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的连续气候评估，可以看出他们的信心增强。人类对大气二氧化碳贡献的直接证据二氧化碳（CO2）是主要的集热气体，在过去几十年中，大部分平均升温都与二氧化碳有关。从工业化前时代（公元1000年至1750年）的二氧化碳浓度大约为百万分之280（ppm），到今天的400 ppm，大气中的CO2浓度已急剧增加。
图注：二氧化碳浓度。多年来，科学家警告过这个危险的阈值，但是随着排放速度的加快，这个问题从“是否*我们会达到高于400 ppm的二氧化碳浓度”变为“何时*”。北极地区在2012年达到了400ppm。2013年，夏威夷的莫纳罗阿天文台记录到的碳含量超过400ppm。 2015年3月，全球平均水平达到了这一阈值，2016年9月，世界达到了不可逆转的地步：二氧化碳浓度水平不太可能再次降至400 ppm以下。
图注：人类滥砍伐森林。我们知道人类活动正在推动二氧化碳浓度的增加，因为大气中的二氧化碳包含有关其来源的信息。 科学家可以弄清楚有多少二氧化碳来自自然资源，有多少二氧化碳来自化石燃料。与其他碳源相比，来自化石燃料的碳具有明显不同的“特征”，本质上是相对较重或较轻的碳原子的相对量（技术上为δ13C）。δ13C越大，来自化石燃料的碳比例就越高。
图注：化石燃料衍生的二氧化碳在大气中的直接证据。 尽管碳的浓度增加了，但自然来源的碳却减少了。多年来，δ13C下降了，而二氧化碳的总量却增加了。该信息告诉科学家。自工业化时代以来，化石燃料的排放是造成CO2浓度最大的因素。影响气候的自然和人为因素（称为“气候驱动因素”）许多自然和人为因素（也称为驱动因素）会影响气候。
汽车和发电厂的排放以及太阳发出的辐射量增加是驱动温度升高的“强迫”的例子，第一个通过捕集热量，第二个通过增加能量转化为热量。火山事件和某些类型的人为污染，两者都将反射阳光的气溶胶（即细小颗粒）注入大气中，温度较低，并且是导致温度降低的强迫因素。2016年的一项研究发现，“与大气和海洋温度相关的影响几乎有三分之二可以确信地归因于人为强迫”（意味着人为驱动力）。
自然气候驱动因素包括来自太阳的能量；周期性火山喷发产生的气溶胶，灰尘和盐雾；自然碳循环过程，例如非洲排放甲烷的白蚁丘或海洋表面吸收二氧化碳的微小生物；以及冰雪覆盖的变化，改变了地球表面将太阳能量反射回太空的程度（称为反照率）。在自然驱动器中，大的火山喷发会产生强烈的降温影响，因为它将高空喷出的细小颗粒喷入平流层。
图注：气候驱动因素的历史：捕集热量的排放远远超过其他驱动因素对地球气候的影响。火山喷发是1883年和1991年观测到的降温峰值的原因。例如，1883年从印度尼西亚的卡卡托亚和1991年的皮纳图博火山（菲律宾）爆发的大规模爆炸，可以看作是上图所示火山数据中的两个最大的下行峰值。这些粒子阻止了太阳的全部能量到达地球表面，并导致了数年的冷却趋势。
人类气候驱动因素包括发电厂和汽车中燃烧的煤炭，天然气和石油所产生的热量捕集排放；砍伐和烧毁森林； 微小的污染颗粒（气溶胶）；黑碳污染更通常称为烟灰；以及土地使用的变化也会影响地球的反照率。人类燃烧的化石燃料除了在大气中释放二氧化碳外，还会排放微小的颗粒。 与火山颗粒类似，一些颗粒将太阳光反射回太空（气溶胶），具有冷却作用。
烟灰（黑碳）等其他颗粒吸收阳光并驱动温度升高，从而导致烟灰颗粒循环的大气层局部变暖。 两种类型的人造粒子都会导致到达地球表面的太阳能量减少。如果不是这些人造的天然小颗粒，过去60年中很可能会变暖。自然驾驶员 人类驾驶员最适合现实这些气候驱动因素中的一些会导致变暖，而另一些则会导致降温，但是当所有自然和人为因素引起的气候驱动因素叠加起来并相互比较时，人类释放的热阱气体在大气中的积累是如此之大，在过去的半个世纪中，它很可能淹没了其他气候驱动因素，导致全球变暖。
就像空军开发计算机程序来模拟不同条件下的飞机飞行一样，气候科学家也开发计算机程序来模拟不同条件下的全球气候变化。这些程序利用了我们对地球大气层，海洋及其陆地表面中发生的物理、化学和生物过程的了解。数学模型使科学家可以模拟复杂系统的行为（例如气候），并探索这些系统如何响应自然和人为因素。为了使计算机模型能够准确地预测未来的气候，科学家必须首先确保其准确再现已观察到的温度变化（即，他们需要测试其是否工作正常）。
