985年出版的署名兰陵笑笑生著戴鸿森校点”版本，平装中下三册。这两版的背后，都与当时的最高决策者，对，就是毛，有关系。
《金瓶梅》历来评价高，但因为其中的色情描写，不可避免在建国后成为禁书。1950年代出版《金瓶梅》，想来是个奇闻。根据当事人回忆，说是毛在一次讲话中说，从《金瓶梅》中可以看到16世纪城市居民日常生活的广阔图景。这书可以被当成内部读物来重印。高干可以开开眼界。担任过人民文学出版社副社长的许觉民回忆说，毛要印《金瓶梅》的指示，是王任叔在中宣部听的。
印数本来定了1000部。王任叔认为印一次不容易，不如印2000部。然后严格控制发行范围。这一版的发行手续特别严格，想买的人要满足三个条件:一年满45岁;二已婚;三省、军一级的高干或学者。而且每部书编了号，购买时要登记。出版线装本《金瓶梅》后，毛认为只能作为内部读物。应该另外出版一部经过整理的《金瓶梅》，让一般的读者能够读到这本书。
这个意见，周扬知晓，但开始并没有立马开始。过了1年多以后，有一次毛问周，《金瓶梅》的整理本怎么样了，什么时候能出版？周这才马上派中宣部出版处长包之静到人民文学出版社，要要求尽快出版排印本的《金瓶梅》。据当时参加点校的戴鸿森说，只用了三五个月，稿子就交来了。但初稿是任意删削、改写，几乎“面目前非”。于是，集体反复商议，让戴鸿森单拟整理方案，从头整理。
从1962年下半年起，政治形势一天紧张过一天。人文社里没有人敢再去过问顶着“淫书”之名的《金瓶梅》的整理出版这件事。直到文革结束后，人文社才从新开始整理。这一次的点校可以说是除去了秽亵，像郑振铎说的，瑕去而瑜显。从文本上说是这样，但让你选的话，相信大多数人不会选这个版本。上面的出版过程，从侧面说明了几点。
中国古人如何过夜生活？
古人当然也会夜生活，比如在酒楼喝酒，到戏剧看戏，但显然，跟现代人相比，古人的夜生活要单调得多。而且，在汉唐、元明清时期，都有严厉的夜禁制度（宋代的夜禁则已松弛），市民想过夜生活也不如现代方便。比如元朝法律规定：“一更三点，钟声绝，禁人行；五更三点，钟声动，听人行。” 夜禁时间从“一更三点”（大约是晚上8：10）开始；犯夜之人，“笞二十七”。
忽必烈时代，朝廷还一度取缔了元宵“放夜”的惯例：“世祖临御三十余年，每值元夕，闾阎之间，灯火亦禁。” 明承元制，清又承明制，《大明律》与《大清律》均规定了夜禁制度：“凡京城夜禁，一更三点，钟声已静之后，五更三点，钟声未动之前，犯者笞三十。二更、三更、四更，犯者笞五十。外郡城镇各减一等。其公务急速，疾病、生产、死丧不在禁限。
”都是从“一更三点”开始禁夜行，而且对二更至四更时段的犯夜，惩罚更重。清代有些地方，定更之后，不但“大街小巷鐍固栅门，不许人行走”，还不准居民“于门外坐卧乘凉”，只有每年的五六七月，盛夏炎暑，才“不禁居民开门纳凉” 。是不是觉得很不可思议？我们知道，唐时夜禁开始后，居民若有紧急事外出，可以向本坊的坊正申请公验。
清朝时，“居民昏夜有生产急病、请稳延医者”，也允许夜行，但需要先向保甲长申领一块“夜行牌”。夜行牌“长五寸、阔三寸”，由州县衙门核发，盖有官押，并涂上一层桐油，“付第几保第几甲长收执”。出行人申领夜行牌，例由保甲长“验明本人面目、其家产病果真”，若属实，“许给此牌，守栅人问明所至地方，开栅放行；回时即缴；如无此牌者，一概不许放行”。
古代青楼女子如何度过余生？
