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军战败求和，双方签订了有名的“澶渊之盟”（今濮阳县子岸乡故县村）。此后百余年，两国相安，宋时濮阳的农业、手工业、商业都得到较大发展。到神宗熙宁二年（1069年），澶州一带已相当富饶，人口回升。崇宁元年（1102年），这里人口已发展到81万。纺织业发展更快，成为宋代“衣被天下”的地方。这一时期，濮阳名人辈出，著述家晁迥、晁宗悫、晁永之，名将赵延进，清官王赞、张田，治黄专家高超等彪炳史册。
北宋后期，朝廷腐败，濮阳不少人被逼上梁山，参加宋江领导的农民起义。1128年秋，金兵占领澶州。金皇统四年（1144年）改澶州为开州，辖今濮阳、清丰。此时，今南乐县属大名府、范县属濮州、台前县境属东平府。金章宗明昌五年（1194年），黄河第五次大改道而南迁，经延津、封丘、寿张（其辖区部分为今台前县境）入梁山。
1222年，成吉思汗派兵占领开州。金元统治时期，虽注意生产，但因破坏太重，加之黄河屡决，经济难以恢复。终元之世，濮阳虽一直为开州的中心城市，但经济文化都未达到北宋鼎盛时期的水平。唯戏曲艺术有所创新，濮阳人宫天挺的元曲丰富了中华民族的文化宝库，其本人成为元代杂剧大家之一。明朝时期濮阳仍称开州，辖濮阳、清丰、南乐，属大名府，范县属东昌府，台前（寿张一部分）境属兖州府。
因受战争破坏，这里景象极为荒凉，“道路皆榛塞，人烟断绝”。明初，开州“土著只余七姓，丁不满千”，朱元璋下诏鼓励无田农民辟荒造田，并从洪武二十一年（1388年）起，数次将山西黎民徙居濮阳一带置屯垦荒，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老鸹窝”移民。朝廷为增加收入，号召农民广植桑、棉，发展经济作物。同时还加强水利建设，于洪武十八年（1385年）修筑了黄河、卫河等堤岸。
至明中叶，农村经济得到恢复且有较大发展。英宗天顺元年至四年间（1457年—1460年），仅开州3县即垦荒6万公顷，植棉0.07万公顷，栽桑133公顷，上交租粮4万余担，比明初增加近两倍。濮阳已有17100户，8.6万人，成为“天雄之上游，河朔之名区”。但明英宗之后，宦官干政，政治日趋腐败，土地兼并严重，水利严重失修，灾害不断，民不聊生。
嘉靖五年（1526年）至崇祯十五年（1642年）的百余年间，濮阳发生水、旱、蝗、风、地震等较大灾害逾百次，大灾年徭役负担却有增无减，农民被逼起而抗争。崇祯十三年（1640年），濮阳人民以范县榆树园为根据地发动起义。榆树园农民起义军后来在范县人梁敏等领导下转为抗清斗争，他们联结豫东、鲁南农民军，连破濮、曹二州及梁山、东明等县，继而西进开封，北伐大名，南下海州，给封建统治者以沉重打击。
清朝时期濮阳称开州，与清丰、南乐隶属于大名府。范县属濮州隶曹州府，台前境（寿张一部分）隶兖州府。清代前期社会较为稳定，生产得到恢复，清道光二十年（1840年），这里荒地开垦率达80%，人口增至50多万人。然因此时的封建帝制已处于没落阶段，成为生产力发展的障碍，加之清朝统治以后，黄河水患时发，濮阳灾情不断。
特别是咸丰五年（1855年）河决，将濮阳大半变为泽国。这次大改道后，黄河经濮阳、范县及今台前境奔东北入海，在境内横流泛滥，为害29年。濮阳一带农业生产每况愈下，文化也日趋衰落，魏山原、叶挺秀、王连中等人虽有著述问世，但均未造成大的影响。第一次鸦片战争后，清政府日趋腐朽。濮阳因闭于内地，经济文化更为落后，直至光绪十五年（1889年），才有了第一条电话线路；宣统三年始建邮局；光绪二十年（1894年）才开办了官营铁厂、机织厂、针织厂、石印厂、草帽厂之类。
文化名人寥寥，留有著述者也不过李建勋、鲁世英、蓝云祥、高惠民等数人而已。清政府对外卖国、对内镇压的政策激起反帝反封建浪潮的不断高涨，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濮阳人民奋起参加捻军反帝反清。咸丰三年（1853年），其队伍发展到八九千人，向开州、范县、清丰、内黄、浚县、滑县、延津等地的官府进攻，打击清军。
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清丰县义和团首领韩大申、韩顺江高举清邑义和团大旗，聚众数万，劫富济贫，烧教堂，废洋教，把濮阳人民反帝反封建斗争推向高潮。民国时期民国二年（1913年），曾改开州为开县，但因与四川、贵州两省的开县重名，1914年1月复称濮阳县。濮阳县、南乐县、清丰县归河北省大名府管辖，范县属山东省东昌府，台前县系寿张县一部分属山东省东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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