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体来说虽然顺治帝的世祖庙号有水分，但并非是无能之辈，在守成方面还是不错的，所以排名第四。乾隆帝则是可以排名第五，这位皇帝可谓是毁誉参半，身为清朝乃至中国历史上实际在位最长的皇帝，在今天被很多人诟病，评价并不是很正面，因为面对官僚机构的僵化还有社会矛盾的层层滋生，乾隆帝并没有像其父雍正帝那般进行大刀阔斧改革，而是沉迷于“盛世”之中，并且以奢侈作风无形中恶化当时局面，使清朝在他在位末期迅速开始走下坡路，一手酿成了嘉庆帝初期的白莲教起义。
但另一方面，乾隆帝在位期间，清朝疆域达到巅峰，在开疆拓土方面的成果很不错，诸如抓住时机，趁着与清朝纠缠了差不多百年之久的准噶尔内乱之际，派兵将其剿灭，将西域故地重新纳入中国疆域。因此不能以非黑即白的视角，全盘否定或者肯定乾隆帝，就整体功过来说，乾隆帝虽然有过，但是功绩也不小，算是一个合格的守成之君。嘉庆帝可以排名第六，身为一代仁君，这位皇帝的一生可以说是很平庸，只能说守成勉强合格。
当然他还是有着开明一面，一改之前文网过密作风，废除文字狱，一定程度上也是缓和了社会矛盾。第三个档次则是守成不行，文治武功皆不行的低水平皇帝，分别是咸丰帝、道光帝、同治帝、光绪帝、清末帝溥仪。咸丰帝可以排名第七，虽然这位皇帝是历史上有名的“四无皇帝”，但在宋安之个人看来，他是第三档次中最优秀的皇帝了。因为这位皇帝虽然个人能力不强，也无治国理政的高水平，但是务实精神还不错，还是善于变通的，诸如在太平天国运动如荼如火之际，咸丰帝面对当时八旗和绿营战力低的情况，并没有死抓权力不放，而是开放地方团练，给地方一定的自主权，以抵御太平天国，而曾国藩就是靠搞地方团练，最终组成湘军，镇压了太平天国的，可见咸丰帝这招虽然长时间来看不利于中央集权，但最起码解决了当时的燃眉之急，不然不务实，死抓权力不放，等到人家打到帝都兵临城下了，再去后悔再去改变有什么用呢？道光帝可以排名第八，其实也没有什么其他原因，因为比之后面三位皇帝，他最大的优势在于有实权，而后面三位皇帝没有实权，没有完全展现自己的个人能力和对清朝的贡献。
光绪帝可以排名第九，这位皇帝虽然是傀儡皇帝，逃不出慈禧太后的手掌心，但还是很开明的，戊戌变法虽然失败，并且变法内容多是不切实际的，但证明光绪帝并非封建顽固和坐以待毙之人，面对风雨飘摇内忧外患的大清，他是有心改变的，并且甘愿放弃权力的。同治帝排名第十，虽然这位皇帝在位期间，清朝展开洋务运动，平定太平天国运动，并且与英法列强讲和，甚至被有些人称之为“同治中兴”，但并非同治帝功劳，因为他也是傀儡皇帝，并无实权，而且明显没有像光绪帝那般开明。
雍正皇帝在四百多位封建皇帝中，能排第几？为什么？
雍正皇帝以其勤政和承前启后之功，延续和夯实了康乾盛世的基础。由于每个皇帝处于不同的历史时期，具体情况千差万别，为了使排名具有一定的客观公平性，我想从两个方面对雍正进行排名。一、从勤政的角度进行排名。中国古代400多位帝王中，出现了很多声色犬马、不务正业的皇帝。而雍正则是屈指可数的“劳模”型皇帝，真正将皇帝当做职业来做的人。
在这个方面，雍正挤进前五名应该是没问题的。在许多现代人的观念中，古代皇帝集天下大权于一身，肯定是为所欲为，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但事实并非如此，特别是清朝的皇帝，他们的所作所为，大到上朝理政，小到饮食起居，都会受到严格的限制。单单拿幼年皇子的练武习文来看，有时候皇帝绝对是门苦差事。清朝的皇子皇孙，大约从五六岁起，就要学习文化和骑射。
而这种学习也是非常艰辛的，每天早上通常在五、六点钟就要进入教室自习，一直到中午才能放学，然后午饭、学习骑射。这样的学习制度，使清朝的皇帝大都养成了非常勤政的习惯，而雍正在这个方面尤为突出。雍正登基时，表面看似强大的清朝廷，实际上国库严重亏虚，吏治也腐败不堪。因此雍正每天焦头烂额，一心扑在朝廷政务上，每年仅仅在自己生日当天才给自己放一天假，这样的工作作风确实令人佩服，很多人说雍正完全是因为操劳过度而去世的，这句话应该有一定的道理。
雍正经过13年的呕心沥血，将一个充盈的国库和相对清廉的朝廷交给了自己的儿子乾隆。雍正勤于政务方面，在历史上400多位帝王中，确实是非常罕见的，在我的心目中，将他排在第五位吧。二、从政治功绩方面排名在这个方面雍正应该可以挤身前20名。雍正的勤政几乎是公认的，他的勤政并非出工不出力。在位13年，对于国家的治理方面采取了很多措施，并取得了实实在在的成效，比如：首先是整顿吏治吏治腐败，在康熙朝便已十分严重，而晚年的康熙对此似乎也束手无策。
吏治腐败导致的是政令不通、欺上瞒下，官官相护，上下狼狈为奸，沆瀣一气，官员人人中饱私囊而国库空虚。如若任由其发展，那结局估计和明朝崇祯末年一样：官员个个肥得流油，而国库却空得叮当响。雍正继位后，大刀阔斧，首先建立养廉银制度，提高廉洁官员的福利待遇，然后严防死堵涉及公有财产的流通渠道，严厉惩治贪腐行为，竭力在官场营造一种良好的廉洁风气。
同时还设立了军机处，由皇帝本人裁断军国大事，削弱大臣的权利，扭转混乱的朝纲。这一系列的举措，使官场风气得到扭转，政令能够上通下达，最大限度地维护了公有财产，使国库得以充盈。其次是改善民生通过火耗归公及摊丁入亩的方法，将人头税和附加税变为法定税收。使地方官员没有私自摊派附加税的理由和权利。极大地维护了百姓的利益，减轻了农民的负担，促进了人口的增长和经济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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