古代青楼女子在文学作品里比较常见，书生和青楼女子的唯美爱情，像《玉常春》里面的苏三、《杜十娘》里面的杜十娘等等，她们大多长得漂亮，有一定的文化，琴棋书画、吹拉弹唱样样精通，她们多才多艺，一旦喜欢上哪个男人，愿意跟着他从良，托付终身，她们有些是卖艺不卖身，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三贞九烈，这样的形象居多。她们的结果有的挺完美，有的也很悲壮，像《玉常春》里面的苏三，苏三跟王金龙这结局就挺美妙，最后王金龙娶了苏三；也有不美妙的，杜十娘怒沉百宝箱就是如此，李甲犹犹豫豫的，害怕家里反对自己娶了个妓女，后来杜十娘愤而投江自尽。
青楼女子身在红尘之中，她们有的靠才华，有的靠身体赚钱，就等同于妓女了，她们都是吃的青春饭，年轻的时候或因为贫穷自卖，或被父母卖进妓院青楼，在老鸨的逼迫下频繁接客，用身体为其赚钱，但容颜再美也依旧会老去，那么她们老了之后会有怎样的生活呢？1，选择嫁人终老，所有的女性都希望遇到一个爱自己的人，那些青楼女子也一样，但她们入青楼时都签了卖身契，只有自己赚的钱足够还债，后半生才有自由的机会，不乏一些有才华又有容貌的女子得到文人墨客的青睐，他们也许会为她赎身，然后让她常伴自己左右，幸不幸福暂且不说，相信她们自己也会喜欢这种为人妻、为人母的生活，秦淮八艳中的董小宛和柳如是都选择了这种生活，这应该是这些风尘女子最好的归宿吧。
2，选择寺院青灯古佛，很多青楼女子离开青楼时已经年老色衰，很少有人愿意迎娶她们，因此她们在自己手里有钱时，会选择施舍寺院，和古代很多宫女一样为的是自己以后有个归宿，因为身体的原因，她们老了以后也不会回家，害怕受到别人的指点，所以寺院是很多人的选择，年老时静静心也未尝不可，也为自己的过去赎罪，古佛青灯相伴的日子虽然清苦，但十分清静。
3，继续老本行做老鸨，也有人是因为喜欢这个职业所以选择它，很多青楼的老鸨都是从妓女走过来的，或许当时还是名噪一时的头牌，她们老了之后不愿去别的地方，也就索性留了下来，继续守着这份事业。4，孤独终老了此余生，有些人在年轻的时候没有赚到什么钱，接触的都是那些社会底层的人，也没有什么钱给自己赎身，就只能一直干下去，直到自己年老色衰的时候，被青楼赶出来，此时的她们无路可去，去寺院都没有香火钱，只能用自己仅有的积蓄租一个小房子，挂上牌子积蓄自己的老本行，但这时的客人就可想而知了。
上海滩大亨张啸林是如何发迹的？
张啸林一生所行，惟一个“狠”字。他以一个“狠”字闯荡江湖，也以一个“狠”字名动江湖，更以一个“狠”字取富贵和权势于江湖。张啸林用一双拳头从杭州打到上海，或许有人会因为他和黄金荣、杜月笙并称“上海滩三大亨”而认为他是到了上海后才发家的，实则不然，他到上海是翻盘，是第二次达到人生的巅峰！因为他在杭州的时候已经站到了巅峰，只是不慎跌落了下来。
张啸林的出身也不好，他原名张小林，后来以“虎啸山林”而取名为啸林。在中国人的传统思想里，一个人的名字也会影响到一个人的气运、命运，或许正是因为他改了名字，从而扭转了自己的命运。张啸林不同于黄金荣、杜月笙的没文化，他正正经经上过好几年私塾，虽然在他爹病逝后，他离开了私塾到社会上混，可是到了后来，他又考上了浙江武备学堂。
一个小流氓、小混混突然说要考武备学堂，已经够让人惊讶的了，可是更让人惊讶的是他还考上了！从这一点来看，张啸林虽然性格粗犷，行事也稍显莽撞，可也绝不是一个有勇无谋的人，而是一个很有头脑的人。一个人想要成功，靠的也不只是他敢打敢拼，因为任何时候都不缺少敢打敢拼的人，然而成功的人却是少之又少，为什么？因为成功也离不开人脉关系，总有需要别人帮助的时候！对于黄金荣、张啸林、杜月笙这三个人，时人评价称：“黄金荣贪财，张啸林善打，杜月笙会做人。
”可实际上，论“狠”谁也不输谁，论“会做人”当然也不止杜月笙，杜月笙的人脉关系是在发迹后逐渐建立起来的，但是张啸林的人脉关系早在很多年前便已经建立起来了。他在浙江武备学堂时期，和周凤岐、夏超、张载阳等人结为好友，这几个人后来哪个不是在军界里响当当的人物？黄金荣因为和卢筱嘉争风吃醋被卢绑架后，便是张啸林走了卢永祥的门路，这才让卢筱嘉松口。
