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顺二手车长沙有吗，新的一年政策如何影响新能源汽车环境

编者按：本文来自“经济观察网”，作者：高飞昌；36氪经授权转载。

华晨集团董事长祁玉民在11月中旬又一次就华晨宝马股比改变向外界披露了他对此的思考，祁玉民坦诚自己也没有想到是华晨宝马吃下了中国汽车股比开放之后的“第一个螃蟹”。毫不夸张地说，这是从上个世纪90年代汽车产业政策制定开始，30年来从未有过的巨变。而在华晨宝马股比改变的先例之后，中国汽车行业又会出现怎样的改变？这无从知晓，但中国汽车产业正在打开大门欢迎合作伙伴的决心是可以确定的。

按照政策设定，未来汽车行业将分类型实施过渡期开放，2018年取消专用车、新能源汽车外资股比限制；2020年取消商用车外资股比限制；2022年取消乘用车外资股比限制，同时取消合资企业不超过两家的限制。通过5年的过渡期，汽车行业将全部取消限制。这是政策的一次“开门”。实际上，今年政策的“开门”又何止于此？

美国电动车公司特斯拉7月份就已经敲定将在上海独资建厂，开启外资电动车公司在中国独资建厂的先河。特斯拉已经在上海获得了超过一千亩的土地，建厂的事情几乎敲定。而除此之外，今年以来进口汽车关税下降、放开外资电池厂商限制条款，一系列更加开放的产业投资政策让今年国内汽车行业进入全新的开放发展期。

在关税上，从今年7月1日起，汽车整车税率将从25%降至15%，汽车零部件税率将降至6%。降税措施成为整个进口车行业最大的利好，但是受到中美贸 易 战的影响，产地为美国的进口车关税则被提升至40%，这让凯迪拉克、林肯、福特、Jeep等美系进口车面临着更大的市场竞争压力。关税政策的一松一紧，市场呈现出冰火两重天的景象。

更开放的环境在新能源零部件，包括新能源动力电池行业同样发生。此前两年日韩等动力电池巨头基本被排除在《汽车动力蓄电池行业规范条件》目录之外，特别是三元锂电池一度被禁，这为国产的比亚迪、宁德时代等电池企业提供了占领市场的绝佳机遇。而今年5月份，这一对外资电池的限制悄然解禁，三星、LG化学、松下等厂商正式回归中国市场，重新开始在中国投产。对中国的新能源汽车零部件而言，压力不小。

在开放与收紧之间，此前一直游走于政策灰色地带的低速电动车，在苦等“国标”两年后虽未能如愿，但也迎来了一线曙光。11月8日，工信部等六部委颁布《关于加强低速电动车管理的通知》，要求全国清理整顿低速电动车，严禁新增低速电动车产能，加强低速电动车规范管理。同时，“升级一批、规范一批、淘汰一批”的“三个一批”政策得到肯定，将有待“国标”出台后正式施行，这对政策一直不明朗的低速电动车企业来说，应该是一个利好。

更多的“收紧”也在继续，部委念出的“紧箍咒”让整个行业逐步在进入规范健康的发展之中。《汽车产业投资管理规定（征求意见稿）》的发布，不再核准新建传统燃油生产企业，其余项目下放地方，虽然看似更容易审批，但政策对新能源汽车新资质审批做了更多要求，包括监管和地方消费匹配，同时还增加了问责制度。这是一个有松有紧的政策，但更多的其实是“收紧”。

如火如荼的新能源汽车，也面临着政策的变化。2018年新能源补贴政策的变化，促使微型电动车暴跌，插电式混合动力暴涨。而近日，业内传闻2019年的新能源补贴将再度退坡40%。虽然大多数企业均表示没有接收到相关的消息，但是市场已经意识到新能源财政补贴退坡将是不可逆的大势，未来的市场将朝着自由竞争的方向发展，考验的是车企的真正技术实力和产品服务能力。

与补贴退出相伴的是“双积分”的落地。作为补贴政策的“接棒”政策，“双积分”政策中规定的2019年积分比例10%、2020年12%的硬性指标，倒逼车企必须生产和销售更多的新能源车。在该政策的鞭策下，一批为积分而来的全新合资车企诞生，其中包括大众江淮、众泰福特、长城宝马等。

在造车资质上，审批已经停止一年半，在这段时间里，急于加入造车大军的新造车企业纷纷另谋出路。蔚来、小鹏、奇点等企业纷纷找到传统车企开始代工合作，而威马等企业则通过收购其他企业的资质实现“曲线救国”。一时间，资质买卖成为热门的生意。然而随着工信部对新能源造车资质展开的清理行动，新能源车资质的买卖开始变得有点尴尬。

今年9月和11月，先后有两批车企被工信部列入特别公示名单，例如广汽本田、长安标致雪铁龙、万向电动车等，由于这些车企在获得新能源车造车资质的一年时间里陷入停产状态，后续若仍无法恢复生产，那么这些企业将面临资质被收回的命运。

政策的影响力还体现在更多的方面。伴随智能网联和自动驾驶的大潮涌来，国内多地开始兴建智能汽车测试基地。北京、长沙、杭州、武汉等城市意图争夺智能汽车技术高地，各地不断向车企和科技公司颁发测试牌照，让自动驾驶热再添一把火。2018年，可谓汽车行业政策激烈波动的一年，而今年恰恰也是汽车行业发展的一个分水岭。剩下的两年时间成为一段重要的窗口期，整个汽车行业也将在此期间完成波澜壮阔的结构性调整和升级。

（本文原标题为《政策规则不断改变：“收紧”与“开门”间汽车业迎巨变》）

今天质疑袁隆平，都集中在他到底是不是「杂交水稻之父」，以我今天的看法，袁隆平到底是不是真正的「杂交水稻之父」这件事，很可能并没你想的那么重要。

文｜黄章晋

十多年前，有次听一位长沙官场上的老同学无意中说，有位年轻水稻科研人员被袁隆平打压，不但经费批不下来，甚至东躲西藏弄块试验田都搞不成。当时，袁隆平是神一般人物，我并未往心里去。

后来有两件事让我对袁隆平感兴趣，一个是 2007 年 12 月福建农科院研究员谢华安当选中科院院士，再一个，是网上有人实名举报打着袁隆平招牌的隆平高科涉嫌腐败（袁本人并未被指控牵涉其中）。

隆平高科被举报的上市时的腐败事项，随着时间推移，已极难查证。值得一说的是谢华安。

当年谢刚当选中科院院士，就有人向方舟子的新语丝举报其论文涉嫌抄袭。新语丝虽然让谢华安丢尽颜面，但对我来说，却有为其恢复荣誉的意味。因为我这才知道，中国除了有个「杂交水稻之父」，还有个「杂交水稻之母」。

▍谢华安

以前，我只知道，袁隆平让中国水稻亩产提高了 20%，多养活了 7000 万人，这次才知道，袁隆平当年培养的杂交稻，刚推广没多久就大面积爆发稻瘟颗粒无收，这时，谢华安培育的杂交水稻「汕优 63」及时救场，在播种面积上连续 16 年位居第一。

2012 年初，因为袁隆平团队和谢华安团队先后创造超级稻纪录，总算有机会系统梳理一下杂交水稻与袁隆平话题，我记得《凤凰周刊》记者杨桐花了近一个月时间采访，在今天能见到的相关报道里，它应该是梳理得最翔实准确的。

因为文章不上网，这组报道几乎没有任何影响。不过，我并没有因为一万三千多字的报道，就对此话题丧失兴趣。当时虽有方玄昌等擅长科技报道的同行帮助，那组报道依然留有遗憾之处，很多东西并没真正梳理清楚。

现在，我们一样一样说。

谁让我们不饿肚子

我们之所以觉得袁隆平是伟大的杂交水稻之父，很大程度上在于这样一个说法，即中国人民吃饱饭主要靠两平：一个是代表政策的邓小平，一个是代表技术的袁隆平，也就是说，包产到户+杂交水稻让中国人不再饿肚子。

包产到户对农业的影响，在那段历史转折年代生活在农村的人，应该有深刻的记忆。而且，家庭联产承包制其实到 1982 年的一号文件才正式在全国范围内被允许，所以，在 1978-1982 年期间，留下了大量政策对比案例，它足以证明制度激励的作用。

那技术上的那一半呢？

中国粮食单产的提高，主要贡献是育种技术和化肥施用。如果只看化肥的话，半个世纪来，中国化肥施用量与粮食产量的关系，会让你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中国的粮食增产，就是靠化肥堆出来的。

有人甚至将 1978 年以后中国粮食产量高增长直接归结为 1973 年代初，中国决定向西方国家大规模进口成套设备的「四三方案」（它得名于引进的设备技术总价为 43 亿美元），因为该方案引进的大型成套设备提高了中国的化肥产量。

但是，如果化肥是唯一的决定性因素，那么就无法解释苏联的现象：1970 年代末苏联化肥产量就超过了美国，但苏联的粮食缺口反而不断增大，苏联解体后，化肥产量下降，粮食反而开始出口了。

你也许会注意到，1984 年后，中国的粮食增长速度迅速放缓，甚至出现下降，而化肥则始终高速增长——化肥的施用增长速度一直远超过粮食产量增长速度，化肥的边际效益逐渐降低。

这种奇怪的波动，用化肥产量是完全无法解释的，但它和粮食政策却能找到某种对应关系——1985 年，国家不再下达指令性收购计划，而是以「合同定购」方式来收购国家需要的粮食。

另外，杂交水稻最先推广的洞庭湖地区，种的并非一直是低产稻种。两湖及苏浙地区，曾遍植一种叫农垦 58 的稻种，有些人在回忆中称，它比今天的泰国米、东北米还好。

农垦 58 是农垦部长王震 1950 年代初访日时引进的优秀稻种。1962 年的统计数据显示，其亩产是 370 公斤（千亩试种）。但农垦58在退出历史舞台前的整个六七十年代，从没有真正发挥过它的高产潜力。

简单概括就是：激励制度、化肥和育种技术对提高单产都很重要，都有效用的边界，但在当时，育种技术相对是不那么重要的。

值得注意的是，在讲杂交水稻对中国吃饱饭的贡献时，我们容易不自觉地默认：粮食 = 水稻，因为中国是口粮中稻米比例高于小麦的少数国家。但是，粮食主要分玉米、水稻、小麦、薯类、豆类这五大类。

而 1980 年以来，中国粮食结构的变化是，曾为中国人不至于饿死做出巨大贡献的薯类甚至南瓜之类，迅速从主食序列中退出。最近十年来的变化趋势是，玉米、小麦的产量逐渐上升，稻米的比重相对下降，在谷物的比重，基本在略超过三分之一的位置。

写到这里，只是为了强调这样一个事实：

中国粮食总量和人均消费量的增长，是所有谷物单产大幅提高的结果，而不只是推广杂交水稻的结果。在这三种作物中，如果按单产的提高幅度看，水稻反而是贡献最小的。

▍相对的是，中国的玉米每亩单产从 1970 年代的 205 公斤，提高到 2004 年后的 382 公斤，中国的小麦每亩单产，从 1970 年代的 123 公斤，提高到 2000 年后的 354 公斤

现在，我们该谈水稻了。

水稻分粳米和籼米，是两个不同的亚种。如果你无法记住两者的区别，可以简单地记为，粳米就是日本米和东北米，籼米就是难吃的普通南方大米。

我们经常听到的杂交水稻，指的是用杂交稻育种这种特定技术培育的品种，它大都是属于籼型的。而今天中国单产最高的水稻，其实是主要在东北种植的粳稻，而不是淮河以南水稻种植区的籼稻。

也就是说，中国水稻单产的提升，同样并不全是杂交水稻的贡献。

虽然我们一直能听到高产水稻的新闻，但实际上，自 1990 年代末以来，中国水稻单产几乎就陷入停滞状态，虽然单位水田施用的化肥和农药依然在稳步增长。单产始终保持稳步增长的，反而是一直不被关注的玉米和小麦。

