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假名士非常多，因为当时的风气尤为喜欢名士风流的样貌，所以很多人开始伪装成“名士”的样子，来博取时名，一旦遇到真正的危机或者诱惑，就会暴露无遗。礼教盛行之下，为何会出现魏晋风度魏晋风度的出现和当时的社会状况有关，那一段时期对于正常人的生活来说并不美好。“三国”时期的英雄辈出，奇谋百变，在后世看来或许很精彩，但要知道，从群雄割据到三足鼎立，再到三分归晋，短短半个多世纪时间里，战乱的激烈程度可想而知。
对于袁绍、袁术、刘表等等诸侯来说，尚且朝不保夕，那么对于生活于社会底层的百姓又当如何呢？这些“名士”很多都不想出仕，那么其生活状态和普通人其实没有太大的差别，也要饱经战乱之苦。而对于那些有志于建功立业的名士来说，因为出身、资历、阵营等等关系，并不能得到很好的前途，尤其是一些寒门子弟出身的名士，或者没落贵族出身的名士，他们在“察举制”、“九品中正制”等压迫下，是很难有翻身之日的。
所以，现实社会的兵凶战危与黑暗环境，让这一时期的一些比较敏感的文人率先对社会产生了失望的情绪，比如之前提到过的嵇康等人，“竹林七贤”中大多都是这一类人。对现实世界的不满，真正的名士都转而去耕耘内心的精神世界，他们对精神自由有着狂热的追求，甚至不惜发表一些“离经叛道”的言论。比如“非汤武而薄周孔，越名教而任自然”，这是与主流社会近乎完全相反的思想，自然要遭到主流社会的抵制。
更何况，嵇康等人认为，世间的规矩只能去约束普通人，像他们这种追求自由的士人是超脱于规则之外的。那么就意味着他们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超脱法度而不用受到制裁，这也是社会动荡的隐忧，自然不能被上层社会所容忍。这些名士的做法使得他们在追求精神自由的同时，也享有着一定的现实自由，所以被很多人所推崇并模仿，在社会上形成了一股潮流，这就是由真假名士共同形成的“魏晋风度”。
那些甘于出仕的名士对于统治者来说属于旗帜，可以招揽人才，但那些不愿意出仕还追求自由的名士自然就会遭到统治阶级的憎恨，他们的结局都并不太好。所以说，“魏晋风度”的形成，其实是在那个现实社会极度动荡、封建礼教尚且没有完全渗透的时代里，所形成的一种特殊思潮，在之后的朝代中，再无此等条件。正因如此，魏晋风度和其他任何朝代都有着极为明显的差异，尤其是“精神自由”的诱惑，使得那个朝代的名士成为了后世所有文人所艳羡的对象。
如何评价司马光这个人物？
司马光（1019年11月17日－1086年），字君实，号迂叟，汉族，陕州夏县（今山西夏县）涑水乡人，世称涑水先生，北宋政治家、史学家、文学家。历仕仁宗、英宗、神宗、哲宗四朝，卒赠太师、温国公，谥文正，为人温良谦恭、刚正不阿；做事用功刻苦、勤奋。以“日力不足，继之以夜”自诩，其人格堪称儒学教化下的典范，历来受人景仰。
宋仁宗时中进士，英宗时进龙图阁直学士。宋神宗时，反对王安石施行变法，朝廷内外有许多人反对，司马光就是其中之一。王安石变法以后，司马光离开朝廷十五年，主持编纂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编年体通史《资治通鉴》。生平着作甚多，主要有史学巨着《资治通鉴》、《温国文正司马公文集》、《稽古录》、《涑水记闻》、《潜虚》等。
司马光为人孝顺父母、友爱兄弟、忠于君王、取信于人，又恭敬、节俭、正直，温良谦恭、刚正不阿，是杰出的思想家和教育家。他做的每一件事都有法度，每一言行每一举动都符合礼节。在洛阳时，他每次到夏县去扫墓，一定要经过他的哥哥司马旦的家。司马旦年近八十，司马光侍奉他仍像严父一样，保护他像抚育婴儿一样。从小到大到老，他说话从来没有随便说过一句，他自己说：“我没有什么超过别人的地方，只是我一生的所作所为，从来没有不可告人的。
”他的诚心是出自天性，天下的人都敬重他，相信他，陕西、洛阳一带的人们都以他为榜样，与他对照，学习他的好品德。如果人们做了不好的事，就说：“司马君实莫非不知道吗？”司马光对财物和物质享受看得很淡薄，没有什么爱好，对学问却没有不精通的。他惟独不喜欢佛教、道教，说：“佛道的微言大义不能够超过我的书，其中的荒诞我却不相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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