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逸周书.世俘》纣王自焚并没有意味着战争的终结,后续的反抗持续了数月并延伸到东海之滨,从歼灭和俘虏的人数足可以看出抵抗的激烈程度。甚至前文中,一辈子鼓吹“仁政”的孟子也对于《尚书》中的描述提出过质疑:都说仁者无敌,为何还需要如此大费周章呢?第二,帝辛高贵的谢幕。甲子日,纣兵败。纣走入,登鹿台,衣其宝玉衣,赴火而死。

--《史记.殷本纪》▲帝辛自焚我们不能将“衣其宝玉衣”的行为理解为眷恋富贵或者不愿便宜对手,如果要突围继续组织抵抗的话他有的是机会,这是“君王死社稷”的高贵死法。总之,延续六百年国祚,创造了无比灿烂青铜文明的商国亡于半游牧半农耕的西岐部落之手。周武王的举止极不正常首先,是无止境的失眠和噩梦。呜呼!敬之哉!无竞惟人,人允忠,惟事惟敬,小人难保,后降惠于民,民罔不格,惟风行,贿贿无成事,绵绵不绝,蔓蔓若何,豪末不掇,将成斧柯。

--《逸周书.和寤解》在《逸周书》的有几个章节比如《寤儆》、《和寤》、《武寤》和《武儆》都记载了姬发的噩梦以及次日凌晨召唤弟弟周公旦前来诉说和寻求安慰的过程。姬发的梦境有小人坏事,民众不服和伐商失败,也许还有兄长伯邑考那血淋淋的肉饼,因此彻夜难眠。梦境一直延续到灭商成功,这也是武王英年早逝的重要原因。

这一切都可以归结于翦灭殷商和稳定天下带来的沉重压力,毕竟对手是何其强大的巨无霸啊。▲如同《周易》,靠这个吃饭的人也不少还好有周公在,他总能找到合理的解释来缓解兄长的担忧,从后世的《周公解梦》原来是周武王的专用品。第二,战场动员令有玄机。“今殷王纣维妇人言是用,自弃其先祖肆祀不答,昬弃其家国,遗其王父母弟不用,乃维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长,是信是使,俾暴虐于百姓,以奸轨于商国。

”--《尚书.牧誓》▲纣王和妲己这是周武王在孟津汇合八百诸侯之后发布的征讨檄文,简单翻译一下吧:商纣王只听老婆的话,不认真祭祀祖宗,不用同宗兄弟当官,却推崇信任从四方逃亡来的罪恶多端的人,用他们为大夫、卿士。这些人违法作乱,残害百姓。与后世“罄南山之竹,难书其罪”的追加编排不同,《牧誓》里描绘商纣王也没犯什么大错,甚至用现代观点来解释尚有很大的进步意义,比如尊重女性,武丁的老婆妇好也是优秀的女将领,不迷信同宗,用人不拘一格。

不管如何,用对方的家事作为讨伐依据似乎很虚伪,这些罪不至死的行为远不足以支撑改朝换代的正义。第三,亵渎尸体的深层原因武王答拜,先入适王所,乃克射之,三发而后,下车,而击之以轻吕,斩之以黄钺。折,县诸太白。--《逸周书.克殷》轻吕就是剑,黄钺是大斧头,“折”则是砍头的意思,姬发在帝辛烧焦的尸体上用弓箭、剑和大斧头轮番伺候,并将地方的人头挂在城头。

这一幕是不是感觉很熟悉?没错,大名鼎鼎的伍子胥也对曾经的君王干过同样的事情,但很多人会说,那是血亲复仇,是正义的。然而,姬发也是。哥哥伯邑考被剁成肉酱,父亲被囚禁了七年,祖父季历被商王囚杀,这跟伍家的父兄之仇不相上下。但在一天之前商还是西岐名义上的宗主国,而帝辛也是一位货真价实的天子,还好亵渎天子尸体的事实被后世儒家给选择性地忽略了。

但姬发这是想干嘛呢?仅仅只是为了完成血亲复仇的仪式感吗?之所以将帝辛的头颅高高挂起,主要还是为了震慑人口基数远远大于西岐的殷商遗民。以小博大虽然侥幸成功,但庞大的殷商人口是杀不干净的,必须寻求解决的办法。第四,后续的残忍。武王乃废于纣矢恶臣人百人,伐右厥甲孝子鼎大师。伐厥四十夫,家君、鼎帅、司徒、司马,初厥于郊号。

