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如许杰的《惨雾》关于环溪村和玉湖庆的描写，就鲜明映出了一派江南的绮丽风光。许钦文的《疯妇》通过双喜妻子的褙锡箔，也生动地勾勒出了一副绍兴特有的风俗画面。彭家煌的《怂恿》等，则用颇具地方色彩的民风民俗和人物带着乡音的土话，点染出了浓郁的地方色彩。鲁迅的《故乡》、《社戏》、《风波》等，更是将风景画和社会生活的风俗画有机地交织在一起，既突现了江南水乡特色，又有力地表现了作品的主题。
表现在“寻根文学”中，作家们也是通过表现各种序列的文化所独有的文明特征，有意强化着作品的地域特色。比如首先提出文学寻根问题的韩少功，就带着“绚丽的楚文化流到哪里去了”的疑问，终于“在湘西那苗、侗、瑶、土家族所分布的重山峻岭里”找到了它的流向。阿城的创作则通过北国边睡雄浑、苍劲的地理风光、山川景物及民情民俗的勾勒，将一种只属于该地域的特有风情色彩、氛围和情调，深深地烙印进作品中，从而绘制出了一幅幅色彩鲜明的北国风情画。
其它像前文提到的“葛川江系列”中的吴越文化气韵，莫言笔下的“山东高密东北乡”以及“西部文学”、“岭南文学”等等，都以各具特色的文化渊源和色彩，显出了鲜明的地域特色。这种特色的呈现不仅自然而然地构成了“乡土”与“寻根”小说不同于其它流派创作的独特的色调和艺术氛围，使任何时间跨度内的事物都不同程度地蒙上空间区域的色彩，被空间的特征同化了，淹没了。
而且也程度不同地提高了各自文坛上现实主义小说的艺术水准。“乡土文学”尽管除鲁迅等大家外，还极少有人能在作品中塑造出非常典型的人物形象，但对地域特色的突出，却使创作明显有了典型环境的构设与具体生活场景的细致描绘。作家们通过细腻刻画某一地区独有的山川风貌和世俗民情，就为农村生活的描写与人物塑造提供了真实的环境氛围，使乡土气息得到了进一步醇化。
再加上作为地域特色的重要成份—地方化语言的运用，也克服了当时文坛上存在的欧化倾向，使作品的艺术真实性大为增强。以“寻根文学”言，通过展示各种地理文化所独有的文明特征而突现的地域特色，就有力地矫正了当代文学中典型环境的再现，往往只专注于政治氛围的变迁，而忽视相对恒定的整个文化氛围描述的缺陷。这不仅为人物的塑造提供了一个更加接近生活原生态，因而也更真实的典型环境，极有利于作者从各方面去刻画人物的丰满性格，立体地揭示出人物丰富多彩的精神世界。
此外，“乡土”与“寻根”小说中厚重的地域特色，又使它们同时具有了比较浓郁的民族特色，这对文学流派的创作中一度出现的“西化”倾向，无不起到了有力的矫正作用，而这种矫正，既对促进小说创作回到民族化的道路上来极具意义，也大大增强了作品的真实性。以“乡土文学”论，将创作植根于故乡的文化土壤上，力图展示古老中国农村的某一生活形态，既使“五四”以来的新小说创作较好地克服了一味“拿来”与借鉴所导致的西化倾向，为新文学向民族化迈进创开了一条新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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