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74年初,同治皇帝准备重修被英法联军烧毁的圆明园。如果大的国家工程,自然需要朝廷拨款,可内忧外患的朝廷一贫如洗,哪有钱去修圆明园。这时,内务府奏称一个名叫李光昭的候补知府有门道“报效”30万元的木材应急,请求授权他采办木材。同治皇帝满口答应了。李光昭便打着“奉旨采办”的幌子到香港和一位法国商人签订了购买价值54250元木材的合同,规定先付定洋10元,等法商将木材运到天津即付款。
李光昭返回北京后,即向内务府谎报购买了价值30万元的木材。虽说是“报效”,内务府也折价给了李光昭部分“辛苦钱”。从内务府拿了钱,李光昭却不愿意给运货到天津的法商木材钱。如果是一般中国商人,被李光昭这个“空手套”给耍了也没办法,可法国人不干了,联系法国驻天津的领事大闹直隶总督李鸿章的衙门。事发后,舆论哗然。
结果李光昭被革职查办,李鸿章联合恭亲王、醇亲王和其他王公大臣联名上疏停掉了圆明园工程。至于已经被李光昭“套”走的木材款,就没有人追究了。既然内务府腐败重重,弊端多多,就没有人想到整顿吗?有!从皇帝到大臣,各个时期都有“整顿内务府”的声音。可惜最后都以失败告终。道光皇帝因为吝啬,所以对花钱如流水的内务府最不满,多有训斥。
比如道光皇帝喜欢吃“粉汤”,曾经下令内务府安排御膳房作粉汤。等了多日没见到粉汤的影子,道光皇帝就召来相关内务府官员质问。相关官员诉苦说,宫廷做粉汤的成本太高了,这几天正在筹措资金呢。道光皇帝大怒,一碗粉汤需要多少钱啊?官员回答,在御膳房中成立专门负责粉汤的机构,增加相关的人员编制,一年大概需要五万两银子,加上原料钱,皇上如果想吃粉汤得给御膳房每年增加六万两银子。
道光皇帝冷笑道:“不必了,我登基前在前门大街吃过粉汤,一碗两个铜板,内务府专门安排一个小太监,每天去前门大街买粉汤回来就可以了。”又过了好几天,道光皇帝还是没见到粉汤,再次召来相关官员训斥。官员回答说,臣等近日去前门大街找遍了,没找到有卖粉汤的摊贩,这几天正打算跑远点去买呢。可是如果跑得太远了,粉汤端回来就不好吃了,所以正烦恼着呢。
真实情况是,内务府派人把前门大街卖粉汤的所有摊贩和店铺都给赶跑了。道光皇帝无奈:罢罢罢,朕从此不吃粉汤了。这个小故事透露了严重的问题:为了一碗粉汤,皇帝竟然斗不过内务府!此时的内务府已经恶性膨胀成了一股巨大的独立势力。在上面的事例中,内务府的逻辑是办任何事情都看能不能获取“好处”,得不到利益的事情不办。
如何吃到粉汤是提出的问题,道光皇帝的解决方法是去买现成的,无疑优越于内务府的成立专门机构、配备人员、增加预算的生产方法。可惜道光皇帝的好方法让内务府的经办人员得不到任何好处,所以相关官员宁愿多次挨皇帝的批评、派人驱赶商贩,也要逼道光皇帝接受内务府的方法。而道光皇帝所能做的抵抗,仅仅是不吃粉汤而已。大家别忘了,皇帝成立内务府的初衷是让内务府更好地服务自己,可最后竟然指挥不了内务府了。
整个系统已然异化成了独立于皇帝和朝廷之外、有独立利益和运转规律的恶势力。内务府是一方,人数众多,皇帝是一方,只有一个人。数以万计的内务府人员对付皇帝一个人,千方百计地蒙蔽皇帝,为自己捞钱牟利。内务府功能异化,机构腐败堕落的根子,还得回到皇帝身上来。皇帝为了巩固皇权,需要成立一个专门负责个人和皇族事务的机构。
皇帝的事情不能让外人知道,不能置于外人的监督之下。所以,这个机构不能让朝臣们染指,不能受到政府机关和宰相公卿们的管辖,只能对自己负责。只有这样,才能保护皇权的神圣、神秘和权威,才能保护皇族的利益。这个思路在历代皇帝脑海中都有,历代也都有类似内务府的机构,比如汉代的少府、唐明的宦官机构等,清朝只是将它发展到了极致而已。
但是清朝的皇帝们忽略了,凭他们一个人的力量,怎么能管理、监督那么庞大的内务府呢?皇帝也担心内务府不忠诚,所以挑选了粗俗没有文化、地位又低的包衣家奴们。他们和朝堂上的公卿大臣们隔阂有距离,又必须仰仗皇帝,很适合一心处理皇室的私事。可从相反的角度说,包衣素质低下使他们在贪腐时没有通过科举上来的文官们那样有负罪感,内务府官员和朝野官员之间的隔阂又助长了内务府的独立性。
更严重的是,内务府随着皇权的增强而膨胀。成立之初,内务府大臣为三品官,雍正年间升为正二品,地位逐渐突出,到清朝后期,内务府大臣除了从本府郎中、宫廷侍卫中升补外,王公大臣、尚书侍郎也常常被特简为内务府大臣。内务府官员出任地方督抚和中央阁员的也很多,一些附属机构(比如江南织造)还被赋予了其他的政治使命。至此,内务府官员不仅建立了系统内的独立王朝,还通过自身升迁、外调、系统内外的联姻,势力盘根错节,异常强大,让有志于整顿内务府系统的人一时不知如何下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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