然而，中国没有任何一种作物的品种和育种工作，在舆论上获得过杂交水稻这样的支持。

小麦、玉米的育种技术进步，都有过多个不同阶段，单产水平是像台阶一样逐级提高的，典型如玉米，不同阶段的技术进步，是由全国各地不同的研究机构取得，而水稻却是例外，像是袁隆平取得一个决定性突破后，单产才大幅增长的。

事实上，这是媒体报道形成的一种错觉。中国水稻育种技术，同样经过多个阶段的技术进步，并非只有「杂交水稻」这一个巨大而笼统的台阶。中国水稻育种技术对提高水稻单产，具有革命性的进步有三次。

第一次是矮杆革命。1941 年 7 月，广西华侨甘利南从马来西亚带回稻种，当地人根据特性称之为「矮仔占」。1956 年夏，广东潮阳人洪春利发现水稻自然变异矮杆样本，与洪春英合作培育出「矮脚南特」。这两个稻种，为黄耀祥等育种专家开发的矮杆稻种，提供了最重要的遗传资源。

第二次是我们熟悉的袁隆平领军开发出来的杂交水稻，其实严格的说法，应该叫三系法杂交水稻。第三次则是两系法杂交水稻，它在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时，袁隆平的名字被排在第一位，但这更像是对袁隆平在组织领导以及江湖地位的致敬。

两系法杂交对中国水稻影响远不如前两次。因为此时水稻种植已经出现了很难改变的长期趋势：1、北方粳稻的播种面积不断增加；2、杂交水稻播种面积一直缓慢下降；3、常规稻种缓慢增长。有人认为，最终将各占三分之一。

好吧，就算中国粮食增产并不只是水稻，杂交稻的贡献被严重高估。但是，毕竟水稻凝聚了中国在农业技术上的骄傲，袁隆平的技术突破总归打破了洋人的教条，虽然不好吃，但产量高是没问题的吧？

媒体报道中不难找到，改革开放初期，中国还向美国人传授了袁隆平的杂交水稻，还有美国学者说，中国的杂交水稻研究将世界各国远远留在身后，甚至领先美国 20 多年。

▍美国水稻种植分布

然而，就是美国这个缺乏稻米传统的国家，最近几年水稻单产一直稳定在 550 公斤的水平，比中国的水稻单产高出近四分之一。甚至美国也不是单产最高的，而是澳大利亚这个同样不以水稻出名的国家。

看到这里，你大概也会发现，袁隆平是不是「杂交水稻之父」也许没那么重要，因为杂交水稻对粮食增产的实际贡献，至少和我们以往形成的印象有极大落差。它不是巨大的功勋是否被袁隆平一人独揽的问题，而是这个功勋是被大大拔高了。

即使袁隆平是百分之百杂交水稻之父，又能怎样？中国玉米、小麦对中国粮食增产的贡献，不低于水稻，它们的育种成就，不低于水稻——唯一的区别在于，我们从没听说过玉米之父或小麦之父——这是最值得细细思量的地方，它绝不是一种正常现象。

完美的「科学家神」

其实，只要认真看到这里，你就该意识到一个问题，照正常情形，无论是袁隆平、谢华安还是别的什么参与者，是不会被公众知道，更不会被称为父亲母亲的。

请想一下，我们听到杂交水稻这个词，难道不是因为袁隆平这个人吗？如果不是这个人，谁愿意去记住它的增产幅度、养活了多少人？除了引起恐慌的转基因玉米，有谁听过小麦、玉米、大豆的任何品种吗？更何况是与特定品种相关的具体研究者。

在质疑袁隆平「杂交水稻之父」的资格时，最喜欢被拿出来的是美国人 Henry Beachell。我以前也喜欢说，他才是国际上承认的「杂交水稻之父」。

Henry Beachell 是洛克菲勒和福特赞助的菲律宾国际水稻研究所的研究员， 1966 年培育出奇迹稻 IR8，水稻单产 10 年间翻了一番。1996 年获得世界粮食奖。

问题是，你要是去英文网站搜索，是找不到 Henry Beachell 有「杂交水稻之父」这个头衔的。

▍Henry Beachell

在这里，我特别强调一下：争论谁才是国际上公认的「杂交水稻之父」，纯粹是掉进了中国人挖的坑。

事实上，杂交水稻这项育种技术，让袁隆平以「杂交水稻之父」成为老少皆知的超级明星，是由于种种时代的特殊原因，才被塑造成空前绝后的政治奇观。

这一切是不可复制的。

一个科研人员，知名度覆盖所有人群，今天的年轻人可以完全不知道三十年前的明星，但谁不知道袁隆平呢？不要说是在中国，放眼全世界，也找不到这样的例子。不夸张地说，袁隆平就是独一无二的现世「科学家神」。

袁隆平在公众中呈现的形象，完美地符合中国人心中伟大科学家的形象。或者说，中国人对构成「科学家神」应该具有的基本要素，几乎全都能在袁隆平身上找到。

今天公众对袁隆平的好感，真不见得有多少是因为他多养活了多少人，在最近十年里，多养活多少人这个话术，至少在对年轻人是失效的。公众对袁隆平的好感，很大程度上是公众形象的成功。

还记得前两年网上突然爆红的科学家李小文吗？

看到李小文不修边幅仙风道骨就疯狂转发的网民，其实能有几个人能准确复述「地物光学遥感」和「热红外遥感」这两个词呢？

大家根本搞不清他是干什么的，更搞不清他在业界地位——但这一点也不妨碍大家认为，李小文是真正的大师。

原因很简单，李小文的身份和他的穿着打扮有强烈的形象反差，在大众传播上，形象反差天然容易引发传播。

袁隆平外形是典型勤劳能干的南方农民，但他能飙英语、能拉小提琴，他身上这种农民与知识分子合一的混搭组合，不但极为罕见，而且对比度极为强烈，像他这样的人，你很难找到第二个。

没错，袁隆平的形象，完美到他的系统形象参数，哪怕修改任何一点儿，都会减分。

比如，如果把他皮肤 P 白一些，他就不像一个随时会下农田的专家；胖一些，就会油腻中年——袁隆平同事的形象就非常吃亏；留个花白的大背头再戴副眼镜，虽然洋了点，但少了人民性；他要是穿着洋气点，就没了圣徒的影子；但如果一脸庄严，就少了凡人的可亲……

中国人民心目中完美的科学家神，是淡薄名利不追求物质生活的，是一看就心里装着人民，亲切友善而不高高在上的，是有牺牲精神但又不过于远离人间烟火的，是能与老百姓打成一片又能与西方人谈笑风生的……

你把上述要求叠加在一起，要是刚好能同时满足这些期待，那这样的科学家神就应该长成袁隆平的样子。

我个人觉得，袁隆平最接近神的时候，其实是 2016 年袁隆平发表《水稻的雄性不孕性》50 周年时。

湖南农科院特意出过一本纪念专刊。这个专刊里，有两篇文章的安排值得一说，一篇是朱英国的《杂交水稻研究 50 年》，一篇是朱英国的《红莲型细胞质雄性不育的发现利用研究及展望》。

朱英国投入杂交水稻研究，比袁隆平稍晚一点，是湖北杂交水稻研究的领军人物。朱英国和袁隆平的地位差别，某种程度上证明了命运对袁隆平的特殊眷顾。

中国杂交水稻研究的转机，始于 1970 袁隆平团队在海南发现被为「野败」的雄性不育野生稻，它被分发到全国 30 多个科研单位，1973 年培育出三系杂交水稻。中国大部分杂交水稻，都是「野败」系。

中国杂交水稻的英雄叙事史中，野败被发现的地位，有点像是井冈山之于中国革命。

然而，朱英国证明了历史还有另外一种可能。1972 年，朱英国在海南发现雄性不育野生稻「红莲」，并于 1974 年培育出红莲型细胞质雄性不育稻种。就是说，如果当年没有「野败」系，因为有「红莲」，它并不影响杂交水稻的技术发明。

▍朱英国

不过，1974 年全国杂交水稻攻关大协作时，袁隆平是全国协作组组长，而朱是湖北协作组组长，大家当然都去攻关袁隆平团队发现的「野败」系，而朱英国团队的「红莲」系则被冷落。

中国杂交水稻的英雄叙事史，基本上是一个也「野败」系为中心的叙事史，纪念文集中让朱英国撰写《杂交水稻研究 50 年》，相当于请张国焘写中国革命史，而《红莲型细胞质雄性不育的发现利用研究及展望》，则相当于请张国焘撰写伟大的四方面军革命史。

大哉，隆平。

被遗忘的领袖

但是，袁隆平最初出现在媒体时，并不是以今天这种完美形象登场的。

▍从方毅手中接过特等奖的袁隆平

袁隆平登上历史舞台的标志性事件，是 1981 年 6 月，中国农科院与湖南农科院申报的杂交水稻获得科委颁发的特等发明奖，在贡献突出的 20 余人名单中，袁隆平位列第一。

他们还得到 10 万奖金，各单位转手分掉一点后，排第一的袁隆平得 5000 元，排第二的颜龙安得 4600 元……这个奖金的分配，既体现了当时的平均主义，也体现了当时大家对各人贡献大小的看法。

袁隆平当时的地位，相当部分源自他作为科技攻关的政治协调贡献。

按照标准说法，1966 年袁隆平论文发表后，引起国家科委重视，遂于 1967 年 6 月成立了袁隆平、尹华奇、李必湖三人组成的「水稻雄性不育科研小组」，得到 600 元科研经费……

袁隆平团队当时在中国水稻育种中处于什么位置？这个描述非常模糊。

英雄叙事中，许多背景信息异常模糊，比如，2001 年袁隆平的讲话中，有「1970 年以后，我们得到的支持更多了」、「1975 年冬，国务院领导同志作出了迅速扩大试种和大量推广的决定」，这种主语模糊笼统的说法，明显少了什么。

事实是，后来成为英明领袖的华国锋，1966 年前后就知道袁隆平，1970 年 6 月的湖南省农业科学技术经验交流会上，华点名让袁发言，1971 年，华奉调中央，1975 年冬决定推广杂交水稻的「国务院领导同志」正是华本人。

「国务院领导同志」的推广，值得稍稍展开笔墨：

袁隆平 1973 年育成的杂交水稻，到 1975 年已推广试种到 5000 亩。当年底，袁隆平进京向农林部汇报，结果失望而归，湖南农科院副院长陈洪新急不可待，12 月再赴北京，试图说服直接主管，大力推广杂交稻种，不获接见。

陈洪新立即给老上级华国锋写信。华立即安排副总理、农林部长等一干人参与杂交水稻汇报会，听了两个小时后，华国锋立即决定拿出 150 万元用于推广，并由农林部立即在广州召开南方 13 省杂交水稻推广会议。

第一代水稻育种专家黄耀祥培育的几个著名品种，从稻种育成到播放面积的顶峰，都不少于 12 年，而袁培育的品种 1976 年才开始推广，1978 年就达到最大面积。从袁隆平始，著名稻种从育成到顶峰面积，时间都缩短到 4-6 年。

袁隆平后来多次提到，当年湖南农科院副院长陈洪新对杂交稻功不可没，而陈本人也认为，他一生最大的成就，便是成功面见华国锋。

华国锋与袁隆平的特殊关系，是段隐没的历史。美国马萨诸塞大学历史系的西格丽德·施马尔泽，曾在《红色革命，绿色革命：社会主义中国的科学农业》一书中，研究了袁隆平在中国媒体报道中的形象变迁，下面内容，部分来自她的研究梳理。

袁隆平等人研究杂交水稻，其实是当时全国各地群众运动式搞科研的「大规模杂交育种科学实验运动」的一部分。

文革结束前，甚至有过比袁隆平耀眼得多的另外一些杂交水稻之父，比如李贞生，不但频繁出现在官方报道中，甚至还有专门的纪录片。他之所以成为那个讲究集体主义时代的个人英雄，因为他是个大老祖。

李贞生发明出来的杂交玉米稻，在那个鼓励文盲群众搞发明创新的年代，在华国锋出面帮助袁隆平之前，推广得远比袁隆平更成功。

而湖南和袁隆平后来在杂交水稻中的地位，与华国锋的特殊地位密不可分。华在成为接班人之前，曾掌管湖南并负责全国农业，杂交水稻是少有的几个令人振奋的湖南农业大众科学的例子之一。