他在杭州的时候，手底下一场兄弟也对他死心塌地的，因为他会笼络人心，手里有了钱不会自己揣兜里，而是会拿出来请兄弟们吃喝玩乐。所以说，论“会做人”和打造自己的人脉关系，其实张啸林也不比杜月笙差不多。这么一来，张啸林身上便有了狠劲、智谋以及邀买人心的手段，符合了一个能够在乱世中闯出一片天的人物的条件，此时的张啸林可谓是“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东风是什么？自然是际遇和机缘！张啸林虽然考上了浙江武备学堂，可是他因为自由散漫惯了，受不了学堂的约束，所以终究没等到毕业便已经离开了学堂。
他离开了学堂的话怎么办？继续混！他这回倒是混出了名头，收拢了一帮流氓混混，最终称霸于杭州黑帮，也算得上是杭州的一个“大亨”了。不过，他崛起成为“上海大亨”路上的机遇的一个开端。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就有蝇营狗苟，就会有竞争对手，即便是流氓混混也不例外！张啸林在杭州也有竞争对手，他后来因为一场争斗而打死了人，最终被迫离开杭州，跟着季云卿来到了上海。
离开杭州，是他人生的第一次跌落。来到上海，则是他人生第二次崛起站到更高峰的开始！这是第一场东风。有的人倒下了就真的是倒下了，有的倒下了不仅还能爬起来，而且会爬的更高！张啸林便是这么一个人。气运是很奇妙的东西，他流落到上海后，在妓院里当鸭子，在妓院门口卖春药，可是即便这样他也能遇到贵人——富商黄楚九。后来，他又在黄楚九的帮助下加入了青帮。
这是第二场东风。张啸林在上海码头混的时候，杜月笙也混出了一个“水果月笙”的名头，于是他便有意地去结交了杜月笙，两个人联合起来在码头收保护费。后来，杜月笙差点被人砍死，还是张啸林救了他，当然了，杜月笙后来也救过张啸林的命，两个人的交情可以说是很深的。所以，杜月笙在进入黄公馆做事以后，也没忘了拉自己的“啸林哥”一把，所以张啸林也顺利地进入了黄公馆。
这是张啸林的第三场东风。黄金荣因为在“露兰春事件”折了面子，所以威望下跌，又加上林桂生的离去，黄麻皮只能向下面放权。这是他的第四场东风。这第四场东风一吹，不管是张啸林，还是杜月笙，都抓住了这个难得的机遇，使劲地发展自己的势力，最终自立门户，和昔日在自己眼里高高在上的黄老板并称“上海三大亨”。一个人想要成功，从狠劲、人脉、智谋、手段到机遇，缺一不可，张啸林全占了，所以谁也挡不住他的崛起。
古代什么样的官职是正一品？你怎么看？
中华历代王朝官位制度，自先秦两汉始，先是“世爵世禄”，“封君制度”，官职与爵位、封地紧密相连，如周王室之“卿士”、“司马”，诸侯国之“执政”、“中军将”、“令尹”、“司城”等，都是以官位决定地位，并伴随“世土”制度，即是王室或者诸侯大夫，又是地方封邑的主人，世袭传承，代代沿袭。周显王十三年（秦孝公六年、前356年）卫人公孙鞅受秦孝公之命，主持秦国变法，“废井田，开阡陌、重农桑、奖军功、除世爵世禄”等积极措施，打破血缘世袭制度，以功论秩，使得秦国迅速强盛壮大，最后统一六国，并吞天下。
秦变法后，为厘定官秩，改原有实封（即封邑制度）为秩石（念担）制、军功爵制并存，军功爵不在本题范畴内，略过不表，细述秩石制。秩石制，即将官员等级按照实发俸禄（主要是粟米）多寡排序，秦统一六国前，即已将此项制度推行全国，统一六国后颁行于全天下。汉高帝刘邦建立汉朝后，承秦制，将秩石制结合封爵制、食邑制，行于朝堂，以年计俸，以月颁给。
