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的明末农民起义军每攻陷一城,便把矛头直指王府,一者这些王爷盘剥民脂民膏,杀之迎合民意,二者王府中多年来积攒的金银财宝也足够起义军使用一段时间,整个明末,朱家成为了最惨的一方,朱氏子孙在屠刀之下如待宰的羔羊,完全没有了老祖宗朱元璋的精气神。清朝入关后,鉴于明朝庞大臃肿的藩王制度,将王爷全部留在京城,除了立有大功的铁帽子王外,其余爵位也依次递减,让国家财政不再有如此大的负担,算得上是整个封建王朝处理藩王问题最得力的一个朝代了。

西周分封时为什么把周公旦、召公奭、姜太公(吕尚)封到远方?

西周分封时为什么把周公旦、召公奭、姜太公(吕尚)封到远方

这确实是个值得思考的好问题。西周武王伐纣建立后,大封诸侯,其中周公旦分封在鲁国,召公奭分封在燕国,而姜太公则分封在齐国。西周建立以后,并没有直接迁都,都城仍旧在原来的镐京,也是现在的西安。不过周公旦、召公奭没有像姜太公那样直接就国,去自己的封国,而是留在朝廷之内辅佐武王。但是还有一个真实的历史事实就是,武王伐纣后不久武王也因病去世,继位的成王年幼,周公旦、召公奭在辅佐的是一直是周成王,而且很长一段时间内就是周公旦在掌握大权。

武王伐纣不久之后周武王就去世周公旦是周武王的亲弟弟,周武王去世后,他辅佐周成王,掌握大权,但是很长一段时间内他都在营造陪都洛阳,而且在洛阳发布命令,维持着西周的统治,而召公奭则是在周成王身边。可见西周初年是这样的权力配置,周武王分封后不久去世,曾经位高权重的姜太公星夜赶到齐国,担任齐国的开国君主,此后他将全部心思投入到齐国的建设之中,而彻底淡出了西周王朝的最高决策圈,而周公旦一直是营造陪都洛阳,同时实际上统治着西周,他的鲁国国由他的长子治理,但是他距离他的封国较远。

而召公奭则也是没有去他燕国,而是留在镐京守在周成王的身边,同样他距离自己的封国也不近。西周的分封示意图可能就是周武王在玩的一个权力平衡:作为外姓的姜太公不在参与西周的最高权力决策,但是他来到齐国,他的边上就是鲁国,一旦掌握大权的周公有任何风吹草动的篡权之举,那么姜太公的齐国很快就是兵临鲁国,先把周公旦的封国拿下,而周公虽然在西周高层一手遮天,但是与自己封地距离遥远,而且在周公身边还有周武王的弟弟管叔、蔡叔、霍叔的封国,对周公旦进行制约,后来这哥三个确实起兵反对周公,不过被周公旦给击败。

而在周公旦虽然大权在握,但是周成王却不在他的身边,他的身边是召公奭,召公奭尽心辅佐周成王,帮助其逐渐成长,而召公奭虽为周王室宗族,但并不是周武王的兄弟,而且他距离自己的封国燕国也比较遥远。这样权力架构之下,周公旦、召公奭、姜太公实际形成了一个权力制衡的情况,这样也能够给周成王充足的时间,让他长大,后来周成王长大亲政后,确实有人告发周公旦但是谋反,周公旦后来据说还曾逃亡到楚国,不过后来被周成王平反。

为什么三国大多数名将仅仅封亭侯,食邑一两千。说好的万户侯呢?

三国万户侯是很少的。东汉制度,列侯(有封地)分为郡侯、县侯、乡侯、亭侯,某些时候又创造出都乡侯和都亭侯,但实际封地封户很少。原因在于政权编户少蜀汉263年灭亡,只编户(下同)28万。魏国265年灭亡只有103万,吴国280年灭亡只有52万。当然,这个编户就是国家政权户籍上的正式户籍,是国家赋税的唯一来源,不包涵隐户、逃户、奴隶、佃户。

所以,关羽享有葭萌县(217年,刘备改益州葭萌县为汉寿县,实封给关羽)。魏延南郑侯、吴懿济阳侯、吴班绵竹侯、姜维平襄侯、王平安汉侯、马岱陈仓侯、句扶宕渠侯、刘豹阳泉侯、向举青衣侯。蜀汉实际10位县侯,真如西汉时期分出10个县的万户侯,蜀汉就只有18万户(最初更没有这么多户),再剔除乡侯亭侯的封户,蜀汉还玩什么呢,全饿死了。

秦始皇建立中央集权制度,汉不封诸侯,为何西晋武帝还要大肆分封?