1972 年 9 月，农林部选择在长沙召开杂交水稻科研协作会议，主场优势使袁隆平开始成为领军人物，1974 年，全国 13 个省区的科研单位被组织杂交水稻攻关，袁隆平任全国协作组组长。

1976 年成为新领袖的华，面临着老同志们的压力，尤其后者挥舞着尊重科学和技术的旗帜，很符合时代的呼声。强调和突出杂交水稻的成就，对华有巨大帮助。杂交水稻就是在这个背景下被政治挑中的。

但是，华国锋时代的宣传仍然坚持群众路线和集体主义，它往往强调群众智慧。宣传杂交水稻，主题依然是社会主义大协作好、群众运动威力无边。1981年以前，袁隆平的名字很难被注意到。

杂交水稻最好应该是由领袖发动群众运动的成果，而不是某个科学家的成功，它不但符合领袖当时坚持的政治动员和发动群众的科研路线，而且也最能证明领袖高瞻远瞩。于是，杂交水稻在宣传上获得了与两弹一星同等的地位。

1976 年 12 月，《人民日报》上袁隆平发表的《杂交水稻如何成功栽培》一文中，清晰地阐述了英明领袖当年对杂交稻的成功的决定性贡献：「鼓励科技人员对群众进行三系水稻研究，从少数专家的实验中发展到千军万马的新阶段」。

当时，官方在介绍这项成就的科学意义时，也带有那个时代的语言特色，比如它有力回击了「西方国家研究多年也没有成功，我们也不可能成功」的「洋奴哲学」，突破了美国专家 Sinnott 和 Dunn 在《遗传学原理》一书中「自花授粉作物（如稻、麦）自交不退化、异交无优势」的禁区。

不过，虽然杂交水稻几十年来一直宣传这个理论禁区，但施马尔泽发现，没有任何证据表明，这个只是一家之言的美国权威理论，在中国曾被科研人员引用。另外，1960 年代中期，杂交高粱这种自花授粉的作物已被广泛推广。

施马尔泽发现，袁隆平与李必湖和尹华奇早期合著的一篇文章中，宣称他们探索水稻「雄性不育的」内在原因时，是受毛主席《矛盾论》的启发，帮他克服了外国遗传学家的错误定论。他们研发的稻米新种，被称之为「革命稻米」。

▍Sigrid Schmalzer

在华主席的时代，杂交水稻的宣传调子基本不变，差别只是在开始否定和反思文革后，为了建立「坏人」（四人帮）与英雄二元对立的叙事构架，杂交水稻叙事中增加了造反派的干扰等要素。

1978 年后，顺应时代需求，袁隆平的故事又有了全新的版本：造反派的阻力被强化，袁隆平曾对毛主席的八字宪法提出过质疑——这差点给他带来厄运。而原来是科研主角的人民群众，现在又变成了激发袁隆平科研的动力：我忘不了饿死的老百姓。

1981 年 6 月，袁隆平和华国锋同时迎来了命运转折时刻。华国锋退出权力舞台，而杂交水稻这个原来被视为群众集体智慧的产物，在强调科学工作者个人贡献的新时代，需要一个科学家来认领。

——华国锋辞职 20 天前，袁隆平等 20 余人获科技发明特等奖，但历史舞台的聚光灯很快就只打在袁隆平一个人身上。

退出舞台的华，从此变成故人嘴里的「省里」、「国务院领导同志」。

但是，袁隆平毕竟是袁隆平。

2006 年 6 月 9 日，北京出差的袁隆平特意到华家登门拜访，据说，两位老朋友紧紧握住对方的手长达半个小时。这次见面之后，袁隆平终于开始公开说，如果没有华国锋同志的支持，杂交水稻的大面积推广是非常困难的。

临别时，在家练了几十年书法的华国锋，送给袁隆平一副字：隆平同志：贵在创新。它被袁隆平放在办公室显要的位置。

科学家神的进化史

1970 年代末报告文学的兴起，显示出一个不同于以往的特征，一个科学英雄是否出名，不再是他的学术地位和他在官方眼中的地位，而很可能是文学家们的报道本身是否成功。

徐迟的《哥德巴赫猜想》、《地质之光》是当时影响力最大的报告文学，让李四光和陈景润成为亿万人心中的偶像。

袁隆平缺少动人素材，比如特别的磨难——毕竟批斗、游街、关牛棚、妻离子散这种受迫害知识分子的标准待遇，袁隆平一样没经历过，也没有遇到一位好的报告文学作家。八十年代初，袁隆平并未成为家喻户晓的科学英雄。

但是，今天回过头来看，这反而是一桩幸事，因为袁隆平没有被固定塑造成当时人们认为的科学家的样子。

当时科学家一般都会被塑造成非正常人类，譬如陈景润是个典型的阿兹伯格患者式的书呆子，他缺少基本自理能力，地板上稿纸摞摞有三尺厚，走路经常会撞电线杆。

当时对革命审美极度厌倦疲劳的中国人，欣赏的口味一度剑走偏锋：陈景润收到了几麻袋求爱信，姑娘们都表示愿意照顾他一辈子，帮他洗衣做饭刷牙生孩子。在校园里，聪明的学生见到老师走过，会立即被陈景润附体，低头着看书，然后撞在电线杆子上。

但是，袁隆平很快后来居上。

随着时间推移，当年的陈景润、华罗庚等人逐渐失去宣传新意，袁隆平在大众传播中热度不但始终不减，反而不断攀升。

▍统计出处：王春晓《话语视域下的袁隆平媒介形象研究》

说杂交水稻突破西方权威的理论禁区，无论文字无论写得多么通俗易懂，绝大多数人都无法复述。但是，多养活了几千万人，每个中国人都听得懂，尤其是，在刚刚吃饱饭的中国人心里，比较科学家的重要性，大家是很愿意把他们的贡献折算成可以养活多少人的。

对于多养活几千万中国人的功劳，改革开放初期，没有任何个人敢分享分田到户的荣耀，因为它是证明改革开放正确的第一成就，当改革开放的成就多到根本不太在意粮食时，才轮到杂交水稻的宣传机会。

但是，如果全民都不太在意粮食产量时，杂交水稻能多养活多少人这个提法，仍不会被人在意，袁隆平的伟大也会被人忽略。

这时候，有个笨蛋及时跳了出来，这个人叫莱斯特·布朗，1994 年，布朗写了一本报告，叫《谁来养活中国》。这个美国版的《货币战争》立即让全中国人都炸毛了。

▍美国环境问题和农业问题专家莱斯特·布朗

所有中国专家学者以及政府官员对布朗的反驳，都不及袁隆平站出来的反驳更能给老百姓带来信心，他掰着手指头计算杂交水稻只要推广到多少亩就可以解决多少人吃饭，特别符合中国人民对这件事的理解。

《谁来养活中国》这本书，意想不到地变成了袁隆平最好的宣传海报。中国人民突然醒悟，原来我们竟然拥有袁隆平这样真正的英雄。这年底，国家科委领导向总理汇报工作时，总理关切地问到了袁隆平：湖南的袁隆平为啥没被评为科学院院士？

打个不恰当的比方，《环球时报》特别喜欢转载《华盛顿时报》的文章，这份报纸特别容易让中国人民上火，但是，《华盛顿时报》这个名字看上去在美国特别主流的报纸，其实是 1982 年由美籍韩裔宗教领袖文鲜明创办的。莱斯特·布朗的《谁来养活中国》就是袁隆平的《华盛顿时报》。

这个时候出现在公众视野中的袁隆平，在形象上，早已把标准中国科学家远远地甩在了身后，他呈现在公众的形象，一眼望去，境界上已与世界最顶尖的大科学家不远。

是的，袁隆平很早就表现出对境界的追求和热爱。

1983 年，共和国第一演讲家曲啸，让中国人民知道了陶铸一句诗：心底无私天地宽。这为后来袁隆平追忆 1970 年代研究杂交水稻提供了更丰富的灵感启发，比如，袁的妻子问，你不怕失败被人扣大帽子吗？当时的袁隆平答：心底无私天地宽。

但是，人们很快发现，无私并非大科学家的至高境界。

通过各种文摘报纸杂志的教育，中国人民逐渐知道，爱因斯坦这种大科学家，不但不是成天苦哈哈的怪物，反而是会调皮地吐舌头，以及热爱拉小提琴的充满情趣的人。中国人民对大科学家的格调认识，又翻过了一座喜马拉雅山。

袁隆平无意中挖掘出自己也有对小提琴的爱好——或许是记者敏锐的发现，总之，袁隆平越来越多地开始锯小提琴。我记得最初有脑子不够清楚的记者，竟然傻傻地问琴艺如何以及是否有爱因斯坦的影响，而袁隆平当时的回答，亦有一丝真诚的羞涩、谦逊和闪躲。

袁隆平的小提琴，经过无数次的迭代进化，到了 2002 年，在一个关于袁隆平的传记中，终于达到至高境界，已远远把爱因斯坦甩出了好几个身位。

爱因斯坦的小提琴，是出身有教养的家庭和有艺术修养的象征，而袁隆平的小提琴，则是在宇宙洪荒的天地之间，对自然，对生命，对人类孤独的命运，对自己内心的使命召唤，一种四海无人对夕阳的倾诉。

1973 年的一天，袁隆平在辛苦劳作之后，拿出心爱的小提琴，他演奏的场地，不是灯火辉煌的舞台，而是一片无边无际的金色稻田，他挽着裤管，两条腿上全是泥，就这么一个人独自沉浸在舒曼的《幻想曲》中。

▍记者们依然喜欢让袁隆平站在稻田里锯小提琴

我没有研究过电视连续剧《袁隆平》，如果这部电视连续剧里，居然没有把 1973 年的那个傍晚，这人类历史中辉煌伟大的瞬间，完整地呈现在观众面前，让他们无法呼吸，我觉得，编剧和导演应该立即用拖鞋打死。

今天，中国网民对袁隆平的魅力，几乎没有任何免疫能力。

在沙漠里种水稻，在海水里种水稻，这种烧钱搞法换成其他什么人，也许早就被网民骂死了，但这是袁隆平，他的一切，都是当世神农不断展现他的法力而已。

仔细留意下新闻，在中国，育种专家亲自上阵，不停地靠堆钱创造高产纪录的，全部是杂交水稻，而其他粮食作物和常规稻种，几乎就看不到这种奇怪的竞赛。

原因或许很简单，常规稻种和杂交小麦之类，农民可以自己育种，做种子开发研究的，一个好种子自己只能卖一次。杂交水稻就不同了，必须每次都从我这里买。

其实，隆平高科 2000 年上市，标志着农民低价获得杂交稻种的时代就此终结，而袁隆平和中国农民的关系，也早就不再是农民和帮助农民增产的人民科学家的关系，当时，湖南农科院和国家杂交水稻中心，居然变成了这家上市公司的科研基地。今天，隆平高科已成为中国杂交稻种市场最大的公司。

中国种业市场的特色是政企不分、条块分割，垄断与竞争交织，市场高度分散，产业规模极低。而杂交稻种市场，在集中度和产业规模上都有很高水平，但这并非竞争的结果，因为种业公司们占据的大都是本地市场，由于杂交水稻缺乏吸引力，稻种产能严重过剩。

市场证明，无论你高产试验田的产量有多高，杂交稻也好，超级稻也好，都是没有出路和潜力的。它能影响到的，只是国家的粮食政策以及研究经费的投入。

水稻育种在技术上唯一的突破指望，只能是转基因技术，而抗虫害的转基因技术已经非常成熟，可以明显节省农民开支。然而，相当长一段时间，袁隆平一直用含混不清的理由反对转基因技术应用。