秦汉时期，以秩石制定官员品级的制度，延续了近五百年。秦汉秩石制下，相当于后世正一品官职有：三公（丞相、御史大夫、太尉）：万石；九卿（宗正、奉常、郎中令、少府、太仆、典客、廷尉、治粟内史、卫尉）、三辅（京兆尹、左冯翊尹、右扶风尹）：中二千石（中念重，满的意思。秦汉九卿有不同称谓，这里以汉制为例）；地方郡守、郡尉（东汉末各州刺史、州牧也为二千石）：二千石；丞相司直、护军都尉、司隶校尉、西域都护、奉车都尉、驸马都尉、郡都尉（西汉）、诸中郎将、光禄大夫、侍中、诸校尉（东汉）：比二千石；（另外，在二千石和中二千石中间，还有一个真二千石的级别，对应官职不明。
）二千石待遇，即秦汉时期官秩最高级别官员，大致相当于后世的“一品”（或者超品，这里仅指中二千石以上），所以列出，以做对照。秦汉秩石制，最大的特点就是“居其职而有其禄”，官秩改变而禄秩也随之变化，官员出仕没有固定的品级，这也是中华流官官制初期，最大的特色。汉延康元年（魏黄初元年，220年），魏文帝曹丕代汉建魏，在东汉“察举”、“征辟”制度的前提下，采用尚书令陈群的建议，实施“九品中正制”，于各州设立“中正”一职，负责考擦地方士人，将其按照家世、行状（个人品德及才能）、定品（确定其人品级）等三个方面，按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共九个等级，予以评定（实际操作中，上上一级绝不授人，下下一级也基本不会评出，实际是七个品级）。
----“陈群为吏部尚书，制九格登用，皆由于中正。考之簿世，然后授任”《三国志》。而实际操作中，各地门阀士族把持“中正”职位，牢牢地掌握了评定权力，注重于家世、血缘，而轻视品德才干。到司马氏建晋时，终于形成了官场内“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的局面，士族完完全全垄断了入仕道路，开始了中华历史上长达四百年的门阀贵族政治时代。
北魏孝文帝太和二十三年（499年），魏孝文帝在推行的汉化改革中，首先将原有的九品中正制改为按数计品，即将原有上、中、下合计九品改称一至九品，每品分正、从二级，正四品以下（含正四品），每一品再分上、下两阶，一共三十阶。这是后世所熟悉的官员计数品级第一次出现在世人眼前。自北魏至隋，虽然已经确立官员品级，但是决定官员秩、禄、权的还是那个早已不合时宜的九品中正制。
掌握着国家控制权的世家豪门、高品士族们，依靠这个制度把持着入仕之路，排挤庶族平民，将权力地位传至后世，这也是中华历史上制度的停滞。这一时期的北方，因为多是少数民族政权，所采取的官职大都是部族家族按血缘或者亲疏授官，更加落后。直到北周建立，标榜“周礼”，按古制设立“六官制”，才稍微得以改变。魏晋南北朝时代，基本没有官员品级“正一品”这一说（北魏太和二十三年，即499年以后，北朝才有正一品称呼，南朝还是没有）。
魏晋南北朝时期，相当于后世正一品的官职是：魏（含蜀、吴）：太尉、司徒、司空、太师、太傅、太保、大将军（含丞相，不常置）；晋：太宰、太傅、太保、太尉、司徒、司空、大司马、大将军；南朝：太傅、太保、太宰、太尉、司徒、司空、大司马、大将军（梁加丞相、陈加尚书令、开府仪同三司为第一品等级）北朝：太师、太傅、太保、大司马、大将军、太尉、司徒、司空（北周加柱国大将军为正九命，相当于后世正一品）。
隋开皇元年（581年），隋文帝杨坚代周自立，建立隋朝。隋文帝出生关陇贵族，历经西魏、北周两代，对于原有的官员遴选制度弊端十分了解，决心改变这一局面。开皇三年（583年）、十五年（595年），隋两次大规模废除天下州郡中通过九品中正制而得授官职的官员。尤其是开皇十五年这一次，史载一次废除“乡官”数万人，这也是沿袭四百年的九品中正制最后消亡的一年。
