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汉之后，庙号在后世各王朝中延用了两千年，直至清亡。商以及两汉时期，国家对于授予先王（帝）庙号极为严谨慎重，按照‘祖有功、宗有德’的原则，那些确实立下大功业、值得后世子孙永世祭祀的先王（帝）们，才会被特别追上庙号，永远于太庙中单独立庙祭祀。商十七代三十位商王，包括追尊的，只有七人获得庙号。商朝太庙内规制严整、肃穆有序，实为后世王朝庙号制度楷模。
而西汉十二帝、东汉十二帝，有庙号者仅仅八人：刘邦以建国大功上庙号太祖（后世称呼刘邦汉高祖其实是受到了史记中记载的左右，是不对的。第一个真正上高祖庙号的皇帝是曹丕）；刘恒以安定国家、仁孝爱民被上庙号太宗；刘彻以开拓疆土功业被上庙号世宗；刘洵以中兴国家、发扬光大被上庙号中宗；刘奭以好学、守成被上庙号高宗（这个勉强，东汉立国时被削去庙号）。
而东汉诸帝，只有三人的庙号得以保留：世祖刘秀，显宗刘庄、肃宗刘炟。其余如刘祜的“恭宗”、刘保的“敬宗”、刘志的“威宗”，虽然一度获得庙号，但都在汉末董卓当权时被废除。同时，为了不致王朝享国久远导致在太庙中被祭祀的先王（帝）们越来越多，造成拥挤（牌位拥挤），庙号制度还特别规定了“祧庙”原则，即太庙中先王（帝）庙达到一个最高数量（一般是七至九代），就要毁去没有庙号的先王（帝）单独宗庙，在太庙内别殿合并祭祀。
这也是考虑到如果把诸先王（帝）在太庙中的单独宗庙都留下，时间久了，太庙内诸王（帝）庙越来越多，导致后世子孙祭祀繁琐不说，礼制上也不甚严肃。所以初建时的庙号制度规定了太庙中单独立庙帝王的数量，以便于后世子孙祭祀。（当然，庙号制度最终还是像谥号一样，被后世帝王的私心作祟给玩坏了，几乎无帝不上庙号，太庙中牌位摆的密密麻麻，七庙或者九庙的原则不再被严格遵守。
）但自魏始，庙号制度被逐渐破坏，“降及曹氏，祖名多滥”，“非建立大功、德化天下者不得立庙号”的规矩不再被严格遵守。除非是亡国之君、或者因政变被废、被杀者，只要是皇帝，无论功业如何、品性优劣与否、才干是否卓越，统统都会在身后被嗣君（或者权臣）上庙号，以示尊崇，实在太不严谨。而在东晋十六国混战、中原大乱时期，北方后赵、前燕、后秦等割据政权君主，庙号几乎无不称祖，有如儿戏一般。
这就不是不严谨，而是贻笑大方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各家王朝先后更迭，享国都不是很长，皇帝人数也不多，所以太庙里面没有遇到过诸先帝单独立庙过多的问题。大多王朝不过传承四五代，社稷就被权臣所篡，走向灭亡，同时王朝的太庙也被废弃，先帝祭祀问题没有人再考虑，使得太庙内庙号过多问题没有显现。接之前所述，自唐高宗李治之后，谥号法被改得面目全非、变得越来越长，已经不能在日常生活中承担起他本身的职责。
而庙号虽然泛滥成灾、几乎帝王们人人都有，但是却因为一直保持着简洁、短小精悍的特征，没有重蹈谥号越来越长的覆辙，因此取代了谥号的地位，成为唐之后各朝朝野称呼过世皇帝的主要方法了。所以自唐代开始，皇帝们的称呼就变成了“唐高祖”、“唐太宗”、“唐高宗”；而不是之前历代王朝的“汉武帝”、“魏文帝”、“隋炀帝”。
庙号的选字虽然不同于“谥号”、有着强烈的“盖棺论定、评定功过”色彩，但也含有类似于谥号所代表的部分褒贬同情讽刺之意（当然，有的不完全一样，比如“武”字，用在谥号，就是褒扬赞誉、非功勋卓著者不用，用在庙号，就是明褒实贬、甚至讽刺了。）综合以上所述，自唐以后，庙号因为其简便洁，方便的特点，取代了谥号，成为对皇帝（去世皇帝）的日常称谓。
而为了方便起见，所以每个皇帝都要上庙号，以为代称。这也导致了唐以后诸王朝，只要不是政变被废被杀，皇帝们个个有庙号。唐朝二十一帝，只有废帝唐隆帝李重茂没有庙号，其余个个都有（武则天除外，则天这个名字，比庙号还牛），唐朝太庙内摆满了历代先帝们的神主牌位，简直是人满为患。宋元以降，庙号发展到连数岁的幼儿皇帝都有（宋端宗、元宁宗），甚至末代皇帝也有（元惠宗、明思宗（怀宗、毅宗））。
到了这个阶段，庙号制度发展到了泯然众人、甚至庸俗无趣的地步。如同谥号一样，庙号也失去了原有给先帝评定功德、品行、才干的最初作用，沦为臣子奉承、阿谀皇权的形象工程，远远没有了最初的积极意义。而自明太祖朱元璋于洪武元年（1368年）建立明朝起，就规定了“一帝一元”制度，后世皇帝一生只使用一个年号，不再中途改元，这一制度也被清代皇帝所遵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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