说实话，在这一点上，袁隆平真有点对不起把他当神一样看待的人民。

冰淇淋王国

杰里夫·福特 著 江陵风 译

你可记得吹灭生日蜡烛时闻到的那种气味？对于我来说，我闻不到香气，却能听到一种声音，一串拨动小提琴低音琴弦时发出的音符。这些音符和熄灭时的生日蜡烛一样，都蕴含着一个信息：虽然我们又送走了一年的岁月，但同时我们也增长了一年的智慧，那是一种略带忧伤的欢乐。同样，木吉他所弹奏出的音符在我看来就像一阵金色的雨，它们在我眼前从高处落下，直落到心窝深处，然后销声匿迹。我非常喜欢一种进口的瑞士奶酪的原因是：当奶酪在我的手指上如丝绸融化时，我的舌间就尝到了柠檬味酥皮卷浓稠的风味。这些感觉并非是我的想象，它是真真切切存在着的，是一种实实在在的感觉。大约每一百万人中就会有九个人具有这种奇特的感觉，这种感觉叫做共感觉，也叫做通感、联感，我就是其中的一个。这对于我来说究竟是幸还是不幸，那就要看怎么想的了。

最近的研究揭示，通感的形成区域是大脑里的海马区，一个自古以来就是对感觉进行记忆的部分。外部的各种刺激在大脑各个区域引起的反应在这里得到汇总。据说，每一个人的潜意识中，在一定程度上都曾有过这种不同的感觉交叉重合的体验，但是在人清醒着的时候，大多数情况下，混合感觉都被过滤掉了，只剩下一种起主导作用的感觉。而对于我们这些少数运气好的人来说，这种过滤作用或者已被破坏，或者太过完美，于是本来存在于潜意识中的感觉就成了有知觉的意识。也许在相当遥远的远古的某个时候我们的祖先们都具有这种通感能力，触觉，听觉，嗅觉，味觉以及视觉都可以合为一体，每一个特定事件与我们的感觉记忆结合在一起，伴随着我们的感知能力。我能理解到科学家对通感的解释就是这么多。如今，人们多少都知道点通感的概念。但在我还很小的时候，当我告诉父母我感到乙烯塑料的低语，紫色发出了恶臭气味，蓝色在旋转，教师的钟也在旋转时，他们却担心我的智商有问题，害怕我的心是一间满是鬼魅的弃屋，充满许多的幻觉。

我是家中的独子，所以我的不正常是这个家庭所无法承受的。何况，我的父母算是老来得子，生我的时候母亲快40了，父亲也已经45岁了 ，在我之前，没能活着生出来的孩子都可以组个足球队了。我5岁那年，只要接触到天鹅绒，就会听到一种声音。我对爸爸妈妈说听到“天使在哭”，从此他们就再也不让我碰天鹅绒了。大人们以为我有病，而且认为总有办法可以治好。为了让我成为一个正常的人，钱对他们而言根本不算什么。因此我小小年纪就得忍受在心理医生、精神科医生，还有医院的候诊室里等候几个小时的折磨，这种折磨持续了好几年。我说不出那些庸医对我的伤害有多深，一大堆所谓的专家教授们，让我做各种乱七八糟的所谓测试，然后对我作出诊断，从精神分裂症、抑郁症到低智商，五花八门，什么样的都有。我是一个孩子，十分诚实，如实地讲述了自己感觉到的一切，这正是我一开始就犯下的错误，这个错误导致了以后没完没了的验血、脑部扫描、限制食谱，还要被强迫服下那一大堆可恶的压抑脑部活动的药品，这些药品抑制了我向大人们倾诉那些通感的意愿，但是它们却丝毫不能阻止我身上发生的一切，我仍然能闻到深秋时节下午金色的斜阳散发出的香草气息。

我的独子地位，加上他们所说的所谓我的“症状”，令我在父母眼中是个不好养的孩子。也正因为这个原因，我很少有与其他孩子接触的机会。其原因我想还是得归咎于父母的想法。我与常人不同的感知方式和所说的那些奇怪的的话对于像我父母那样的人是无法理解的，他们无法接受生了一个“次品”孩子的事实。他们不让我去学校读书，我的学业是在家里完成的，由父母教我。事实上，我母亲是一个很好的老师，她是个历史学博士，古典文学的造诣也很深。我的父亲，是一个保险统计师，专门教我数学，只是这门课我显然一直不行，直到进入大学后才有所改观。虽然拿x=y的等式来比喻共感觉现象倒是很恰当，但是对我来说是毫无意义的。我再补充一点，在我的感觉里，数字8会散发出一种残花败叶的腐臭味。

我所擅长的是音乐。每星期四下午3点，布瑞丝尼克太太会上我们家，给我上钢琴课。她是一个头发灰白的老妇人，却长着美丽至极的纤纤细指，她的手指如此纤细，如此细腻，本应属于花样年华的少女。虽然她的钢琴艺术鉴赏能力不算好，但是她在教导我如何学会欣赏自己的声音方面，却是一个真正的天才人物。音乐成了我的所爱，当我不被拽出家门四处寻求“摆脱病症折磨”的方法而留在家里的时候，最适合我待的地方就是钢琴前的那条长椅。在我的几乎与世隔绝的世界里，音乐是我逃避现实的一个窗口，只要一有机会我就会一头钻进去。

当我弹奏钢琴时，我会看到音符在我面前飞舞，就像美丽的烟花一样，五彩缤纷，形态各异。12岁那年，我就开始自己写曲子，我写在纸上的音符伴随着代表不同音符的视觉形象栩栩如生地出现在我的面前。事实上，每当我演奏音乐时，我同时也在作画——在我眼前的空气中作画——真像一幅俄国抽象派画家康定斯基伟大的绘画作品。许多时候，我在一张白纸上构想乐谱的时候，用的是一套64色的蜡笔（我很小的时候我就拥有这些画笔了）。比较难用的颜色是绛红色和瓷蓝色，它们给我的感觉和其他颜色不一样，不是视觉，而是一种味觉，因此当我要在乐曲里用这两种颜色对应的音符，我通常会在涂满了五颜六色的纸上写上甘草和木薯来代替它们。如此以来，弹奏的时候就不会出错了。

我在钢琴艺术上表现出来的出色才华却给我带来了惩罚，让我失去了现实世界里唯一的朋友，布瑞丝尼克太太。母亲打发她走时的情景我记得清清楚楚，她平静地点头微笑，知道是为了什么：我已经超越了她的能力，她不能教我了。虽然我知道这事已成定局，当她拥抱着我向我道别时，我还是哭了。当她的脸贴着我的脸时，她对着我的耳朵低声说道，“眼见即为实。”就在那一刻，我知道她已完全理解了我的痛苦处境。我眼见着她沿着小径走去，永远走出了我的生活，她散发出的紫丁香的香味所产生的那种几不可闻的音乐声，双簧管演奏的降B调乐曲，仍然在我的周围萦绕不去。

我相信正是失去了布瑞丝尼克太太才使我产生了逆反情绪。我变得行为散漫，情绪低落。后来有一天，我十三岁生日过后不久，母亲要洗澡，她吩咐我要读完书本上的某一章，但我没有照她说的去做，而是找到了她的钱夹子，拿了5元钱便离开了家。走在蓝天下，沐浴在阳光里，我感到周围的世界充满了生气。我最想做的事就是找与我年纪相当的孩子一起玩。我记得镇上有家冰激凌店，以前从医生那里乘车回来时必会经过那里，经常有一群孩子在附近流连。我径直向那里走去，心里直犯嘀咕，担心在我到达那里之前会被母亲抓回去。当我想象着她已经在弄干她的头发时，我拔腿跑了起来。

我到了一排商店前面，其中有一家就是“冰激凌王国”。获得自由的狂喜，和半英里路的疾跑，已让我快喘不过气来了。从正门的玻璃门向里探望，就像在窥视另一个新奇的世界。这里有许多年轻人，还有与我年龄差不多的孩子，他们围坐在许多张桌子前，聊天，嬉笑，吃着冰激凌——不是在晚饭后，而是在大白天。我推开门，闯了进去。就在我进门的一瞬间，这个地方一切神气的魅力似乎都随着我的到来而消失于无形之中了。谈话声停了下来，所有的头都转向我，所有的眼光都盯着我，我在沉默中僵直了身体。

“大家好。”我微笑着招呼，举起手向大家示意，但我的动作已经慢了一步，大家早已转过头去，继续他们的谈话，似乎他们不过是勉为其难地抽出了一丁点时间向门口张望了一下，看是不是风将门吹得一开一合的。我呆立在那里，谁也没有注意到我的存在。我明白要交上朋友还得下一番功夫。

“要些什么？”柜台后面一个高个子的男人问道。

我从恍惚中醒过神来，走上前去准备要些什么。我的面前满是些圆形玻璃杯，上面都印着“冰激凌王国”的字样。我从来没有见过如此多有着如此多的色彩和形体的东西，硬壳果和水果，甜面包和糖块。在我的感官世界里，眼前的景象神奇地变幻成了一种声音，就像是远远传来的汽笛声。整齐摆放的深桶里共有30种不同风味的美食。我的食谱里从没有过任何的糖果或者餐后甜点，餐后能享受到一小点香草冰激凌的机会也是非常难得的。有的医生对我的父母说，吃这些食品会加重我的病症。想到这些，我就要了一大碗咖啡味冰激凌。我之所以选中咖啡味的是因为咖啡也在我的食品禁忌清单上，是另一样我从未有机会尝过的东西。

付了帐，我端着碗，拿了一个勺子，在角落处找了一个座，从那儿我可以看到店子里所有的桌子。我得承认，心里是有些惶惶然，不敢随便找人搭话，因为这么久以来，有那么多大人一直告戒过我不要冒此危险。我的目光在店堂里扫视着，看着其他的孩子们说话，试图捕捉到他们所说的片言只语。终于，我和相隔两张桌子的一个与我年龄相仿的男孩四目相对，我笑笑，对他挥挥手。他打量了一下我，然后俯下身去，跟旁边一个孩子低声说了些什么。然后，他们四个（和他在一起的共有四个人）都把头转向我，看了看我，然后齐声大笑。显然他们是在取笑我，但我却仅仅因为终于引发别人注意到我的存在而沉浸在一阵暖意中。这样想着，我舀起了一大勺冰激凌送入口中。

冰激凌一入口，我感受到了一种从未感受过的通感体验。当然，当时我还不知道如何描述这种感觉，但是可以这么跟你说：当一个人陷入了混合交叉在一起的各种不同寻常的感官所带来的痛苦，不断挣扎的时候，也会有这样一种“神灵显现”的感觉，一种“我找到了”的满足感。研究超常规现象的人将其名为源自头脑中的“意识流”。一个从威廉?詹姆士处借来的词。第一口咖啡冰激凌给我带来了一种以前从未有过的感觉，一种比以往更为深切的“意识上”反应。一个女孩的背影随着这种感觉出现了，她在薄薄的空气中徐徐组合成形，她的出现使得仍然在笑我的那几个人在我的眼中变得朦胧起来。这是以前从未有过的，无论通过哪种感官，味觉、听觉、触觉还是嗅觉，我所能看到的都是些抽象的形态和色彩，仅此而已。但这次和以前都不同。

她稍稍侧过身，猫下身子。她身穿格子花呢的衬衫，外套一袭白色的宽松上衣，头发颜色与我的一样，是茶褐色的，长长的头发用绿色的橡皮圈拢在脑后。突然我看见她将手挥了几下，我这才看清楚她正将一根火柴灭掉，旋涡状的烟雾从她身边慢慢飘散开去。原来，她刚才是点燃一只烟。看上去她似乎是怕被别人发现她在抽烟，当她转过头来警惕地向后看时，我的勺子掉在了桌子上，她的容貌立刻使我着了迷。

冰激凌开始融化，顺着我的喉咙流下，她开始消失。我赶快再舀起一勺，希望再“吃”出眼前的景象来，但是冰激凌还没到我的嘴边，她就突然完全消失了，就像灯被拉灭了一样。这时，我觉得有什么声音轻轻地落在了我的左肩上。我听到了低低的责备声，但完全听不懂是什么意思。不过，我知道肩上的是母亲的手，她终于找到了我。我从冰激凌王国走出来的时候，身后是一阵大笑的声浪。后来回想起这件事情的时候我觉得很难为情，可当时，即使当我在向妈妈道歉的时候，我脑子里想的都是我刚见到的一切。