此后隋以三省六部制，及地方州县二级制为主流官制，准备逐步改变选官制度。但是世家豪门们绝不可能轻易交出所拥有的利益和特权，之后数十年里，为了保持豪门利益，世家门阀与隋皇室进行了尖锐的斗争，甚至刀兵相见，隋朝最终灭亡，也有这一层次的原因。唐武德元年（618年），唐高祖李渊建立唐朝。此后唐之制度完全沿袭于隋，用三省六部制、正从十八品制，规制官员品秩，厘定座次，并配合官服、饰品等，严格执行等级制度。
品级制发展到了唐，才真正规范化、制度化，官员们也终于脱离了“官随禄定”、“秩同中正”的约束，不再以俸禄或者品评来决定地位高低。而是按照官品品级，各安其位，一目了然。这简化了官员等级，分清了官职高低，是官秩制度的极大进步。唐时期，正一品的官职有：太师、太傅、太保、太尉、司徒、司空（还有一个空前绝后的“天策上将”是秦王李世民的专属官职，十分特殊，不具有代表性）；同时，唐时期的官职品级十分严肃，正一品官职正常情况下几乎是活人拿不到的荣耀（除了李世民这个特殊人；还有长孙无忌因是唐太中宗的外戚、功臣、高宗的元舅，得以授太尉；中唐郭子仪也因为安定国家，劳苦功高而被授太尉；至于晚唐藩镇那一堆高官，没有可比性），基本是死后追赠，或者宗室虚衔。
唐朝宰相，尚书令、左右仆射、中书令、门下侍中具有天然资格，称真宰相（其中尚书令以李世民曾经担任过，故而在其登基后不再授予臣子），其余官员要担任宰相，必须加“同中书门下三品”、或者“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才可以就任。这说明，唐时正三品即可以担任宰相，而未加号者，品秩高也不得行使宰相之名。唐朝握有朝政实权的宰相，品级也不过尚书左右仆射的从二品，和中书令、门下侍中的正三品。
除非他们加官太师、太傅、太保、太尉、司徒、司空，才能成为正一品位极人臣之显官，而这在他们生前，基本是不可能的事。宋建隆元年（960年），赵匡胤代周建立宋朝，结束晚唐五代混局面，中原得以安定。宋继续承袭唐朝官制，品级制度不变，但是武职三品开始分上、下阶，算是对隋唐制度的微调。同时，宋官员制度是也有自己的特色，“本官不管本职之事”、“寄禄制度”是宋中期前的最大特点。
这种制度有利于皇帝控制人事大权、使得皇权统治稳固、另一方面却是诸司官员不掌其事，或者执事者不用其名，政令分散，事倍功半。宋时期，正一品官职有：尚书令、中书令、侍中、太师、太傅、太保（均含检校官）、少师、少傅、少保、太尉（以上均为加官，不是实官）、左右丞相（南宋所设，实官）；宋朝官职十分繁琐、复杂，而且“任非其官”，一般高阶官员都有“官”、“贴职”、“差遣”三种身份（勋官、散官不计），一般来说，官是定待遇、贴职是清贵头衔、差遣才是官员真正的职位所在。
官、差遣的分离，使得宋朝廷内外大批官员无所事事、各级部门叠床架屋、重复繁乱，冗官现象严重，导致官员队伍庞大，而效率低下。同时两宋官员待遇极为优厚，俸禄之外、禄米、织品、草料乃至于酒醋茶等无一不丰，这使得宋财政压力极大。明洪武元年（1368年），明太祖朱元璋建立大明，简化官员品级制度，凡一至九品官，皆分正从两阶，共计十八品。
然后更定官制，取消宋时“差遣”这一复杂授官程序，以本官管理本司事，简单明了，这是中华官制的又一次进步。明代正一品官职如下：太师、太傅、太保、左右丞相（洪武十三年废）、大都督（洪武十八年废）、五军都督府左右都督；另有宗人府宗令、左右宗正、左右宗人（洪武初以皇子任宗人府令、正、宗人，亲王品级远超正一品；永乐后，宗人府事务移交礼部，诸令、正、宗人由勋戚以本爵名义上出任，宗人府名存实亡）。