--《逸周书.世俘》在祭台下(也许就是传说中的封神台)西周武士将纣王的一百名幸臣用斧钺砍断手脚,任由他们在血水里翻滚挣扎。同时送上祭坛的还有在牧野战场上顽抗的武将、殷商的四十名族长,他们也被剥光衣服扔进了沸水翻滚的大鼎中,基本承袭了商代的人殉行为。也许哀嚎声越大,挣扎翻滚的越剧烈,就能够说明奉献给上帝的祭礼越丰盛吧。

▲活人祭祀剧照接下来是盛大的献俘仪式,武王身穿天子之服,在音乐声中走上祭坛,向上帝和祖先之灵汇报灭商过程。太师姜尚背着悬挂商王纣首级的白旗和悬挂纣王两个妻子首级的红旗,以及战场斩获的阵亡商军耳朵进入周庙,并堆放在巨大的柴堆之上焚烧,各种生的、熟的人牲躯体被抬上祭坛,正式奉献给上帝和周人列祖列宗。上述仪式并非周人的传统习俗,有可能是姬发姜子牙根据在朝歌的经历而依葫芦画瓢的做法,笔者理解为一种“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报复性行为。

然而这已经是前任天子帝辛的头颅第三次被回收利用了,祭坛上的画面有些难以想象的恐怖和诡异。西岐翦商就是一次成功的改朝换代,西周掌握了话语权,自然是自己说了算商周的战争其实是文明之间的战争虽然大家都是黄帝后裔,但鉴于上古落后的交通和逐渐稀薄的血缘联系,两千年的分家导致这两个分支的文化的区别比欧洲诸国的区别还要大。

而西岐部落的祖先则从中原进入了蛮夷的世界,几乎已经不分彼此了,后来迁居关中之后方慢慢进入半牧半耕的状态。跟他们自夸的农业始祖民族不同,考古发掘发现这个时期关中渭河流域的文明形态大同小异且非常落后,他们还在使用磨制石器作为主要农具,粗糙的灰陶则是居家必备,人口规模也都不过几千或万余人,靠种植谷子、高粱和饲养牛羊生活。

仅有的一点奢侈品如玉器和铜器很可能是外地输入的上层贵族专属,可以说还处在石器时代。总之,人口大数百万之多且具备高度发达青铜文明的殷商则完全可以对他们实施降维打击,在他们眼中这样的对手完全不值得尊重和重视,也没有征服的必要。从文化上而言,西周也喜欢占卜,甚至演绎出后世风水家、卦师以及街头骗子饭碗的文王六十四卦。

但更多时候他们并非如此,摆脱蒙昧之后的西周则选择用天命来解释政权合法性。他们从商之代夏和周之代商中吸取教训,在不动摇“天命”的前提下,强调人的重要性并提出“顺乎天而应乎人”的观点,强调两者同等重要的地位。此举意味着“上天”的本质是“爱民”的,而非商代诸神喜欢人牲的嗜血形象,这无疑是一个巨大的进步。结语:毕竟是历史的进步成王败寇的铁律赋予了周人书写历史的权利,而除了考古发现的甲骨片和青铜器,我们已经无从考证殷商的宗教、文化等许多东西。

其实汤武革命是否是正义之举其实并不重要,至少与我们今天的生活已经是毫无关联了。孟子好像没说错什么,不管是虚无缥缈的“禅让”,还是“有德之君”的改朝换代行为本质确实是一样的。不同的是,任何改超换代都是基于利益的权谋和战争,绝非什么民众的选择。自古以来上位者的意志绝不会因为底层的反对而搁浅,更不会因为读书人几句不识时务的废话而放弃。

历史的进程就是在不断的阴谋、阳谋和血腥当中顽强推进,一切的不愉快都会被时间抹平,而伯夷叔齐则是这灰暗背景下仅有的一丝亮色罢了。然而,商周的交替毕竟是中华文明演进的一个重要节点,从好鬼神的商代到周公的“敬天保民”思想,历史的天空上终于有了一丝依稀可见的人文色彩。但是,用“以至仁伐至不仁”来总结这场战争貌似并不恰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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