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点，在《商君书》中有明确的解释。圣人知治国之要，故令民归心于农。归心于农，则民朴而可正也，纷纷则易使也，信可以守战也。壹则少诈而重居，壹则可以赏罚进也，壹则可以外用也。夫民之亲上死制也，以其旦暮从事于农。夫民之不可用也，见言谈游士事君之可以尊身也、商贾之可以富家也、技艺之足以餬口也。民见此三者之便且利也，则必避农。
避农，则民轻其居，轻其居则必不为上守战也。凡治国者，患民之散而不可抟也，是以圣人作壹，抟之也。——《商君书农战篇》这段话很长，简单翻译意思就是：工人、农民工作环境固定，没见识，好管理；而商人到处跑，有钱，且见识广，很难被忽悠，不容易管理。如果举国皆是商人，那就没有多少人愿意为主君征战沙场了。我们知道，古代最重要的两件事情是祭祀和打仗。
这都是大工程，一定要最大限度的动员国内一切力量才行。而所谓动员国力，无非是动员两样东西，一个是招人，另一个是征粮。如果你是主君，你会怎么招人？怎么去征粮？你认识每个老百姓吗？不可能的。所以，你需要推行户籍制度。你需要把每个子民都登记在册。而如果要搞这件事，那你就必须要求子民不能随便迁徙，否则一旦每个人都随便搬家，户籍就乱了，你就没那么容易招到人服役、纳粮了。
而把人稳住后，专心种田，发展农业，恰恰既可以提供粮食赋税，又可以束缚老百姓不到处跑。一举两得，所以才要提倡。至于商人，到处跑，既无法快速征召，同时又不能生产粮食，所以自然要抑制。不能让老百姓都变成商人了。欧洲与中国不同。因为欧洲是封建制，并不需要大量征粮招人。欧洲旧贵族之所以也鄙视商人，主要是因为：货币有拉平各种社会职能的能力。
而掌握货币的商人天然就对传统贵族具有威胁性。这话不是我说的，而是德国社会学家格奥尔格-西美尔说的。把他这句话套到古代欧洲来看，可以发现很有道理。比如大革命之前的法国，商人花钱买头衔就让旧贵族很不满。在旧贵族看来，自己的贵族身份是靠打仗立战功赢来的，如果花钱就能买到头衔，那不仅会败坏贵族阶层的声誉，还会损害国家的整体战斗力。
这一点跟我国古代士大夫极度鄙视商人的情况类似，士大夫寒窗苦读十年才考了一个功名当上官，结果商人花钱就能买。这严重损害了士大夫的声誉和科举的神圣性。是绝对不能纵容的。另外，商人有钱，可以买地。一旦当大量土地落入了商人手中后，必然会导致大量失地农民变成了无业游民甚至债奴。这在传统社会，是旧贵族不能忍受的。
因为在传统社会，土地资源是一切社会关系的基础。老百姓不需要交易，只需要小范围内的互惠即可。如果这个传统社会关系让商人用市场逻辑瓦解了，那整个社会统治秩序也必然是瓦解。其实我们可以看到现在的西方，也包括日韩等国的政坛，都是商人逆袭的结果。有钱人才是幕后大佬，政客只不过是被他们推到台前的提线木偶罢了。作为旧贵族而言，这种地位转变当然是不能忍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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