自上个世纪以来，从事IPCC评估的科学家已仔细记录了观测到的气温，海洋温度，冰层退缩和海平面上升的变化。科学家使用气候计算机模型将这些观测到的变化与自然气候驱动因素和人类气候驱动因素进行比较。图注：山火导致大量的温室气体进入大气中。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得出结论说：“ [温室气体]的影响，以及其他人为驱动因素的影响，已在整个气候系统中被发现，极有可能是自20世纪中叶以来观测到的变暖的主要原因。
”在对比观察到的不同类型驱动因素的变化后，科学家得出了这一结论。当气候模型仅包括记录的自然气候驱动因素时，这些模型将无法准确地再现过去半个世纪观测到的变暖。当这些模型还包括人为引起的气候驱动因素时，它们就可以准确地捕捉到大气和海洋中最近的温度升高。当将所有自然和人为的气候驱动因素相互比较时，来自人类源的大量碳积累是过去半个世纪以来最大的气候变化驱动因素。
多年来，归因科学的模型已经变得越来越复杂，除了将全球变暖归因于人为排放物外，它们还能够确定全球变暖对极端事件（例如洪水，热浪，暴风雨， 等等）。图注：全球变暖对极端事件，例如洪水，暴风雨，等等。2016年，美国国家科学，工程和医学研究院发布了一份报告，分析了极端事件归因科学的状况。 该报告表明，科学家可以评估气候变化对单个极端事件的影响——人为排放如何增加该事件发生的可能性。
尽管归因科学对于某些类型的事件比对其他类型的事件更清晰，但它是在较长的提前期提供极端事件的预测预测、降低风险和改进准备的重要一步。我们力所能及的解决方案我们是原因，我们中国有一句古话：解铃还须系铃人，因此，我们是解决方案。知道人类活动是导致全球变暖的主要动力，这有助于我们了解气候变化的方式和原因，并且清楚地将问题定义为我们有能力解决的问题。
我们无法避免由于大气中已经存在的热排放而导致的某种程度的变暖，其中一些（例如二氧化碳和一氧化二氮）持续了100年或更长时间。但是，通过采取减少排放并适应我们无法避免的变化的积极措施，我们有了一个小窗口，可以避免真正危险的变暖并为子孙后代提供一个可持续发展的世界。2015年《巴黎协定》呼吁在全球范围内减少排放量，以使全球变暖保持在2°C的危险阈值之内。
《巴黎气候协定》是什么，特朗普退出协定意味着什么？
《巴黎协定》是2015年12月在巴黎气候变化大会上通过、2016年4月在纽约签署、去年11月因为欧洲议会通过而正式生效的气候变化协定，是继1992年《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1997年《京都议定书》之后，人类历史上应对气候变化的第三个里程碑式的国际法律文本，重点是在于形成2020年后的全球气候治理格局。
目前《巴黎协定》已经有194个国家和欧盟签署，147个签署方实现了对该协定的批准。也就是说全球绝大多数国家都参与了这项针对全球气候变化的努力。《巴黎协定》为世界各国定下“硬指标”：以工业化之前的世界气温为基准，把全球平均温度升幅控制在2°C以内，或者更进一步，将气温升幅控制在1.5°C以内，并且在本世纪下半叶实现温室气体的零排放。
美国正式签署《巴黎协定》时承诺，到2025年，美国碳排放量在2005年基础上减少26％到28％。特朗普宣布退出《巴黎协定》的做法其实并不意外，此举不仅是其去年大选期间的竞选承诺，也是去年共和党初选竞争者中享有共识的政策议题，甚至是共和党传统立场的某种体现。从过去的情况看，特朗普在气候变化问题上基本没有个人立场，甚至采取了对共和党主立场的延续。
作为共和党总统，一方面，巴黎协定和TPP、医改一样，都是奥巴马的遗产，应该全面禁止；另一方面，共和党传统派，尤其是极端保守派，通常是所谓的“气候变化怀疑论者”。他们认为气候变化不存在，至少不是人为造成的，所以不需要过度参与。强调气候变化的自由派只是在借机扩大政府的影响力和职能范围，是大政府鼓吹的“骗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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