冰激凌事件后，发生了更严重的事：爸妈在我的壁橱里发现了藏在香烟盒里的药片。这是过去六个月的药片，他们原先还以为我已经吃进肚里去了。这件事使我的父母相信，我的“症状”越来越多，并且正在向着行为不良的方向发展，如果不加制止和管束，在今后几年的时间里我的精神状态将会以几何级数每况愈下。于是他们决定，应该再另找专家来纠正我的行为，父亲又为我找了一个医生，他会使我从一个任性胡言的孩子变成一个听话的孩子。在一次严肃的家庭会议上，我得知了这一点，我除了默认他们的计划还能做什么呢？我知道，在我缺乏想象力的父母想来，他们相信这一切都是为了我好。每当我被环境逼得心中激愤难当时，我就开始弹钢琴，有时会连续弹上三四个小时。

斯图灵医生的办公桌位于我们这个镇子的另一头，是一懂破败得几欲坍塌的维多利亚式的房子里。第一次是由父亲陪我去的，当父亲停在这懂看起来惨兮兮的旧房子门口时，他将地址拿出来至少核对了两遍，以确信我们没有走错地方。医生是个胖墩墩的小个子男人，胡子已花白，戴着一副有着小圆镜片的眼镜，走到门口来迎接我们。我们互相介绍握手时，他为什么笑呢？我一点也不明白，但他看起来是个快乐的人，就像是个Q版的圣诞老人，穿着小了一号的皱巴巴的褐色衣服。他打了个手势，招呼我进屋，但是当父亲也要进去时，医生伸手挡住了他：“请您过一个小时零五分钟再回到这儿来。”

父亲抗辩了几句，但不起什么作用。他说，他可以帮着一起将我的病史讲清楚。可是这位医生的作法显然不一样，他变得严肃起来，一本正经的，几乎可以说是在下达命令。

“你们付钱给我是给这个孩子治病的，如果您想看病请您去找您自己的医生。”

父亲显然有点不知所措，他看起来还想反对，但是医生以不容置疑的口气说“一个小时零五分钟”。医生跟在我后面进了屋，很快关上了身后的门。

他领着我走过好几间杂乱的屋子，里面排满了书架，其中的一间屋子里，一摞摞的纸堆满了好多张书桌和工作台，他笑着说：“父母双亲就是这样，他们是最重要的，有时候却像沾在鞋子上，甩也甩不掉的东西。除了爱他们，我们还能怎样呢？”

我们走到这懂房子后面的一间屋子停了下来，里面都是一些细细的钢铁搭成的架子，周围镶着格子玻璃窗。阳光倾洒下来，充盈屋内，环绕着我们。架子上垂下了绿色的植物，架子的间隙中也透进来阳光。屋内有张小桌子，上面有个茶壶和两个杯子和几个茶托。我按医生的指示坐了下来，透过玻璃向外望去，我看见他的后院是一个好大好美丽的花园，各种花儿竞相开放，姹紫嫣红，千姿百态。

他给我找了一杯茶，问话便开始了。我虽然在心中努力地抗拒着他，但他的问话方式使我暂时不再想到父亲，这使我开始有点欣赏起他来了。还有，他显然与我以前所遇到过的医生不同，他用一种有所保留的态度和反应来听完我的话，当他问道为什么我会来到这里时，我告诉他因为我离家出走，去了冰激凌店，他皱起了眉头说道：“这简直太荒谬了。”我不能确定他说的是我，还是母亲对此事的反应，我告诉他我弹奏钢琴的事，他和蔼地微笑着，不时地点点头。“那很好啊。”他说。

问过了我日常做些什么事情，以及我的家庭生活情况后，他望椅背上一靠，然后说道：“那么，这有什么问题呢？你的父亲告诉我你有幻觉，你能解释一下吗？”

无论他怎样讨好我，我早已下定决心，不再向任何人泄露我的感觉。我固执地保持着沉默，然后，他做了完全出乎我意料的事情。

“你不会介意吧？”他拿出一包烟来问道。

我还没顾得上摇头表示不在意，他已经抽出一枝烟来点上了。也许是因为我从来没有见过一个医生在病人面前抽烟，也许是这令我想起了冰激凌店里出现在我面前的女孩，总之他的这个动作动摇了我什么也不说的决心。当他望他那个还有一半茶水的杯子里掸着烟灰的时候，我开口了。我告诉他我“尝”到了丝绸般的质感，我告诉他随着钢琴音符出现的各种各样的色彩，我告诉他紫色发出的令人作呕的恶臭味。

我将所有的事情和盘托出，然后向椅背上一靠，现在我有些后悔自己的软弱，我屈服于他的微笑，屈服于他从嘴角边喷出来的烟雾。而他则继续吞云吐雾，烟雾缭绕的嘴巴对我的“症状”下了诊断，吐出了缠绕我一生的一个词——共感觉。

从我离开斯图灵医生办公室的那一刻开始，我成了一个全新的人。医生与我的父亲谈了话，向他解释了这种显像。他列举了历史上的一些相关的例子，并向父亲解说了这种情况在神经学上的大致原理。他还补充说，大多数具有通感的人，都没有像我这样有着多重感觉的通感，当然像我这样的情况也并非绝无仅有。父亲听着，不时的点着头，但是对于我的“久治不愈的病症”突然之间成为子虚乌有这个事实，他显然十分困惑。

“孩子什么问题也没有，” 斯图灵医生说，“只是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有些特别而已。可以将它当作是一种天赋，一种感知世界的原始方式。这种感知方式是真实的，就如同你们自己感知世界的方式一样真实。”

斯图灵医生所下的断语就像是神话故事里的魔咒一样，正是它的力量将我从父母控制我的符咒中释放了出来。事实上，爸妈对此的反应是：他们几乎完全放弃了对我的关注。他们一向对我特别照顾，现在却发现我并不值得付出这么多，他们所做的一切几乎毫无价值。毫无疑问，我可以像正常孩子一样生活了，我终于可以尝到自由的感觉了。遗憾的是，我不知道该如何去做。我缺少成为社会一员的经验。惶惑不安让我变得羞怯，在公立学校的第一年对我来说简直就是一场灾难。我只想能有一个与我年龄相当的朋友，但我一直未能如愿，直到中学快结束进入大学后才达成了这个心愿。这种急切想与人交往的心情最终使我变得神经紧张，在言行上不知有所保留。那时是19世纪60年代初期，如果说在那个时代，中学生圈子里有什么可称的上是重要的话，那就是至今仍盛行的“酷”。你大概可想象的到，我是一个压根儿与“酷”沾不上边的人。

出于保护自己的本能，我隐退到了自己的音乐世界里，我常常花上好几个小时沉浸在用蜡笔和铅笔作曲中，试图再次谱写那伴随着美丽烟花、音符和嗅觉、味觉粘连在一起的乐曲。我努力练习弹奏钢琴，提高我在琴键上的技艺，不过我并无意成为一个表演艺术家。多年来，我的好几位钢琴老师都认为他们能将我塑造成最杰出的钢琴演奏家。但我决不会让这种事情发生。如果他们坚持朝这个方向来教我，我就会离开他们，继续走我要走的路。没有比坐在一大群观众面前能更令我感到害怕的了，即使这些盯着我看的眼睛里只有一双是在对我进行评判，我也会感到一股难以承受的压力。我常常与斯图灵医生在一起，一个月去一次，尽管他一直宣称我是正常的，但是由于父母多年的坚持和强调，在我的心里还是很难抹去这样的事实：我是一个“怪人”。

在这段时间里，除去坐在钢琴前，最大的快乐便是坐火车去附近的城市里参加当地交响乐团办的音乐会，或一些本应该在一些更贴近听众的场合下举行的室内音乐会。当时，摇滚乐可是风靡一时，但由于我多年来一直浸淫于钢琴艺术，加上平静孤独的生活背景使得我与这种喧哗的社交生活格格不入，我向往交响乐，而它的熏陶将我引领入古典音乐领域。参加音乐会的多为成年人，他们对于我的存在并没有特别注意，这多少能让我安心地欣赏音乐。我很少参加一般青年喜爱的娱乐活动，而是不断观看交响乐演奏会，还常常听我怂恿父母为我买的立体声音响，不断阅读有关书本，从而获得了关于这一领域的不少知识。

德国作曲家巴赫是我的偶像，正是从他的作品中我才开始理解了数学，还有，对数学懂的越多，对巴赫的理解也就越深刻，比如黄金比率，比如通过重复基本元素来提高乐曲的复杂程度。对于别人来说，只能用耳朵来欣赏他的作品，而我却能在听的同时触摸到它，品尝到它，嗅闻到它，并亲眼目睹到它，通过五感，我实实在在地见证了一个自然万物都必须经历的过程，一个从单个细胞变成莽莽森林的过程，也许我对这位莱比锡伟大的音乐家的欣赏，部分原因就在于他在旋律配合方面的天赋，一种仅让两个或两个以上截然不同的旋律在某一点上优美地结合在一起，就能给人带来一种奇特的极具魅力的听觉感受的技巧。我在这种技巧中看到我的愿望，但愿有一天我独特的个性能与另外别的什么人的特性结合在一起，并和这个人做朋友。在听了巴赫的《平均律钢琴曲集》第一集之后，我就下定决心，要成为作曲家。

这些年来，我的生活中既有害怕成为学校里别人的笑柄的恐惧，也有为自己在音乐领域内的发现而得到的欣喜，但是，我一直忘不了那次离家跑去“冰激凌王国”时看到的那个昙花一现的女孩的形象。在斯图灵医生宣布我为正常的那一刻起，我就想着回到老地方去，希望能将她再“变”回来。极具讽刺意义的是，我在那里吃的第一口咖啡味道冰激凌就让我吐了，也许是因为我的一生都在严密的保护之下，一直远离那浓郁的餐后甜点，也许是因为我的体质生来就弱。不必按照限制食谱进食的自由来临后，我却发现自己的胃无缘消受所有那些曾经令我垂涎不已的美食，不过，我仍愿意冒着胃痛的风险，也要重新找回她。

于是我第二次来到冰激凌王国。当我把满满一勺咖啡味冰激凌放进嘴里的，再次体验到那种“抽象感觉”，她像上次那样出现了，就在店堂前窗与我之间的虚无中。这一次，她似乎坐在客厅或起居室里的长沙发的一端，正在看书。只有靠她最近的一至两英尺范围内的东西，我才能看清楚，其他的都是模糊一片。我的目光在她身上、整张沙发、沙发边的一张桌子、桌上的灯之间游移，这些东西还和店堂窗外停车场的影子重叠，显得越发诡异。在这景象的最边缘处，除了起皱的空气，空无一物。她翻了一页书，于是我的注意力又投向她。我很快地又吃了一口冰激凌，惊叹着她的美丽。她的头发披散下来，我可以看见它们长长地垂过她的双肩。她明亮的眼睛里闪着青春活力，小小的鼻子完美无暇，皮肤细腻，丰满的嘴唇随着她的眼光扫视着文中词语默默地蠕动着，她身上穿着那种非常薄的，浅灰蓝的睡衣，我甚至可以看到她的胸部。

我一下子又吞了两勺冰激凌，欲望使我的喉咙发紧，我几乎咽不下去，冰凉的冰激凌冰得我的舌头发麻。当满口的冰激凌在口中融化并滑下喉咙时，我只看见她的胸部随着呼吸、嘴唇的嚅动在微微地起伏。我为此情此景着了迷。在女孩消失前我最后瞥见她看的那本书的书名，一个很奇怪的名字；《离心力黄包车舞者》。我得再吃一勺冰激凌才行，但是我的视神经已经到达承受的极限，头痛的厉害，我还能感觉到一阵咖啡和冰激凌引起的反胃的感觉。我站起来，快速地离开了店。我在外面走了一个多小时，努力想驱散头痛的感觉，留下她的影像的记忆。我漫无目的地走着，路上停了三次，我真的很想吐，但最终还是没有吐出来。

