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宗对于父亲一直是仰慕尊崇有加，对于皇后的提议自然没有任何反对理由。于是，唐上元元年（674年），高宗给父亲追加谥号“武圣”，合称为“文武圣帝”。而唐太宗李世民的这个新谥号，标志着中华谥号法从简单古朴向繁琐拗口的转变，也导致了先代帝王称号不得不从称“谥号”改为以其他形式命名。如果按照传统谥号称呼，李世民应称为“唐文帝”。
自高宗李治在武皇后的撺掇下“孝心大发”、不顾实际情况给父亲加谥后，他的称呼就变为拗口的“唐文武圣帝”，后世之人对于这两种称呼，当然分辨得清孰优孰劣。自然而然地，在平时朝会及普通场合中，臣民们开始只以“太宗”来称呼李世民，而“文武圣帝”的谥号，只被用在朝廷重要大典及四时祭祀场合中，这样也方便了包括皇帝皇后在内的所有人。
高宗李治死后，武皇后为表现深切怀念、及对丈夫功业辉煌一生的高度赞扬，于是上谥“天皇大帝”给高宗，高宗因此得到了“唐天皇大帝”这一更加显得繁琐的谥号。二十年后，称帝又被迫退位的武氏去世前，遗命儿子李显给自己上谥号“则天大圣皇后”。高宗李治夫妇俩在尊谥行为中的无厘头操作，让后世子孙无所适从，深深地陷入对先帝谥号欲减不能、欲尊抓狂的境地里，日后给先帝们的祭祀，都不知道如何称呼，越来越别扭。
而且为表示自己的孝心，后继的唐代皇帝纷纷效仿高宗夫妇，将历代祖先的谥号继续追加，越来越长。玄宗李隆基即位后，再一次追加高祖李渊谥号“神尧大圣大光孝皇帝”、追加太宗李世民谥号“文武大圣大广孝皇帝”、追加高宗李治谥号“天皇大圣大弘孝皇帝”，在无原则、无底线地尊崇祖先路上越跑越偏。而这浮夸阿谀的风格，被唐之后的历代王朝全部继承，导致宋、元、明、清各代皇帝谥号越加越多，零零碎碎；只要能搜刮到各种好字、好词（前提是和其他先帝谥号不重复），都一股脑加到先帝的谥号里，十多个字的谥号只是起步标准。
最后在清朝，皇帝谥号终于达到了登封造极的地步：“太祖承天广运圣德神功肇纪立极仁孝睿武端毅钦安弘文定业高皇帝”，一共二十五个字，是中华皇帝所有谥号中最长的（国外还有长的，这里就不再举例了）！这是清太祖努尔哈赤的谥号，拗口、繁琐、冗长，完全失去了谥号法建立之初的“评价分析、盖棺定论’作用，完全沦为后世子孙对于先帝无原则的谄媚、浮夸、吹捧之体现。
我们回到之前，在介绍唐初谥号由简趋繁的过程中，曾称呼李渊“高祖”、李世民“太宗”、李治“高宗”；而这“高祖、太宗、高宗”就是帝王们身后的另一种称呼--“庙号”。庙号，在中华文明史上比谥号还要悠久，商代早期即已形成雏形。商代帝王建有祭祀先祖的宫殿，称其为“太庙”。那些对国家（或者建国之前的商部落）立有大功、值得后世子孙永世祭祀的先王，就会把他的名字刻在石碑（或者木牌）上，供奉在太庙内，单独立庙，使其享受子孙祭祀、崇拜。
当然，直接刻先王的名字肯定不行，那样显得对祖先不敬，于是子孙们给他们特别追上一个称号，作为在太庙中的名号，加以代指，这个名号即称：“庙号”。商初建太庙、祭祀先王时，庙号称呼只有四种：创基立业者授予“太”（太祖汤、太宗太甲）、功勋高者授予“高”（高祖王亥、高宗武丁）、得以世代祭祀者授予“世”（世祖盘庚、世宗祖甲）、中兴国家者授予“中”（中宗太戊，一说祖乙）。
另外，庙号遵循“祖有功而宗有德”的标准，先王们某祖或某宗的称呼，皆因此而定。中华历史上，第一个有庙号的帝王是商开国之王汤（成汤），他的庙号是“太祖”。而第一个有庙号的“君主”，则是汤的祖先、尚未代夏立国时商部落的首领亥（王亥），他在汤代夏建立商朝后，被汤追上庙号“高祖”。商末年，周武王灭商，建立新兴的周王朝。
他没有保留商代庙号制度，而是自创谥号法，所以历代周代天子仅有谥号而无庙号。始皇帝统一六国建立秦朝后，认为庙号和谥号一样是“子议父、臣议君”，所以将谥号废除，庙号也没有恢复。在近千年的时间里，庙号消失于中华文化之中。汉高帝刘邦在秦末乱世中脱颖而出、夺取天下、建立汉朝后，接受儒生博士的建议，恢复各种古礼，用以规整仪制，其中谥号、庙号制度都被恢复。
文章TAG：皇帝 读懂 一文 称呼 古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