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三条建议极有战略眼光，成为朱元璋发展初期的指导思想。以“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为指导，朱元璋实力不断壮大，建立起以应天为中心的根据地。但是要最后取得天下，还要与几股割据势力作斗争：长江上游有陈友谅，长江下游有张士诚，东南邻方国珍，南邻陈友定。方国珍、陈友定的目标只是保土割据，而张士诚最没有雄心，对元朝的态度摇摆不定。
力量最强、疆土最大、野心最大、对朱元璋威胁最大的是陈友谅。陈友谅原来只是徐寿辉手下大将倪文俊的部下，后来他先后杀死倪文俊和徐寿辉，在应天附近的采石这个地方称帝。接着，陈友谅和张士诚约定一起东西夹击朱元璋。当时朱元璋的谋臣刘基认为，目前最危险的敌人就是陈友谅，必须集中力量消灭他。可是陈友谅势力强大，怎么办呢？刘基分析，陈友谅有明显的缺点，就是不得人心，他杀君自立，部下离心离德，连年征战，人民厌战，所以要战胜他，并不难。
大方向已定，朱元璋接下来要做的就是诱敌深入、制造战机。朱元璋的部将康茂才和陈友谅是老朋友，康茂才写信，假装作内应。结果陈友谅上当，大败而逃。最后，朱元璋又通过一系列交战，尤其鄱阳湖水战，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经过十六年的征战讨伐，朱元璋从一个放牛娃成为明朝的开国皇帝。第四阶段，称帝之后，巧妙调整与功臣们的关系，从“上下级关系”过渡到君臣关系。
朱元璋称帝后，以前的一起出生入死的文臣将领，地位一下子也尊贵起来，有人开始变得骄傲，贪污腐败，欺压百姓，甚至不把朱元璋放在眼里。此时，朱元璋需要重新让这些功臣明白昔日的生死兄弟关系，已经变成了今天的君臣关系。朱元璋从建立明朝到去世，一直喋喋不休、不断地教育他们坚守君臣之道、遵纪守法，而且颁布针对性的法令制度和警示性文件。
与功臣之间的权力之争，朱元璋转化为法制和破坏法制之争，充分利用了自己作为皇帝的权威。至于功臣遭到杀戮，清除了皇权的威胁，这一点我们在后面会有更详细的讲述。作为大明王朝的顶层设计者，朱元璋如何塑造了皇权的新形态？我们主要从四个方面来说。首先，废除丞相制度。明初中书省负责处理天下政务，地位最高。长官是左、右丞相，位高权重，结果是丞相跟皇帝很容易发生矛盾，尤其是胡惟庸担任丞相后更为严重。
胡惟庸是朱元璋早年起兵时的老部下，他做事干练，有魄力，也有野心，做宰相十年，门生故吏遍于朝野，形成了一个很大的势力集团，威胁皇权。胡惟庸和朱元璋冲突不断激化。1380年，朱元璋以擅权枉法的罪名处死了胡惟庸和有关的官员，同时宣布废除中书省，以后不再设丞相。朱元璋还下诏，以后的皇帝不准讨论设置丞相的事情，如果大臣有上奏请求设立丞相的，要处以极刑，不仅犯人本身要凌迟，全家也要处死。
吴晗认为，胡惟庸被杀在政治制度史上具有重大的意义。丞相制度从秦始皇开始延续了一千多年，辅助皇帝处理朝政，对政治的顺利运行发挥了有效作用，而朱元璋废除丞相制度，君权和相权合二为一，皇帝兼任宰相的职务，直接导致的结果就是：君主独裁。废除丞相，导致朝无重臣，到了后来，权力落到了宦官手中。作为朝廷负责行政事务的文官集团难有作为，做事要处处顾忌或依靠宦官，张居正就是明显例子。
所以黄宗羲说，“有明一代政治之坏，自高皇帝废宰相始”。意思是，明代政治的恶化，是从朱元璋废除丞相开始的。其次，是对于全民的文化教育控制。朱元璋时代，达到了中国历史上皇权的顶点，用吴晗的话说是“皇权的极峰”。皇权的控制几乎无处不在。朱元璋调用大量资源对百姓进行思想控制。比如朱元璋下令在村头巷尾建立两个亭子，一个是“申明亭”，申明，是申明大义的申明，这里是召集大家一起学习皇帝谕旨的地方；一个是“旌善亭”，类似今天的好人好事光荣榜，树立正面榜样，号召大家学习。
还在每村里选派一位老人，摇着铃，在乡村街道上一边走一边大声朗诵朱元璋的“六谕”，六句谕旨：孝顺父母，尊敬长上，和睦乡里，教训子孙，各安生理，毋作非为。而这个朗诵是在每天天没亮的五更时分就开始，让人在床上就猛然惊醒，一心向善。朱元璋还指导戏曲工作，认为人整天看戏，耽误正常工作。不仅限制人看戏，还限制戏剧的内容，禁绝对专制统治不利的戏曲，大力倡导歌功颂德的戏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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