我一直想抗拒身体对冰激凌的不适反应，但这毛病从无好转的迹象。在我觉得十分孤独的时候，我总是一次又一次地回到“冰激凌王国”，就像一个嗜酒的醉汉，宿醉虽令他憎厌，但他却还是离不开杯中之物。我不得不承认，在这整个事情中，有一点窥视异性的冲动因素在里面，在冰激凌使我得以窥见她脱衣的各种情景（比如淋浴，或者入寝前）时这点尤为明显。但你得相信我，我真的不是个好色的偷窥狂。我不过是想知道关于她的一切，我研究她时跟研究巴赫的《哥尔德堡变奏曲》以及勋伯格的“十二音作曲法”时一样专注。对于我来说，无论从哪个方面，她都像是一个越来越吸引人的谜。研究她的过程就好比拼七巧板，将拆散了的镶拼图案重新组合起来。

我知道她的名字叫安娜。我在一本草稿本上看到了她的名字。是的，她是一位画家，而且我也相信她对绘画有着极大的热情，就像我对音乐的痴迷一样。我吞下了那么多勺堆得满满的咖啡味冰激凌，忍受了那么多次随之而来的头痛，只是为了看她作画。从不曾见她拿起画笔或者彩色蜡笔，她仅仅只用铅笔和纸作为作画工具：也从不见她用模特或者照片作为模本，她不过将草稿本平放在桌子上，盘腿坐下，然后便开始作画。每当她停下画笔，陷入深思的时候，她嘴唇的右角就会出现粉红的舌尖。她还会时不时地拿起左手边烟灰缸边上燃着的烟抽上一口。有几次（这种机会实在是太少了），我有幸瞥见了她的完稿，那令我十分惊讶。有时候，她显然是在作肖像画，所画的人物一定是她熟识的人。有的时候，她会想象出一些奇怪的人物形象，或者有着异国情调的花卉图案，像曼佗罗之类。她在明暗应用技法上的表现简直惊人，突显出她卓越的创作才能。所有这些都出自一本只应用来计算或者记备忘录什么的石墨铅笔的笔端。即使我对她没有爱慕之情，我也会仰慕她天生的才华。

附带着，我还能够瞥见她大致的生活环境，她似乎在一个完全属于她自己的空间中走动，她的世界像是与我的十分相似的另一个现实世界，这更引起了我的好奇心。积累了足够多的一些片段后，我得到了一个整体的印象：她生活在一懂很大的旧房子里，房子有很多房间，窗上垂挂着长长的窗帘，挡住了光线。她工作的地方显得很乱，画作叠在桌上，一堆一堆的，占据了整个桌面，有些极其危险地挤出了桌子的边缘。有一只黑白相间的花猫不停地进进出出，穿梭于这幅美丽的场景中。她十分爱花，常在阳光灿烂的花园里工作，仔细地描绘孤挺花或者三色堇的姿容。有时我这里窗外正下着雨，但在她那里，天空却是一片无边的湛蓝。

虽然这么多年来，我会对斯图灵医生倾诉大部分心事：我的理想，藏在内心最深处的愿望，但我从未对他提起过安娜。直到我中学毕业，准备出发到附近另一个城市的盖尔斯贝兹音乐学院去学习时，我才决定告诉他安娜的存在。斯图灵医生一直是我的好朋友，尽管我家要付他酬劳。当我在他面前宣泄我的挫败情绪时，他总能理解我，同情我。当我觉得一切都像父亲剃须水的味道一样漆黑忧郁时，他总是反驳我的悲观论调，坚持给我灌输乐观的立场。虽然和他在一起并没有使我的交友能力发生了什么明显的变化，我仍然不习惯于大庭广众，但是我喜欢他的陪伴。而且，和斯图灵医生在一起，我就能斩断以往烦恼的所有纽带，掏离阴郁灰暗的童年，多少让我感到有点欣慰。我甚至甘愿舍弃斯图灵先生对我的偏爱，只要这能让我完全摆脱折磨我的困境。

我们坐在他房子后部的日光浴室里，那间窗户很多、阳光充足的小房间，他问起我未来的学业，我最有兴趣攻读的是哪些课程。对于古典音乐他有许多实用的知识，我们刚认识的时候，他就告诉我他年轻时也学过钢琴。他缺少一点浪漫情趣，但这并不妨碍我们的友谊。我们谈着谈着，不知怎么的我就将咖啡味冰激凌的故事以及安娜的出现说了出来，显然，他大为吃惊，他把身子朝前挪了挪，慢条斯理地点起一枝烟。

“这很不平常。”他说道，喷出一股烟雾，这种烟的香味在我的感官世界里就像是蚊子轻轻地嗡嗡声，“你也是知道的。我简直不敢相信，通感竟然会达到这样的程度，会出现一个人的形体，通常情况下他们总是抽象的。不错，通感有形状，有色彩，但是从没有过一个具体物体的形象，更别说是一个人。”

“我知道这是共感觉，”我说道，“我可以感觉到这一点，它和我用琴键召唤各种色彩时的感觉一样。”

“你说她总是在你吃冰激凌的时候出现？”他问道，斜着眼看着我。

“咖啡味冰激凌。”我补充了一个细节。

这话引得他短促地笑了一声，但他的笑容比笑声消失得更快，他抬起那只没拿着烟的手摸索着胡子，我知道当他开始关注某事的时候，就会做这个动作。

“根据现有的医学文献，你所描述的是一种幻觉。”

我耸耸肩，对他的话不置可否。

“不过事实就是事实，”他继续说道，“它的确总是与你吃冰激凌有关，而且你可以确定它与‘抽象感觉’有关，它似乎是与你的感觉有关，这一点我倒是认同你。”

“我知道这不寻常，”我说，“我害怕提起这事。”

“不，不，你说出来很好。唯一让我感到忧虑的是你想与同龄人沟通的欲望。我太了解这点了。说真的，它具有所有对现实心愿的幻想的特征。可是，瞧，你已经不需要这种玩意了。你已经开始了新的生活，你正在进步，所有的迹象都表明你一定能在艺术上取得成功。当艺术学院的其他学生知道你具有这样不可思议的能力，他们会和你交朋友，相信我，不会再像中学里那样了。追求这种虚幻的影响会阻碍你前进的脚步。让这事就这么过去吧。”

于是我就照他的话去做了，也没觉得多难过。而且，关于音乐学校，斯图灵说得很对，音乐学校确实与中学里不一样，我真的交了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和他们在一起，至少可以在音乐方面进行一些切磋。相信我，我并不是唯一的一个怪人。在那个年代，一个年轻人对巴赫、莫扎特或者斯克里亚宾的兴趣高于其他一切，这事本身就显得古怪。这里竞争很激烈，但我愿意迎接挑战。我的一些稚嫩的乐曲作品引起了学校老师极大的兴趣。有一天，一位同学发现我正在用我那套蜡笔谱写一篇小提琴和大提琴的用于室内演奏的曲子，因此我便有了一点小小的知名度。我总是以通感感受到的相应的色彩来谱曲，然后再将它们进行转换，用正常的音乐符号记下曲谱。

岁月流逝，我相信音乐是我整个生命中最有价值的东西。就算学校放假，我也很少回家看父母，虽然乘火车一会就能到家。这里的教授们都很优秀，可懒得出奇，也常常出点小差错。要达到他们的要求对我来说并不需要花很大的功夫。我的生命第一次体会到什么叫“玩耍”，那是我童年时代所没有体验过的活动。沉浸在美妙的音乐中，领略着其中的深奥涵义，音乐让我总有事可做，并令我心中充满一种妙不可言的感觉。

到了最后一个学年，我便有资格参加作曲比赛了。获胜者不但可得到一大笔现金奖金，其作品还会由著名的音乐家在这个城市里的交响乐厅里举行的音乐会上演奏。作为一个作曲家，其工作中最大的困难就在于抓住少之又少的机会使自己的作品被有才华的演奏家在公开场合演奏出来。这次大赛提供的机会我决不能轻易放过。比奖金和荣誉更为重要的是一种认可，有了这种认可，就会有赞助人注意到我，给我工作的机会。我知道，谱写出存于心中多年的赋格曲的机会终于来了。我相信这种极复杂的音乐形式将是展现我才华的最好途径。

我用周末辅导小音乐家们所赚得的钱，在瓦尔奥尼岛上租了一间海滩上的房屋，租期为两个星期。我决定利用这段时间将赋格曲谱写完成。岛中央的小镇可以称得上古雅而有奇趣，在夏季可是个热闹的旅游景点，吸引着许多有钱人。要是那时侯去，即使是最低档的房子的租金也是我望尘莫及的，我连一天的租金也付不起。可现在正值隆冬，我向学校请了几天假，带上我的蜡笔，书本，一个小型录放机，搭成公交车和出租车，开始了我14天的隐居生涯。

我租的房子不是沿堤大道两旁那些豪华的木结构公寓，与其说它是一间小平房，倒不如说很像是混凝土建成的掩体。房子外面涂着叫人难受的黄色，我一看到那颜色，嘴巴里就尝到了一种怪味道，怎么咂摸都觉得像是花椰菜的味道。房子坐落在一座小丘的顶上，前窗正对着大海，从这里眺望那些沙丘和海滩，令我有一种灵魂升华的感觉。除此之外，它离小村庄不远，步行过去就可以。这里还有足够的供暖设备、电话电视、全套的厨房用具，各种用品一应俱全，有一种我以前住的任何地方所没有的家的感觉。这个岛本身荒凉的很，我来到这里的第一天，就沿着海岸线走了一英里半，走到岛的东端，然后再沿着大路走回，一路上经过许多无人居住的房屋，却一个人影都没有看到。房地产经纪人在电话里告诉我小镇上有家小餐馆以及卖烟和报纸的小店，整个冬天都一直开着。谢天谢地，她说得没错，如果没有这个小餐馆，我还真得挨饿呢。

小平房周围的环境带着有一种芬芳的忧郁，对于我敏感的感官，这里倒是个很适宜工作的地方。我可以听到远处的海涛声，还有，冬天的风携带着沙子撞击窗玻璃的声音，但这些都不会使我分心。相反，它们是这片宁静的组成部分，会邀来白日之梦，叩开想象之门。我很快就投入了工作之中。第一个下午，我开始在笔记本上记下了我要谱写的赋格曲的总体计划，我决定结构不能太复杂，两个声部就够了，当然，有人谱写的曲子至多可达到八声部，但我并不想卖弄。含蓄是需要掌握的一个重要技巧，它和掌握复杂的表现手法一样重要。

我已经想好了主题旋律，是我在那年早些时候谱写其他曲子时丢弃不用的。虽然我认为它不合适早先的那首曲子，但是并没有忘掉它，我一直这儿修修，那儿改改，不断地将它弹奏出来。赋格曲的结构是这样的，主题打头，然后是答题（旋律配合），即重复变了调的主题旋律，在听众耳里，就好像是不断强调的一段对话（也可以说是声音和它的回声）。所有的声部轮流着把主题用主调和属调陈述了一次后，乐曲进入以主题和答题的个别音调发展而成的插部，然后主题和答题再次出现，不过音调已经有所变化。我打算在答题部分使用一种叫做“叠奏”的技法，导入答题的同时也引入主题，两者交迭重合，产生错综复杂华丽无比的声乐效果。

真正要把这个构思具体化在谱子上很困难，技法也不是我所独创的。但是它毕竟是我的构思，它也有创新的地方，这将会给评委们留下深刻的印象：当赋格曲的复杂程度达到无以复加的程度时，我就会让曲调舒缓细致来，一段行云流水的旋律之后，乐曲将不循韵律，陷入一片杂乱无章的混沌。最后，那一片不协调的杂音中会突然出现一个音符来，它会拉得很长，并且越来越弱，在似有似无的余音中悠然远去。

在最初的一个星期里，我的工作进展得很顺利。每天早晨和傍晚我到海滩去，散一小会儿步。晚上在小餐馆吃完饭后，回到平房里听巴赫的《赋格的艺术》，或者《d小调托卡塔和赋格》，或者听一些勃拉姆斯、海顿和莫扎特的作品，然后再听一些作曲家，如思威林克和弗罗伯格的早期作品。我用蜡笔在一张质地很好的大画图纸上涂画，虽然在其他人看起来，这一点儿也不像是音乐符号，当我看着画时，却清楚地知道它们发的好似哪个音。不过，一个星期后，我的进展速度开始慢了下来，到了星期六的晚上，我的工作差不多已经停滞不前了。正是一开始就非常清楚的目标困住了我，我迷失在自己设计的复杂布局中了。事实上，我身心俱疲，已经无法再理清乐曲的头绪了。主题、答题、对题，所有这些都缠绕在一起，简直成了一团乱麻。

