厦门的发展对泉州造成很大的影响和压力。厦门借助于良好的政策优势，一流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在信息技术和人才、和市场资讯等方面占据着主导地位。目前，泉州、漳州的企都把总部迁移到厦门，可以看出厦门经济辐射力正在逐渐的增强，在商业领域的话语权正在逐渐的增大。
泉州为什么留不住泉州企业？
厦门的发展对泉州造成很大的影响和压力。厦门借助于良好的政策优势，一流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在信息技术和人才、和市场资讯等方面占据着主导地位。目前，泉州、漳州的企都把总部迁移到厦门，可以看出厦门经济辐射力正在逐渐的增强，在商业领域的话语权正在逐渐的增大。很多企业都是20多年发展在泉州的大地上，但是一下子就把企业的核心迁址厦门。
面对这种状况，泉州虽然承受了太多的无奈，原因也是值得深思的。对于这样的结果，一方面反映出这是市场竞争的必然趋势，产业发展到一定的阶段，必将要实现产业的升级。另一方面说明泉州发展的滞后，在升级阶段，企业所需要的各种资源泉州却无法有效的提供，这是他们为什么迁移厦门的真正原因，泉州在商务环境、信息资讯、人才资源的问题上面临着短处，但是厦门却有效的弥补了这些。
明朝崇祯年间因为国库空虚，设立了许多税收明目，具体有哪些？是否加快了明朝的灭亡？
明朝崇祯年间的确国库空虚，财力捉襟见肘，而内外忧患不断，因此不得已加征赋税，以应对时局。明末最为著名的赋税加派即“三饷”，分别为辽饷，剿饷和练饷，具体什么意思，从名目中即可窥得一二。辽饷自然是为应付辽东战事所加派的，始于明朝万历年间，每亩土地加派土地税九离；剿饷则是为了完成剿灭农民起义的目的而加派；练饷则是为了练兵而加派，除辽饷之外，其他两饷均在崇祯年间设置。
三饷加派，每年为明朝超额提供了将近两千万两的收入，但并没有能够挽救明王朝，反而加剧了明朝的灭亡。三饷加派，本身没有太大问题，在古代为了应付战争，历朝历代都会向民间索取更多的税额，但明朝的问题出在，征税对象太少了。按照万历年间的设定，辽饷每亩土地加征九离，数量看起来并不多，按照当时的土地数量，官方设定每年的辽饷需要定额征收五百二十万（当然，在执行过程中考虑到土地荒废等问题，实际征收要少一些）。
但要知道，征税对象仅限于小的自耕农和小地主，大地主，宗室藩王并不在此列。但明朝后期土地兼并非常严重，主要兼并者便是官僚，皇帝，宗室。官僚兼并土地的情况参考嘉靖朝内阁首辅徐玠，徐玠退休之后在自己的老家松江大置田产，兼并土地数量达到两万亩。藩王则更甚，万历皇帝的弟弟潞王兼并土地四万亩，万历皇帝的儿子福王朱常洵兼并土地两万亩，仅这两人明面上兼并的土地数量便达到了六万亩，更不用说所有亲王加起来。
皇帝兼并土地主要是依靠修建所谓的皇庄，土地上派人耕种，租子交给皇帝。因此，虽然明朝实际耕地数量不少，真正能够征收到税的却要大打折扣。但每年的指标摆在那，怎么办？只能将不能征收的这部分土地应当征收的数额平均分摊到可征收的土地所有者身上，因此，每个征税对象实际承担的税额远远大于九离。更要命的是，土地兼并还包括瞒报的，因为明朝张居正改革之后，丈量全国土地，并记录成册，表明所有权归属。
但随着土地兼并情况的加深，图册的修改进度却没有跟上，或者因为某些地主为了少缴税而买通县衙小吏，故意不改。这么做的后果是，有农民明明已经没有土地，沦为佃农，但他们原先的土地仍然登记在他们名下，他们还得交税，不仅如此，他们还得向地主交租。这么算下来，明朝政府的算盘打得很好，九厘，不多，百姓可以承受。但实际摊派的数额远远大于九，以至于达到百姓无法承受的地步。
百姓不堪重负。在西北地区，连年大旱，百姓连加派前的税都交不起，更不用说加派后，而朝廷又强制征收，那没办法，只能干他丫的。崇祯年间，百姓的忍耐已经到了临界，但朝廷却又要收剿饷和练饷，百姓更是活不下去，于是民变愈演愈烈，李自成的手下人越来越多。但朝廷也没办法，虽然每年能收到将近两千万的银子，但利用率却非常低，层层克扣，最终能够用在正途的屈指可数，绝大多数都进了官员的私囊，钱不够，继续加，加完官员继续贪，这样一来便形成了一个闭环，看起来钱收得多，但永远不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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