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词语与它所表达的情感之间建立起一种双重的相互关系：彼此既神奇地相似，又是“能指”与“所指”关系。（能指”与“所指”是索绪尔提出的语言学概念，“能指”是语言的音象，即语言的表现形式。例如我们听到语音“雪”，就是“能指”。这一语音在我们头脑中唤起“雪”的诸如形状、颜色、温度的概念，这个概念就是“所指”。
）具体阐释可以参看我之前的回答： 《索绪尔的语言学理论对西方20世纪结构主义的文学研究产生了什么影响？》一般地说，用于韵文的词语其情况便是如此。它们不是标志着实在，而是在变异实在。同时，在某种意义上，实在的碎片也即以文学的形式包含在词语之中。随着这种变异的发行，就出现了一种有着奇妙的秩序的事物：尽管诗歌是由词语构成的，但它们却只是事物，而不是关涉着事物。
诗人选择了诗的态度：“即把词看作物，而不是符号”。这样，诗人也是成了改革者和创造者。相反地，在散文中，词语具有透明性，它们可以将我们推向一个超乎其外的实在领域，萨特说：“词首先不是客体，而是客体名称。”我们将这些词认作是没有自身本质的事物，并运用它们去从事物解。基于此，萨特认为诗和散文之间并不存在通常想象的那么多的共同之处，他说：“这两个写作行为的共同点仅是画出字母的运动而已。
”在文学活动中，散文和诗歌的功用也有所不同：对诗人来说，如果他“介入”（萨特提出的著名的文艺思想，即主张作家、艺术家以文艺为方式参与社会政治活动。）了，那就是以错误的方式使用了词语，因为：“散文是符号的王国，而诗歌却是站在绘画、雕塑、音乐这一边的。”人们不可能画出意义，不可以能把意义谱成音乐，因此不能要求画家和音乐家介入：“要求诗人介入委实愚不可及。
”而对散文作家来说，正是他使用词语的方式使得他除了介入以外别无他途。萨特认为“作家是与意义打交道的。”，作家是在使用词语，并凭借词语从事各种工作：“作家是一个说话者：他指定、证明、命令、拒绝、质问、请求、辱骂、说服、暗示。”在散文中，词语不是事物，而是行动：“任何东西一旦被人叫出名字，它就不再是原来的东西了，它失去了自己的无邪性质。
”因为我们在给某人的行为命名时首先是说出那个人的行为，而且因为那种命名是有其他人在场的，所以那个人就不能不意识到自己的行为被许多人看见。这样一来，那个人就不能将其行为再继续下去，他所处的状况也就由于命名而发生了变化。比如，一个小偷在大街上正在偷钱包，我们要阻止他，首先就会喊到：不准你偷东西或类似揭露他“偷东西”这一行为的话语，如此，他就会意识到人们都会知道他在“偷东西”而不得不终止这一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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