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离职的人都要找理由？戴庚先生的动员引起了很多刷屏和解读，但可以理解的是，旧情与新期待交织，让外界对新京报，尤其是戴寄予了很多瑰丽的想象。首先，戴子庚先生的调动是党内干部管理条例中的正常调动。没必要过多解读。职场上没有突然辞职的。每一次突然辞职的背后，都是一点一滴的积怨。最后，投诉无门。只能通过辞职来发泄不满。
新京报社长戴自更离职，如何评价他？
最近几天，不断有朋友询问我对戴自更先生离职新京报的看法，可能因为我在2006年到2010年在新京报做过4年记者的缘故吧。也正因为此，谈论这个问题不免有所禁忌，我就尽量捡实在话说，首先，戴自更先生的调动，在党管干部管理章程中，是一次正常的调动，无需过多解读。新京报在北京市编办的登记身份为“自收自支事业编制”，位居厅局级的戴自更先生无论是去向，还是接任者的履历（曾任北京市东城区宣传部长），都符合党管媒体下的干部调动常规，
有一个大背景是，2013年12月，广东南方报业传媒集团有限公司同意向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定的北京市国有文化资产监督管理办公室转让其持有的新京报社49%产权，转让价格为2.94亿元。这意味着南方报业彻底退出了新京报社，同时，新京报的主办单位也由光明日报社和南方报业主办，变更为北京市委宣传部主办。戴自更先生调动引起刷屏和诸多解读，倒也可以理解，
在2003年11月，新京报创刊前后的一两年内，是中国市场化纸媒最辉煌的日子，乐观主义主宰了整个行业对于未来的认知。十几年来，随着中国舆论环境、传播产业和注意力经济等格局的剧烈变动，当年一纸风行，爆文迭出，不时耸动南北舆论的纸媒，大都萎靡困顿，停刊永别的也大有人在，比如京华时报和东方早报，当年足以和新京报冲撞几下，现在都已成历史名词。
其实在十年前，这两家报社记者的收入和福利待遇，都要比新京报好，生态如此大面积恶化，新京报的报道尺度和影响力看起来在国内媒体中仍独树一帜，经营状况还比较不错，版权收入更是让苦苦挣扎的同行们羡慕。新京报历年来重磅报道层出不穷，积淀了丰厚的影响力，现在小日子又过得不差，还能经常派记者出现在新闻现场，老感慨与新期望交织，都让外界寄予新京报尤其戴自更很多瑰丽的想象。
甚至，还有人认为新京报是中国新闻专业主义最后的几块阵地之一，可事实上，新京报能做什么，能达到什么高度，要看其聚拢人才的能力和价值观，更要看大势。在过去的十几年如此，未来的十几年更如此，新京报本质上是政府编办序列下的一家事业单位，一些你在事业单位能看到的问题，新京报都有，就是轻一些而已，它不是也无法成为世外桃源。
从业务标准和执行效率上来说，新京报可能是中国最接近互联网公司的纸媒，它曾达到的高度，估计中国几乎不会再有市场化媒体企及——在全行业大踏步溃散的当下，恐怕它们连模仿尝试的机会都不会有。《孟子》上有两句话，“有不虞之誉，有求全之毁，”对具体人事的评价，都不能简单片面。中国任何一家报社的社长，至少承担三个角色：宣传系统的干部、报社航向的掌舵人和报社经营的一把手，
员工为什么突然自己离职？
职场当中哪有什么突然离职，每一个突然的背后都是一点一滴委屈的积累，最终无处诉说，只能通过离职来发泄自己心里的不满。那么这些不满都有哪些原因呢？分享三个导致离职的经典原因，第1个原因就是公司待遇欠佳，这是非常主要的一个原因，大家上班往往都是为了升职和加薪，能够给自己的生活提供更大的保障。可是很多公司往往总是擅长打鸡血洒鸡汤，却从来不在实际上提高员工的福利待遇，员工无论怎样通过自己的努力，都依然得不到想要的结果，最终只会寒心离开，
第二是增长空间有限。大家来公司不仅仅是为了赚钱，更是为了提升自己的能力，让自己的潜力得到更大的发挥，方便以后有更大的发展。但是在一些公司，晋升空间往往被堵死，员工的晋升非常困难，晋升之路总是被层层打压，导致一些有能力的员工想去更大的平台发展自己，于是选择离职。最后一个原因是工作氛围压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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