简单来说,就是心虚。五胡十六国时期,石勒曾痛批魏晋两朝开国者:“曹孟德、司马仲达以狐媚取人天下于孤儿寡妇之手,大丈夫不为。”曹氏代汉建魏、司马家族代魏建晋,都是如假包换的篡权行为,他们的行为一个比一个恶劣;出于做贼心虚,他们采取了不同的解决方案,但效果都适得其反。阴谋篡位者有个共同点:嘴里说着礼义廉耻,但对待自己曾经的君王却毫无一丝君臣之道。

人们常对“挟天子以令诸侯”津津乐道,却没有人在意当事人汉献帝的感受。当初曹操迎(xie)接(chi)汉献帝前往许都,这位可怜的帝王曾说:“君能相辅则厚,不尔幸垂恩相舍。”即:你要是并非真心帮忙,就请高抬贵手放过我吧。放过是不可能的,人家需要榨干你最后一丝剩余价值呢。后来,曹操当着汉献帝的面杀掉他两个女人,场面令人不忍直视:董贵人有孕在身,汉献帝为此苦苦哀求曹操,但惨遭拒绝;伏皇后躲在墙里,华歆直接带人砸开墙壁、将其拖出,并且故意从汉献帝身前拖拽而去。

伏皇后披头散发光着脚、请丈夫救自己一命,遭此奇耻大辱的汉献帝无能为力、痛不欲生:“我亦不知命在何时?”汉献帝并无过错、毫无失德,也许仅仅是能力不够;但能力低下无罪。曹操自比周文王,就是赤裸裸的篡逆;而在初创曹魏政权的过程中,自身不忠的曹操自然不能再以“忠诚”要求自己的手下,他的应对办法就是严刑峻法、唯才是举,甚至宣称不仁不孝的人都可以重用(魏武三诏令),并且刻意压制对自己并不服气的世家大族。

在外患重重的情况下,曹魏的上述执政方式哪能长久?连续两任帝王寿命有限,让他们不得不依靠司马氏等豪门,但这些豪门却相互勾结、窃取了曹氏的天下,算是天理轮回。而且这个过程比当初曹氏对待汉献帝更加残忍。曹芳被废时,太后表示求见司马师有话说,却被鹰犬郭芝不带任何尊重的回怼:“见啥见?赶紧把玉玺拿出来拉倒。”(何可见?但当速取玺绥)后来,他们更是干出了当众杀死曹髭的“壮举”,再次刷新人臣对待君主的新下限。

如果说曹操好歹结束了北方乱世,司马家族的行为则纯属于野心使然,对于社会的发展没有任何裨益。这种情况下,为了给自己的政权寻找一个合理的指导思想,司马氏更不可能提“忠”这个字,他们不敢要求臣子忠心,也不会相信那些世家大族会对自家忠诚;当然了,也不能像曹魏那样推崇“法”;所以他们另辟蹊径,抓住了一个字:“孝”。

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西晋特别推崇那些大孝子,王祥卧冰求鲤、杨香扼虎救父、吴猛恣蚊饱血......这些道德楷模不仅被广为颂扬,还被大方地加官进爵,以起到模范示范作用。关于“孝”的另一个举动,就是大肆分封同姓宗室。司马炎称帝后,一口气把自己的皇叔祖父、皇叔父、皇弟、堂兄弟、儿子、侄子等等全部封王;而且,为了加强封国的权力,司马炎还实行封国领兵制,他把所封的藩国分为三等,大国设置上、中、下三军,共5000人;中国设置上、下二军,共3000人;小国置一军,1500人。

但在实际上,各个藩王逐渐都远远突破了这一标准。同时,在灭吴之后,司马炎撤销了州郡兵员:“州郡悉去兵,大郡置武吏百人,小郡五十人”,刺史、郡守几乎失去了兵权。这么一来,天下的兵马基本都掌握在司马氏自家人手中,理论上可以避免当初曹魏因强干弱枝、禁锢宗室而被司马家族篡位的覆辙,依靠血缘宗亲来拱卫皇权。后来的结果我们都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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