我已经彻底地累垮了，我知道我需要休息，但是即使我躺到床上闭上眼睛，我还是睡不着。星期天一整天，我就坐在椅子上，从前窗望着海滩。我太累了，不想工作，但是工作不下去的挫败感太深，让我睡不着。那天晚上，过了无所事事的一天，我跌跌拌拌地向小餐馆走去，坐在我平常坐的位子上。餐馆里冷冷清清，只有一个老人坐在远远的角落里，一边吃着饭一边看书。这个孤独老人的花白胡子看起来与斯图灵医生倒有些相象，而且那书乍看之下，我敢发誓说肯定是《离心力黄包车舞者》，不过我并不确定。我不想凑近前去看个究竟，因为我害怕他也许会因此与我攀谈起来。

女服务员走了过来，问我要点什么。当她在本上写完以后，对我说：“您今晚看起来很疲倦。”

我点点头。

“您需要好好睡一觉。”她说。

“我有工作要做。”我跟她说。

“哦，那么，我给您端杯咖啡来。”

我笑了起来：“你知道，我一生从没喝过咖啡。”

“这怎么可能，”她说，“不过我想今晚是个进行新尝试的好日子。”

“我就试试吧。”我这样对她说，她似乎很高兴。

我边吃饭，一边匆匆再浏览笔记本上曲谱，试着重新建立起我的赋格曲的构架。如往常一样，每当我看着音符的时候，一切都很清晰，但一旦想将乐谱继续铺展去，却老是写不好。沉思冥想中，我将盘子推开，将杯子和茶托挪近。我平时都饮茶，但此时我已经忘记了这次是另外一种饮料。我端起啜了一口，尝到黑咖啡那种令人不愉快的苦味，大吃一惊。我抬起头来，安娜出现了。从她亮闪的眼眸中，我看出她认出了我，好似她真的看见了我一样，我可以肯定，她和我一样，以这种特殊的方式见过我。

我低声说：“我看见了你。”

她微笑：“我也看见了你。”

如果开口与我说话的是一只狗，我不会如此吃惊。我坐在那儿，惊得哑然失声。她似乎就坐在我对面的一个小隔间里，于是我慢满地向前探出手去。在我的手快要靠近她时，她向后一仰避开了。

“我观察你已经有好几年。”她说。

“因为咖啡？”

她点头，“你是个有通感能力的人，我说得对吗？”

“不错，”我说，“不过你只是我想象中虚构出来的，是神经活动异常的产物。”

听了这话她大笑起来。“不，”她说，“你才是。”

最初交谈了几句之后，两人都不说话了。我相信我有点震惊过度。“这不可能。”我在心中反复说着这话，但是她就在那儿，我可以听得到她的呼吸声，她的身影甚至比以前在咖啡冰激凌的作用下出现时更清晰。这一次，将她引出来的咖啡，没有冰激凌中奶油、糖和那种冰凉感觉的干扰，所以她一直保持了好几分钟都没有消失。最后，她的边缘部分开始变得稀薄起来，如薄雾般，我只得赶快再喝一口咖啡，以维持她影像的清晰。当我端起杯子要喝的时候，她也在同一时刻做了同样的事，似乎她只是我的影像，而我也是她的映像，我们两个都笑了起来。

“在这里我不能和你多说，人家会以为我是疯子。”我小声说。

“我的情况和你一样。”她说。

“等我半个小时，然后再喝一杯咖啡，我就可以单独与你说话了。”

她点头同意，看这我唤人结帐。

当女服务员来到我的小隔间时，安娜已经开始消散，化为一片模糊的雾气，就像烟鬼嘴喷出的烟雾那样。这没关系，反正我知道，别人是看不到她的。我付了晚餐和咖啡的帐，又要了三杯咖啡带走。

“这咖啡有点意思，是不？”女服务员说道，“我向你保证过。真奇怪你以前从未碰过它。我的血液中四分之三都是咖啡，这种东西我喝得多了。”她说。

“极妙的好东西。”我附和道。

它的确妙不可言，它唤醒了我的各种感官。我顶着严寒冷风走在夜归的路上，提着一个盒子，里面装着我的万灵药，心理快乐极了，就像一个孩子在星期五下午离开学校回家一样。这整个很荒唐的念头一直没有离开过我的脑海，想起我那悄声与她议定的计划：等我半个小时，我们再来一杯，我大声笑了起来。这件事的诡秘令我兴奋，自从见到过安娜以来，我第一次感觉到她已经长大成熟了，在我一直没理会她的这些年里，她变得更加美丽动人了。

回到平房里，我将第一个大泡沫塑料杯子放进厨房的微波炉里，将加热时间定在不到半分钟。我开始有些担心，也许安娜所在的那个时空与我们完全不一样，我们的半个小时对她来说也许是两天或者三天。微波炉停止工作的铃声一响，我就赶紧把杯子拿出来，坐在小厨房经的桌子旁，将这黑糊糊的东西喝下了大大的一口，我还没有将杯子放下，她出现了，就坐在我对面的位子上。

“我知道你的名字叫安娜，”我对她说，“从你画图的草稿本上看到的。”

她将左耳的头发拢到耳后，然后问道，“那么你叫什么名字呢？”

“威廉。”我说，然后告诉她咖啡味冰激凌以及我第一次看见她时的情景。

她说：“我记得当我还是一个九岁的孩子时，乘父亲离开客厅，我偷喝了一口他的咖啡，我看见你坐在钢琴前，当时还以为你是一个鬼魂。我跑出去叫母亲，指给她看，但是我回来时，你已经消失了。母亲没把这当回事儿，因为通感现象总是让我说些她觉得莫名其妙的话。”

“你什么时候知道是咖啡引起的？”我问道。

“恩，后来才知道的。一天早晨吃早餐的时候，我又尝了一次，你就出现了，坐在我们家餐厅的桌子上，看起来孤独无助的样子。我使劲抑制自己才没有脱口说出来你在那儿。这以后我就有点明白了。自那以后一有机会，我就想办法见你。你小的时候常常很忧郁，我看得出来。”

她脸上的表情，是一份发自肺腑的对我的关心，几乎令我的眼泪夺眶而出。她我生活的见证人，我并不是我一直想象的那么孤独。

“你是个特棒的画家。”我说。

她笑了，“我擅长用铅笔作画，但我的教授们要的是一幅彩稿，就是我正在画的这个。”

我们在谈话中会不时地停下来，喝一口咖啡。为了让我们的谈话继续下去，这一点至关重要。原来，她也正在避开日常俗事，找了一个地方完成她的期末习作。我们发现了两人生活有非常多的共同点。她告诉我说，她小的时候也很孤单，她的共感现象也令她的父母非常头痛。正如她所说，“在我们发现这件事的真相之前，他们一直认为我有点疯癫。“她说完这话，放声大笑了起来，但是我可以从她的眼神中看出来，她受过的伤害有多深。

“你有没有对别人说过我？”我问道。

“只对我的医生。”她说，“医生告诉我，这种情况虽然比较罕见，但是他也听说过这种现象。听他这么说，我才如释重负。”

这番话让我楞了好一会儿，因为斯图灵医生跟我说过，他在医学文献中从来没有看到过这样的例子。安娜的话与医生所说的有些矛盾，提醒我她的存在并非真实，但是我很快从脑中驱走了这种想法，继续和她的谈话。

那天晚上，我花几个小时的时间喝光了带回来的三杯咖啡——当然，她也一样——就这样，我们的谈话一直持续到凌晨两点。我们谈着各自的生活，我们的创作理想，我们的未来之梦。我们发现我们的通感体验非常相似，我们感官印向的转换常常产生相同的结果。例如，我们都觉得新割下的草的味道呈圆形，汽车的喇叭声会使我们尝到柑橘的味道。安娜告诉我，她的父亲是一个音乐爱好者，偏好钢琴艺术和古典音乐。在我向她说明我是打算如何构架出那首赋格曲错综复杂的结构时，她突然低头看了看她的咖啡杯，然后抬起头来说，“哦，真糟糕，我的咖啡没了。”我低头看看我的，发现刚才我已经喝干了第三杯咖啡了。

“明天中午见。”她说着，她的影像开始淡去。

“好的。啊我大声叫道，生怕她听不见。

之后她便成为一个幻影，一阵气体，一份思念。只剩下我独自一人，干瞪着对面厨房的墙壁发呆。她走了，我好长时间都坐立不安。我喝下的那些咖啡在血液里狂奔，我虚弱的体质从没受过如此的“刺激”，我的双手在颤抖，我知道觉是睡不成了，因此在这平房小小的房间里绕圈踱步了一个小时后，我便坐了下来搞我的赋格曲，看看这会儿能做些什么。

我立刻抓住了头绪，就从星期六被困住的那个地方开始。此刻，一切对于我来说都如明镜般地玲珑剔透。当我用各种颜色表达音符时，甚至听得到音乐声，似乎我正在一边制作出录音片段，一边播放录制进去的内容。我疯了似的工作，速度又快，一点儿错也没出，所有的音乐上的难题此刻都迎刃而解，这给了我极大的信心。我所作的每一个决断都充满了灵性。最后，约在早晨8点左右时（太阳升起来我都没有注意到），咖啡对我身体造成的伤害开始发作，我觉得恶心得很，胃里翻江倒海，头痛欲裂，这种痛苦实在太折磨人了。10点时，我开始呕吐，吐过后感觉稍好了些。上午11点，我出现在小餐馆里，有买了4杯咖啡。

女服务员想引起我对早餐的兴趣，我说我不饿。她说我看起来气色不好，我勉强对她笑了笑，好让她放心。她却追问我怎么了，我冲她发了一顿火——我记不得当时说了些什么了。然后她终于明白我对什么都不感兴趣，除了咖啡。我拿着我的宝贝直接走向海滩。那天风和日暖，清新的空气使我的头脑变得清醒了些。我坐在沙丘中间一个很深的低凹挡风处，坐在那里饮着咖啡，看着安娜作画。不管她在哪里，她总是在专心画她的画，衣服很大的彩色抽象画。偷偷地看了她几分钟，我突然意识到，这幅画的构图，以及色调的搭配在我眼中看来就像是弗朗兹◎舒伯特的作品，《b小调第八号交响曲（未完成）》的乐谱。开始时，我觉得这很好玩，想想看，我的音乐知识竟然在她的世界中得到延续，我的想象竟然是那个世界的来源。更使我感兴趣的是，我对弗朗兹◎舒伯特的一点小小的兴趣，竟然会自己表现出来。我在想，我生活中的点点滴滴，无论多么微不足道，都是这个想象出的世界中的素材。这个想法掠过我的脑海，给我沉重的打击，我不想这样，我要她与我完全不同，她有她独立的实体，否则她与我的友谊又算是怎么回事 ？我摇摇头，想甩掉这个想法。中午时分，她出现在我的身边，就在这些沙丘中间，而我那时已经忘掉了那个讨厌的想法。

整个白天我们都在一起说说笑笑，沿着海边散步，在尖岬岩石上攀登。下午3点左右，咖啡快没有了，我又返回了小餐馆再买些。我跟他们买了整整两壶，然后直接倒入那种很大的外带塑料容器内。女服务员没说什么，只是摇摇头。当我在这里忙我的事时，安娜也在她的那个世界里，准备好一大桶的咖啡。

我们在平房里再度见面，当傍晚来临，我们隔着厨房里的一张桌子，拿出各自的作业一起研究。有她在，我的音乐灵感有如火焰在燃烧，而她也告诉我，她第一次发现了整体的构图，这正是她一直在努力突破的方向。我太沉醉于我的工作之中以至于头也没抬就伸手去拿我的蜡笔，可到手的却是一枝紫罗兰色的彩色粉画笔。我没有这种颜色的笔，安娜有。

