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按照当时的规定，一旦出现隐瞒灾情不报的情况，该省督抚罚俸一年；如果延误上报时间超过三个月，地方官就会被革职。 然而，由于古代交通不便，再加上部分地方官员为政绩有所顾虑，故而灾情到达京城需要很长的一段时间。此外，中央在接到灾情汇报后，因为体制僵化，需要通过层层审批，政令才能到达山区。等到朝廷派出的赈灾官员——户部左侍郎邹守愚到达灾区时，已经是次年二月了。
在过去的三个月的时间里，只有有良知的地方官员和当地善良缙绅便成为灾后救助的中流砥柱。 为了抗震救灾，有些缙绅不仅拿出自己的资金捐款赈灾，还组织民间力量修缮建筑，维护治安。陕西华阴县知县何祥时一边出力帮助百姓“疏渠筑堰”，一边掏出自己的俸禄银子修缮“学宫”；华州知县杨彩见地震后老百姓“蜂起掠食”，便以当地政府的名义“借富家粟，以赈穷乏”，通过果断的措施解决了灾民的生活问题，为后续救援工作的顺利开展做好了铺垫。
陕西地区地震后又遭水灾，许多房屋被淹没。渭南县缙绅张羽毫不犹豫地将自己一所空置的宅院腾出来，让所有受灾的邻居有了暂时的安身之所；韩城县的党孟辀是当地有名的富商，地震发生后，他拿出乡民欠债的所有契约，当场烧毁，并表示：“岁厄如此，不忍相迫也。” 2、灾民乘便起乱，错失抢救伤员最佳时机 此外，有些地方官员还承担着地震后禁暴安良的责任。
据记载，嘉靖大地震发生之后，很多地方都先后出现了“乘变起乱，讹言可畏”的情况。陕西渭南县由于县令在地震中死亡，地方失去了主事者，一时间“恶少肆掠，大乱”。幸亏陕西巡抚得知情况后及时决断，下令缉捕盗贼，同时当众斩杀了几个带头抢劫的流氓，才平息了一场混乱。 邹守愚于嘉靖三十五年（1557）二月到达陕西后，立刻指挥地方官员共同救灾，同时从周围的无灾地区选拔政绩优秀的官员前来协助，以维护灾区的正常秩序。
当时的进士朱茹便受命从河南新蔡县令的任上临时抽调到华州，主持救灾工作。 邹守愚的另外一项重要任务，是向灾区发放朝廷的专项救济款和减免当地百姓的赋役。当然，这些救济款并不是平均给予广大灾民，而是根据年龄、性别、受灾程度等的不同来进行分配，但朝廷用心良苦，而有头脑有私心的地方小吏则火中取栗，结果灾民受益者寥寥。
在古代社会，人们常常将灾害归结为上天的惩罚。所以每次地震发生后，在位的天子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下“罪己诏”，检讨自己的过失，祈求上天的原谅。 嘉靖皇帝虽然没有就此次大地震下发“罪己诏”，但他派遣钦差大臣邹守愚到灾区“祭告境内名山大川、河洛之神及祀典所载神祗，其死者收瘗为厉坛以祭之”。
这些措施，大大加速了灾民的死亡人数凶猛增长。 此次地震死亡人数有姓名记载的83万多，不知名的死者及未经奏报的死者更是不计其数。大体上，潼关、蒲阪的死亡人数约为当地人数的十分之七，同州、华州为十分之六，渭南为十分之五，临潼为十分之四，陕西省城为十分之三。其他州县因位置不同，死亡人数也不同。
地震时，有许多人家全家同时遇难。如居民米仲良全家85人同时遇难，居民陈朝元全家119人同时遇难。其他全家死亡人数达百人的尚有许多。 无可否认，在死者当中也有一些朝廷官员，其中有南祭酒王维桢，郎中薛祖学、员外郎贺承光、主事王尚礼、进士白大用、御史杨九泽等。户部侍郎韩邦奇在地震时掉入火炕灶中，被烧成灰烬。
薛祖学在地震时落入一丈多深的水穴被淹死。马理被深深地埋入土窟。 3、震后瘟疫大流行及其它次生灾害频仍 此次地震在我国历史记载中是灾害极端严重的一次，死亡人口之多，为古今中外罕见。震时正值隆冬，灾民冻死、饿死和次年的瘟疫大流行及震后其它次生灾害造成的死者无数可计。地表出现大规模形变，如山崩、滑坡、地裂缝、地陷、地隆、喷水、冒砂等。
为什么陕西华县地震是有史记载以来死亡人数最多的地震？
陕西关中地区属汾渭地震带的南段，这里我国地震活动较为强烈的区域，通过简单统计，这里共发生4.7级以上地震160次左右，去其中7.0到7.9级地震7次，8级以上的地震有2次，其中一次就是华县大地震。华县大地震发生在1556年1月23日的深夜，也就是明嘉靖三十四年十二月十二日子时，震中大致位于北纬34.5度，东经109.7度，震级在8.0到8.5级之间，死亡人数有姓名记载的就有83多万人，不知名的死者及未经奏报的死者更是不计其数，这是目前世界已知死亡人数最多的地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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