明代正一品官职，勋臣（即开国、靖难诸功臣及其后代、中期后也包含部分外戚）可以相对容易地获得三公头衔（太师、太傅、太保），高级武臣（同时基本也是勋臣）以出任五军都督府左右都督而获得武职正一品也不是难事；但是有明一代，文臣们要想以本官位获得正一品官职，基本上是凤毛麟角；以实际为文臣首领的内阁诸殿阁大学士举例来说，明代大学士的职位接近于前朝的宰相，重要性更是过之，但是他们的本官品级不过正五品，起初不过是属于皇帝的秘书角色而已。
虽然之后的岁月里大学士的地位逐渐上升为皇帝之下文武内外诸臣中最高的几人，但是本官还是停留在正五品。为了避免尴尬局面（从一品、正二品高官向正五品大学士汇报工作），自永乐年间其起，皇帝便将诸大学士额外授予加官（当然，中期以后成为惯例，那就是掌握朝政的文臣们自己给这个制度主动维护，按例加官，皇帝也轻易不能改变了）。
永乐年间，大学士加官还是最初的翰林院编修、侍读、到翰林学士；和詹事府左右庶子、谕德、中允、到春坊大学士。永乐二十二年（1424年），成祖去世后，仁宗继位，大力提拔支持自己的文臣，自此诸大学士开始加六部侍郎、尚书衔，官位达到正二品（六部尚书正二品）。不久后，仁宗再晋自杨士奇少保、少傅，兼兵部尚书（少师、少傅、少保三孤皆从一品）。
自杨士奇始，明代大学士开始加官晋为从一品，文臣之中，无可比拟。景泰三年（1452年），首辅、文渊阁大学士陈循加太子太傅衔，这是明代大学士第一次加太子三师（太子太师、太子太傅、太子太保）。之后陈循晋华盖殿大学士，大学士排名便由此规整下来，按华盖殿、谨身殿、文华殿、武英殿、文渊阁、东阁等四殿二阁从高到低列序，华盖殿大学士居首位，即首辅。
整个明代，文臣顶级官职在其生前基本上以三孤兼太子三师出任殿阁大学士为最高点，首辅官职顶点为少师兼太子太师华盖殿大学士（嘉靖后，华盖殿改中极殿）。至于辅臣们去世后，其中功劳高、品行好、口碑优的，经过朝廷评议，可以被追赠为三公（太师、太傅、太保），逝世后享受正一品待遇，这也是对他们的褒奖。此外还有几个文官特例：正统时王骥以平定麓川军功封靖远伯、成化时王越以威宁海大捷封威宁伯、正德时王守仁（即王阳明）以平定宁王叛乱封新建伯；这三位文臣均以军功获封爵，超越正一品官职，达到超品待遇（但实际情况是他们后世子孙也从文官转为勋戚，出仕之路中断，此后只能当富贵闲人了）。
另外天顺时徐有贞以夺门之变时“立功”，受封武功伯，不过半年后就被削爵除官流放，成为平民，不再叙述。真正在生前即获得正一品官职的明代文臣，只有万历时的张居正一人。万历九年（1581年），张居正加授太傅，正式以文臣身份在活着的时候成为正一品文官。万历十年（1582年），张居正病危，神宗以张居正“辅政元勋”之功，加授其太师，使得张居正身兼三公三孤（张居正此前已经是少师兼太子太师），到达大明建立以来文臣的顶峰。
（明初李善长也是丞相、太师，但是他封爵韩国公，不应算作正统的文臣。而且他也不是经科举入仕为官，所以相比张居正来说，文臣的身份稍显不符。）清承明制，官员等级制度基本不改，照搬执行。但对于高品官职（大学士、诸部尚书等）正一品对应官职，顺治初设立满汉分职所置，满员正一品，汉员正二品。后在康熙时均定为正二品。
雍正八年（1730年），清更定制度，大学士满汉均定为正一品，以后永为定制。清代正一品官职确定为：太师、太傅、太保、诸殿阁大学士（文臣朝官）；大学士衔外任总督（文臣外官）；领侍卫内大臣、掌銮仪卫事大臣（武臣朝官）；伊犁将军、绥远将军（武臣外官）。需要说明的是：清代官员制度，品级不再是衡量地位的唯一标准，明朝官员中地位超然的大学士，在清康熙以后，不再承担实际朝政功能，只是清贵悠闲、尊崇地位所用。
清代权力中枢，前期在议政王大臣会议，康熙时逐渐转移到皇帝的私人秘书处南书房；雍正时，世宗设立军机处，自此朝廷权力中枢掌握于军机处（或者说直接掌握在皇帝手中）。正一品的大学士们，再也不能介入朝政、处理政务，而是作为虚衔，处理一些考试、教化、修书等文化教育方面的事务，地位崇高、实际无所事事，不再重要（或者是宠臣、重臣以功额外获得大学士衔，那其实是属于加官，荣誉名头而已）。