“瞧。”我对她说，在这一刻我感到一阵晕眩，视神经又开始痛了。

她把目光从画作移到我的手上，看见了那根紫罗兰色的粉画笔。一时之间，我们都静静地坐着不动，为这事代表的意义所震撼。慢慢地，她的手越过桌子向我伸来。我也丢掉粉画笔，把手向她伸出。我们的手碰到了一起，我可以发誓，我感觉到我的手指和她的手指缠绕在了一起。

“这意味着什么，威廉？”她略带恐惧地说着，放开了我的手。

我站起来的时候差点失去了平衡，抓住椅子靠背才站稳了。安娜也站起来，但当我向她走过去的时候，她却不住地往后退，“不，这不对头。”

“别害怕。”我小声地说，“是我。”我踉跄着向前移动了两步，我与她离得是如此之近，甚至可以闻到她身上的香气。她退缩着，但没有走开。我伸开双臂抱住了她，试图吻她。

“不。”她叫道。她的两只手用力地推在我的胸脯上，我向后跌倒在地。“我不要这样，这不是真的。”她说着，开始匆匆忙忙地收拾她的东西。

“等一下，对不起。”我急忙道歉。我双腿乱蹬，想站起来。彻夜不眠，几加仑的咖啡因，紧张得要崩溃的神经，此时就像赋格曲中缠绕在一起的多重声部搅在一起，让我头痛欲裂，像是被马蹄重重地踢了一下。我的身体在发颤，视线开始模糊起来，我可以感觉到自己的意识一会儿清醒，一会模糊。我硬撑着不让眼睛闭上，看见安娜转身，似乎要从客厅里走出去。我终于挣扎着站了起来，用家具作支撑物，跟在她的后面。我所记得的最后一件事就是猛地一下打开小屋的正门，尖声呼唤着她的名字。

第二天早晨，我被人发现躺在海滩边，不省人事。小餐馆里的那个白胡子老人每天早晨都要道海滩上溜达一阵，于是便看到了我。警察接到报警后来了，暖融融的太阳，玫瑰古朴的香气，透过窗户洒在我身上。

他们让我在那间小小的海边医院多待了两天，好看看我神经方面有没有什么异常。一位精神科医生来看了我，我成功地说服了他，让他相信我是因为要完成学校的作业，用功过度才导致这样的后果。显然，小餐馆里的女服务员已经告诉过警方，我喝了大量的咖啡，而且量大得简直不可理喻，又一直没有睡觉。这些话显然也传到了来给我看病的医生的耳朵里。当我告诉他这是我首次尝试喝咖啡，因此才昏死了过去，他便警告我不能再喝那玩意儿了，他告诉我老头发现我倒在自己吐的一大摊污物里。“你的体质显然不适合喝这东西，你昏迷期间很可能会因窒息而死。”我谢谢他的忠告，并向他保证，以后我一定远离咖啡。

在我住院的那些日子里，我试着进一步思考发生在我和安娜身上的事情。显然，我大胆的举动吓坏了她。今后还要不要去打扰她为好的念头掠过我的脑海。在医院里，回想起当时发生的一切，我可以肯定，我确实已经可以与她进行身体上的接触了，但这一事实却令我十分不安。我开始怀疑起斯图灵说的话了。也许，我们认为是通感现象造成的结果实际上只是精神病患者的幻想。我以为是否再找她？先不去考虑这个。但我想，我们最好还是再见一次面，至少要为我的卤莽行为道歉。

我问护士，我在海边屋子里的东西是否被带到医院里来了，她告诉我是的。在医院里的最后一天，我早早穿戴好，花了一整天等待出院通知。那天下午，他们给我把东西拿来了，我仔细地翻查，但是，我的赋格曲蜡笔画乐谱没有了。我心里很清楚自己有什么东西。其他每一样东西豆子，惟独没有那张大的画图纸。我让我的护士——她非常和蔼，不知怎么使我想起了布瑞丝尼克太太——帮我再查一遍，看看还有没有什么东西是带给我的。查了以后她告诉我没有其他东西了。我打电话给瓦里奥尼岛警察局，先感谢了一番，顺便再问问他们是否看见了我的画。答案是肯定的。我的赋格曲凭空消失了。我知道它的消失很快就会让我居丧不已，但当时确定了之后我稍微有点麻木，甚至还为自己能活下来而感到庆幸。

我决定回到父母的家里去住几天，恢复一下，然后回音乐学校继续我的学业。在医院附近的汽车站等车时，我走到附近的一个小报摊上去买了一包口香糖和一份报纸，以消磨时间。我的目光在糖果架上扫视时，突然停留在一样东西上，我想当时自己的样子肯定就像夏娃第一次看到苹果一样。那是一袋汤普森牌咖啡味硬糖。看到袋子上的字样后，我迫不及待地伸出手去。我的腹腔神经开始不安分，我的手掌心开始冒汗。包装纸上写着，“不含咖啡因”。我真不敢相信我的运气如此之好。我紧张地看看身后，买3袋。一上车我就扯开了一包，由于用劲太大，结果有一大把都散落在座位上和走道上。

我乘坐出租车到了父母的家里，我得自己开门进去，他们的车不在家里，我想他们今天出去了，我已经有几个月没有见到他们了，都有点想他们了。夜晚降临了，他们还是没有回来。我觉得有点奇怪，但我猜他们也许出去度一个短假，他们经常出去度假的。这没什么。我走到自己在家里的老据点——钢琴前的长椅，坐了下来，开始嚼吃那些咖啡风味的硬糖，直到吃累了，再也不详坐在那里熬夜为止。我躺到小时侯睡的儿童床上，像小时侯睡觉时一样，脸对着墙壁，很快就睡熟了。

第二天早饭后，我从坐长途车回家又熬了夜的我的疲劳中恢复过来。到了下午，对于我的赋格曲的命运的怀疑得到了确认。这种糖果不能像冰激凌那样给我带来安娜的清晰影像，更比不上黑咖啡，但它的成形效果已经足以让我追随她一天的活动。我看见了，她将我的那张蜡笔画乐谱作为她的期末习作交了上去。她是如何将它拿走据为己有的，我不知道。这不符合逻辑。我飞快地瞥了一眼这幅作品，试图看清楚自己是如何将主题和答题拼凑在一起。如果我能再多看一秒，我就能听见乐谱发出的音乐声，但是我没有足够的时间看清楚它，以理清这篇乐曲错综复杂的结构。我可以确定的只有两件事，一是这篇赋格曲中原先本该照我的想法进入混乱的地方已经变得清晰无比了，二是安娜的作业能圆满完成也正是因为这个变化。

那天下午晚些时候，我的汤普森糖果已经快吃完了，只剩下一块了。我将它拿在手里，我想这大概是我最后一次变出安娜的形象的机会了。我得出了一个结论，她窃去了我的作品。也许这能抵消我的冒失给她带来的不愉快，可以说，我们现在已经扯平了。我将像以前一样把她抛诸脑后，不过这次有点不同，我俩将缘尽于此。作了这个决定后，我剥开了最后一颗硬糖，将它放在舌上。慢慢的，嘴里充满了那种带有牛奶味的琥珀色的味道，如先前一样，模糊的人形开始出现，渐渐清楚起来。她正在喝着杯子里的什么东西，当她看见我在看着她的时候，颇有些吃惊。

“威廉，”她说，“我不止一次地希望能再见到你。”

“我知道，”我说，本来我想让自己的态度谦恭中带点强硬，可一听到她的声音我的新都融化了。

“你觉得好些了吗？”她问道，“你所发生的一切我都看见了，在海滩上的那个长夜里，我一直和你一起，但是我碰不到你。”

“我的赋格曲呢，”我说，“你拿了它。”

她微笑着说，“它不是你的。让我们不要自己来骗自己。你知道，你只是我通感现象的映像。”

“谁是谁的映像？”我问道。

“你不过是我沉思的产物罢了。”她说。

显然，安娜认为自己所处的世界是真实存在的。我想反驳她，但我没有卑鄙到要推翻她这个信念的地步。当然，我本可以举出事实。比如她说过极为丰富的通感现象是一种疾病。这当然不对。还有，这张画不是她画的，根据就是，那张画是一弗朗兹◎舒伯特的第八号交响曲为基础画成，是我的乐理知识通过她产生的作品。怎么才能让她相信她才是虚幻的产物？她一定看到了我眼中的疑惑，因为她的态度变的戒备起来。“我不要再见到你，”她说，“我的医生给过我一种药片，他说可以消除我的通感现象。咬就在这儿，在这个真实的世界里，它已经开始起作用。抽烟时，烟雾不再会让我听见水龙头滴水的声音，绿色也不再会让我尝到柠檬的味道，电话铃声也不再会让我触摸到粗麻布的感觉了。”

这药片是最后的一件证据。有治疗通感现象的药吗？“你吃那药是在伤害你自己，”我说，“如果你切断了与我的联系，你将不再存在。也许我们命中注定就是互相依存的。”想到她也许会失去她特别的感知能力，我有点慌了，我将失去唯一的朋友，唯一能理解我的人。

“斯图灵医生说了，它不会伤害我的，我将和普通人一样。再见，威廉。”她说着便将咖啡杯推向一边。

“斯图灵。”我说，“你说什么，斯图灵？”

“专门给我治病的医生。”她说。虽然我仍然能看得见她，但我知道，我已经从她的视线里消失了。我持续看着她，她低下了头，将脸埋在两手间，似乎在哭泣。接着我嘴里的糖果从薄薄的一长条变成空空如也，只剩下唾液，连这我也咽了下去，可只过了几秒钟，她就彻底消失了。

当我披上外套的，穿过镇子到斯图灵医生那儿去的时候，已经是下午3点钟了。我有无数个问题要问他，最先要问的就是，他是否给一个名叫安娜的年轻女子看过病。我的脑子里全是她最后说的话。当我走到医生家门口，我才发现自己竟然没有注意到太阳已经西沉了。似乎我是在睡梦中来到这儿，到了这儿才醒似的。街上没有人也没有车，这使我想起了瓦里奥尼岛。我拾阶而上，走到大门前，敲了敲门。里面漆黑一团，只有二层搂上有一盏灯亮着。门虚掩着，稍稍开了一点缝，这看上去怪怪的，因为现在可是大冬天。通常，叫了三遍以后还没有人答理，我会转身回家，但这次我有太多的问题需要和他谈。

我走了进去，把深厚的门关好。“斯图灵医生！”我叫道。没有回答。“医生？”我又叫了一声，然后走过大厅，朝那间堆满了资料的房间走去。从窗户中透进来微弱的光心，我找了一盏灯，扭开了开关。我从一个房间走到另一个房间，不断地喊着。最后我打开了所有的灯，来到房子后面的日光浴室，我和医生经常在那里会面。走到那里，我跨进了屋内，我的脚似乎碰到了什么活的东西。只听得一声尖叫，我的心脏几乎停止了跳动。接下来我便看见了那只花猫，它飞快地跑向另一个房间。原来，我踩着了它的尾巴。

重新置身于这间满是植物的房间，心情真是舒畅，此情此景将我带回了儿时的回忆，那时对于我来说，这里是世界上最安全的地方。奇怪的是，桌子上有一个烟缸，上面有一枝点燃着的烟，两张椅子面对面的摆放着。烟缸边上是一本从中间打开的书，翻过来一看，原来是一本《离心力黄包车舞者》。我宁愿看到一个鬼魂也不愿看到这本书。看到它出现在这里，我毛骨悚然。我跌坐在以前常做的那个位子上，看着烟雾从烟缸上袅袅升起，向着玻璃窗上慢慢飘散，几乎就在同时，一阵疲倦袭来，我合上了双眼。

那已经是几天前的事了。第二天早晨，我发现自己无法打开门离去，甚至无法打碎玻璃窗爬出去。我渐渐明白发生了什么事。开始时我一阵狂乱，然后便渐渐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我已经学会了接受命运的安排。通往日光浴室的房间里堆放着一摞摞的纸，每一张上面都是美丽的铅笔画。我又到楼上去看，在二楼的地板上，我发现了钢琴和巴赫的《大赋格曲》的活页乐谱。楼上过道里有一张布瑞丝尼克太太的黑白照片，还有一张我父母中的一个与安娜站在一起的照片，照片中的安娜还是一个孩子。

这些过道和房间都已消失。我被困在这里的每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