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任职期间的军政成绩，皆离不开刘禅的首肯和鼎力支持。蜀汉四英：诸葛亮、蒋琬、费祎、董允特别是姜维身为曹魏降将，执掌重兵，连年北伐，屡败屡战，是以“军旅数出，百姓彫瘁”，文武重臣如诸葛瞻、董厥；元老宿将如张翼、廖化，都对其甚为不满，谋划着要削夺他的兵权，正是刘禅为国惜才，才让姜维始终掌握了国家半数以上的精兵。
蜀汉大将军：姜维刘备给刘禅的遗言是“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惟贤惟德能服于人”，诸葛亮给刘禅的遗言是“约己爱民，存仁心于寰宇，提拔隐逸，以进贤良”，刘禅在位的绝大部分时期，确实深切秉行两位父辈的遗训，他根本无需乾纲独断，大权独揽，朝乾夕惕，夙兴夜寐，便已经充分履行了自己身为君主的职责。如果刘禅有幸生逢大一统王朝的两汉治世，做一个太平天子，那么他的历史评价，也未必会低于汉元帝，汉和帝，汉安帝等汉朝先帝。
只可惜刘禅治理的，却偏偏是蜀汉这么一个逆水行舟不进则亡的政权。蜀汉政权从立国起就先天不足，两汉十三州，曹魏得到了幽州、冀州、并州、青州、凉州、司州（包括雍州）、徐州、兖州、豫州一共九个州，以及荆州和扬州北部的一部分地区，东吴得到了交州，以及荆州，扬州三州的大部分地区，蜀汉只得益州一州，国力军力相比于魏国，皆处于绝对劣势。
即使以诸葛亮被后世广为赞誉的天人之才，十年北伐之功，也只不过拿下了荒僻的武都、阴平两个边郡，最终耗尽心力，死而后已。几十年时间推移，随着曹魏政权控制的中原九州，生产力不断恢复和发展，此时的蜀汉无论北伐还是坐守，都无非是早死和等死的不同了。如魏国内战“淮南三叛”，双方就动员了总计四十余万大军（司马昭26万vs诸葛诞15万），等到司马昭击平国内反对派，整合中枢后，其可动员的常备军已经超过50万人。
而此时蜀国常备军不过10万2千，其盟友东吴常备军也只有23万，两国兵力之和，亦不过只有魏国的六成左右。当魏国几十万大军如泰山压顶之势来攻，汉中要地失守，大半国土丢失，邓艾的百战精兵长驱直入，兵临成都城下，魏国名将：邓艾而益州本地大族都纷纷举起白旗，抛弃了刘禅，一如半个世纪前抛弃刘璋一样，刘禅也不能不以亡国之君的身份，被历史盖棺定论。
他即位后前十年谨遵父教，“政由葛氏、祭则寡人”的自知之明；后三十年萧规曹随的治平政绩，都因此变得不值一提，仅留下屈膝降敌的胆怯懦弱，乐不思蜀的千秋笑柄。乐不思蜀晋武帝司马炎给刘禅的谥号是“安乐思公”，到了永嘉之乱，匈奴人的胡汉政权攻破长安洛阳，一边将刘禅的子孙连同司马氏皇族一起杀尽，一边又自称继承了蜀汉法统，给刘禅上了个“孝怀皇帝”的谥号。
谥法习惯中，无论“思”还是“怀”，大都是给被废君主或亡国之君用的。若刘禅死于亡国之前，由蜀汉朝廷来拟他的谥号，就必然不是这两个了。他的发妻张皇后早逝，被刘禅谥为“敬哀皇后”，“敬”也是两汉诸帝不曾用过的谥号，谥法云，“夙夜警戒曰敬”，“合善典法曰敬”，则刘禅在位的前四十年的治绩，原本是完全当得起“大汉孝敬皇帝”（简称“汉敬帝”）这样的谥号的。
在蜀汉灭亡后的数百年里，西蜀大地成了许多政权的兵戈交锋之所。西晋、成汉、东晋、前秦、谯蜀、刘宋、南齐、南梁、西魏、北周……你方唱罢，我便登场，因此，蜀中百姓愈发怀念刘禅治下的四十年太平光阴，实属必然。他们自发为这位令四川百姓安居乐业的君主，建立了蜀后主庙，和刘备的蜀先主庙，诸葛亮的丞相祠堂，一并位于成都，享受后人香火祭拜。
这两庙一祠的格局，也从南北朝一直到元末，持续了近千年光阴。北宋时有个益州知州蒋堂，因大兴土木建铜壶阁，所需建材不足，竟拆毁刘禅祠，引发蜀地百姓的普遍不满，被贬官徙职。刘禅祠也得以重建。【又建铜壶阁，其制宏敞，而材不预具，功既半，乃伐乔木于蜀先主惠陵、江渎祠，又毁后土及刘禅祠，蜀人浸不悦，狱讼滋多。久之，或以为私官妓，徙河中府。
】——《宋史·蒋堂传》可惜随着后世明清时期，君权不断强化，君臣法则从秦汉时的“君臣互择”变成了“君主臣奴”，甚至“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因此，在元末明初成书小说《三国演义》中，刘禅就变成了诸葛亮在世时，就听信谗言败坏国事、令诸葛亮在大好时机退兵的昏君，“政事无巨细，咸决於亮”的诸葛亮，也因此被贬低成听其乱命而退兵，错失北伐良机的愚忠之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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