而清代，也是历代王朝中，少有的外任地方官员可以授封正一品官位的朝代（大学士兼总督、伊犁将军、绥远将军），其中还有武职一品，确实是异数。在这也体现了清中央朝廷对于地方掌控能力之强，可以自信地设立高品级外官而不担心对社稷造成危害。综上所述，中华历代王朝正一品官职（或者相当于正一品官职），基本上涵盖以下几个范围：一、三公或者相当于三公官职：太师、太傅、太保、太宰、太尉、司徒、司空等；三公者，帝之师，辅佐天子、匡正不足、教化君王，是自周代起就设立的顶级官职，之后历代沿袭，为诸臣之首。
------“立太师、太傅、太保。兹惟三公，论道竟邦，燮理阴阳，官不必备，惟其人。”《尚书·周官》二、皇帝之下，实际处理朝廷政务的辅臣，即丞相、录尚书事、尚书令、宰相、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大学士等；这也是遵循秦汉以来，辅佐皇帝，总摄百官的诸臣之首为天子以下第二人的准则。三、军事最高长官：例如太尉、大将军、大司马、大都督等，原因与丞相所述一样，都是为了推行军政事务、贯彻军令。
（不过因为武职的特殊性和敏感性，汉以后，最高军事长官一般为虚置，不再实授，以免权臣以此篡夺社稷。明初大都督实授，也不过二十年即废除）。四、皇室宗亲及近臣，例如宋时宗室授司空、开府仪同三司；明时宗室授宗人府令、正；清代以皇子或宗王为领侍卫内大臣等：这些宗亲授予官职，只是虚居其位，地位尊崇，厚加其禄而已，实际意义不大。
为什么说是刘公岛上的青楼摧毁了北洋海军？
北洋水师又称北洋舰队，是清军海军中实力最强的舰队，是守卫国门的威武之师。大清海军由北洋、南洋、福建、广东4支舰队组成，共拥有大小舰船78艘，鱼雷艇24艘，总吨位83900吨。为什么说北洋水师实力最强，因为四支舰队中，它拥有的吨位最大，是清廷海军的主力。当时北洋舰队的实力在亚洲是名列前茅的，在世界上的排名也是前十。
根据19世纪末《美国海军年鉴》的排名，名列前十的分别是英国 、 法国 、俄罗斯、 德国 、 西班牙 、 奥斯曼土耳其 、意大利、 美国 、大清和日本。然而就是一支实力雄厚的威武之师，却在甲午海战中被排名靠后的日本海军吊打，溃不成军，一蹶不振。北洋水师惨败绝不是偶然的，有几方面决定了它注定要被日本海军消灭。
一、慈禧鼠目寸光、骄奢无度慈禧作为一国领导人只知道花天酒地，骄奢淫逸，为了办60大寿，竭尽民脂民膏。有人指责慈禧为了办寿，挪用海军经费260万两银子；也有人遍翻史料，说慈禧没有故意挪用海军的钱，那只是地方官员私人“报效”，打着海军军费的旗号而已，老人家有点冤枉。可是转移到慈禧手里的260万两银子，难道是外国友人的钱？不还是大清的钱嘛！户部从关东铁路那里还拆借了200万两白银，而户部的整个寿诞预估费用为800万两。
800万两银子可以买多少艘军舰？1892年吉野号的造价273万日元，约合30万英镑，白银贬值前英镑当时和白银的兑换比率为1:3.7，日元与白银兑换比率为1:1.5，也就是说，吉野号的价值是100万两白银。而甲午海战中，叫北洋水师闻风丧胆的就是吉野号。如果户部用来给慈禧办寿的钱，用来购买军舰，像吉野号这样先进的军舰，可以购买至少8艘。
有人说，慈禧是大清最高领导人，办寿铺张是应该的，怎么能为此委屈自己呢？那么还有一个流传很广的说法，当初为了购买吉野号，日本天皇自己提出一天少吃一顿饭。二、李鸿章畏敌如虎，化公为私李鸿章把北洋水师打造成李家军，舰队管带大都是淮军将领。在拟定水师主帅的时候，放着邓世昌这样上过5年海军学堂，精通英语、数学、海天文学、航行理论和地理知识，有20年航海经验的专业人才不用，把指挥权交给了一个骑兵出身的门外汉丁汝昌。
