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看时间，在1598年，也就是万历二十六年，明军还赢得了第二次抗日援朝战争，垫定了东亚三百年和平，明军的战力不可谓不强。到了崇祯年间，手下大将如云，卢象升、孙传庭、袁崇焕、洪承畴等等，兵力仍有八十万之多。 李自成兵多，但空有其表，战斗力差，后金军实力强悍，但兵力少，且有山海关阻拦，很难攻入京城腹地。
皇帝的统筹规划能力在此变得尤为重要，要说崇祯可以同时剿内匪平外贼，扭转乾坤这不太现实，但如果规划得当，延长明王朝寿命应是可以做到的。如果崇祯不死，吴三桂不会投降满清皇帝是帝国的最高统治者，是国家的灵魂核心，所谓人无头不走，如果皇帝都死了，手下的大臣、将领必然会人心涣散。明朝在土木堡之变后，很多人有南迁的想法，虽然这有些许懦弱做派，但也是一个可行的方案。
假如当时没有于谦挺身而出，北京保卫战的胜败还很难说。北宋靖康之难过后，康王赵构在应天建立南宋，虽说赵构这个皇帝经常被后世人唾弃，但要没有赵构建立政权，组织军兵抵御金兵，那么也就没有什么南宋中兴，可见皇帝对国家有多么重要。史料记载：“辛卯，李建泰疏请南迁。壬辰，召廷臣于平台，示建泰疏，曰：‘国君死社稷，朕将焉往？’”在国家危亡之际，大臣劝说崇祯帝南迁，崇祯帝果断地拒绝了，一方面这是崇祯的性格所累，刚烈的性格令其无法接受亡国的现实，于是他选择“死社稷”，另一方面，崇祯帝做不到审时度势、能屈能伸，当时南迁应是最好的办法，倘若崇祯帝南迁，可能出现转机。
韩信能忍受胯下之辱，他能抓住机会，发挥才能，一举成为运筹天下的王侯。崇祯帝则无法忍受屈辱苟活，他的死也就宣告的国家的灭亡。当然，崇祯帝或许也想南迁，只是太过顾及众臣的想法，一直想寻找个台阶，结果自己被自己所累。 崇祯的死直接导致了吴三桂的投降，此时的关宁重兵还在吴三桂手中，在得知崇祯死讯后，吴三桂也陷入到激烈心理斗争中。
吴三桂的忠诚度也许不高，但如果崇祯还活着，他必定还是会去勤王，如果崇祯南迁，吴三桂也会率兵辅助。明军最精锐的关宁军从始至终都没有被清军击败过，倘若崇祯手中牢牢地掌控着这支部队，再设计拉拢李自成的部队，明朝必定不会亡国。 而且南部是赋税重地，西部是张献忠在，北部李自成跟满清作战。负重前行固然重要，但是当背负的东西不能保命，反而害命时，不妨丢掉这些，集齐骨干，以图再起。
南明尚且存在了十八年，而南宋则存在了一百五十二年，倘若崇祯帝能忍辱负重，选择南迁，积聚力量再伺机反击，或许真的有“收拾旧山河”的机会。而他一死，国家无首，几个王爷自立为帝，还互不承认，增加内斗，也让那些有心报国的将领不知道该投靠谁，拱手把天下让给了满清。如果崇祯能知人善任，用人不疑天启七年，八月，崇祯帝即位，短短三个月内，魏忠贤就在发配去凤阳的路上自杀。
年轻的皇帝有着强烈的责任感和复兴使命，且崇祯也有着一定的政治手腕，几番下来就废掉了魏忠贤，这也让崇祯帝权力欲望膨胀，走向了独断专行的道路。 崇祯即位后，再次复用袁崇焕，这是一个正确的决定，当时可以掌控辽东全局，抵御后金的也只有袁崇焕。只不过袁崇焕太过放肆，杀掉毛文龙，在和清军作战时也犯下不少错误，但这些都不是袁崇焕被杀的理由，其实只有一点，那就是崇祯对其不再信任。
史料记载：“崇焕既缚，大寿溃而去。武经略满桂以趣战急，与大清兵战，竟死，去缚崇焕时甫半月。初，崇焕妄杀文龙，至是帝误杀崇焕。自崇焕死，边事益无人，明亡征决矣。”用人不疑，疑人不用，这是用人的基本原则，袁崇焕被凌迟处死，辽东也就变成一盘散沙，明亡就成了必然。袁崇焕是做了不少蠢事，而杀掉他不是最好的解决方案，如果能让袁崇焕意识他的问题，戴罪立功，辽东的局面也不会变得那么糟糕。
明末的另外一个重量级将领，就是孙传庭。崇祯九年，孙传庭任陕西巡抚，负责剿灭关中乱匪。当时高迎祥所部是起义军中最强的一支，孙传庭在黑水峪击败高迎祥，刘哲、高迎祥等首领被俘，押送京城。史料记载：“传庭设方略，亲击迎祥于盩厔之黑水峪，擒之，及其伪领哨黄龙、总管刘哲，献俘阙下。”李自成接替高迎祥，成为新的闯王，继续组织人马和明廷抗衡，在朝廷的高压剥削之下，明末农民军的数量越来越多，对付这些起义军，主要依靠孙传庭和洪承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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