在甲午战争中，临阵脱逃的将领绝大多数是淮军将领，处分最轻（有的甚至没有处分，继续任用）的也是淮军将领，为他们求情的正是爱国政治家李鸿章。除了上面两个原因，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北洋水师的军纪败坏，军心涣散。北洋水师的问题，在1886年就暴露无遗了，那年发生的叫爱国者们无比自豪、津津乐道的中日长崎事件，其实就是北洋水师的国耻。
1886年8月，中国北洋水师在李鸿章的指示下，由水师提督丁汝昌率领四艘铁甲舰访问日本。海军有纪律，上岸不能带家伙，可是水兵们不仅带了，还跟人发生了冲突，300多水兵上岸，闯进警察局，还打死了警员。（如果是赤手空拳，怎么敢闯到警察局，还会打死人？）奇葩的是，发生冲突是8月13日，丁汝昌不但没有约束士兵，反而在15日给450多名士兵放假一天，再次重申不许带家伙上岸。
可是士兵对上司命令置若罔闻，还是有不少士兵带刀具和棍棒上岸，可见北洋水师军纪涣散到什么地步，丁汝昌的管理放纵到了什么地步。而冲突原因说出来更叫人汗颜，那就是在街巷寻欢的时候，大清水兵没有受到跟日本顾客一样的待遇，人家不待见。因为这次事件日中相互赔款，中国得到的赔款数额较多，日方还为此道歉了，因此爱国者们觉得扬我国威，值得骄傲自豪，还把军舰炮口对准长崎当作大清强大的象征而津津乐道。
但是李大人李鸿章不给我们面子，他当时给日本的信件啪啪打脸我们，李大人在信中说："争杀肇自妓楼，约束之疏，万无可辞"，但又说："弁兵登岸为狭邪游生事，亦系恒情。即为统将约束不严，尚非不可当之重咎，自不必过为急饰也。"也就是说即使发生了这么大的“军耻”，李大人的眼里还觉得是小事一桩。兵熊熊一个，将熊熊一窝，正是李鸿章的没有底线，丁汝昌的管教不严，让北洋水师纪律涣散，作风败坏，为日后的失败埋下祸根。
《北洋水师章程》上明文规定：海军之中，总兵以下各级官兵，必须常年在舰上居住，不得私自上岸，更不能在陆地上搭建、置办公馆。可是，一到晚上，军舰上的水师官兵一窝蜂上岸，放开手脚大干，吃喝嫖赌，寻欢作乐。一名叫何天爵的美国外交官在目睹了北洋水师的现状后，感慨地说道：大清国用一天的钱就可以买一天海军所需要的东西，但是大清国不能在任何市场上，购买到有素质的军官和有纪律的士兵。
据统计，北洋水师基地刘公岛，烟馆、赌场、妓院多达72家，许多总兵不顾"不准下船住宿"的禁令，在岛上建豪宅，要么和妻妾同住，要么跟妓者同欢，荒淫无度。上行下效，各舰兵丁也常去岛上寻欢作乐，争风吃醋互相打斗的事情屡见不鲜。主帅丁汝昌埋头打理自家的店铺敛财，对军人的行为听之任之、置若罔闻。方伯谦不仅在刘公岛兴建了私宅，还在威海、烟台置有5套公馆，每套公馆皆包养优伶。
（19世纪末繁华的刘公岛）刘公岛上烟馆、青楼林立是有史料记载的，妓院、烟馆的数字准确无误，披露者是北洋海军官员李锡亭，但是他登岛时间是1900年，仅是甲午海战发生五年之后，并不能证明这些妓院、烟馆在甲午海战时就存在。但试问如果没有北洋水师，刘公岛一个荒凉的孤岛，怎么可以养活那么多服务业从业人员？再说，刘公岛是军事基地，是威海卫的心脏，大清每年耗费400万两供养的北洋水师，谁靠近那里都会没命，谁有机会不经过允许能登上该岛，谁又有胆量将岛上的情况公之于世？就凭长崎事件北洋水师官兵的表现，就凭李鸿章和丁汝昌的护短态度，北洋水师狎妓的优良传统也是不能抹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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