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能笃信道德，反以好文刺讥，贵慕权势”。如果理解有困难，那么可以想象今天的四川地区，老百姓没事儿喝喝茶、看看川剧、按摩、踩耳、打麻将，不愁吃喝，悠闲自在，谁还有心搞政治？《隋书地理志》说的更直白：“多溺于逸乐，少从宦之士，或至耆年白首，不离乡邑”。外来户的偏安一隅，或许就是蜀地太宜居了，既来之则安之呗！（成都的日常慢节奏生活）因此蜀地割据政权除时间较短的焦纵是本地人外，其他据蜀者均系外地人，这是巴蜀政治史上的一个很独特的现象。
历史上每逢动荡，蜀地周围产生的流民都会涌入安定的蜀地，这些流民往往数量庞大，由一至几名领袖带领，形成一个个组装集团，他们或是蜀地政权的创始者，或是已经存在的蜀地政权拉拢的对象。所以据蜀者、治蜀者并非蜀人，执政集团与本土势力之间的矛盾也不可避免，这种矛盾在很大程度上消耗了蜀地政权内部的力量。（两汉之际的格局）“蜀人及其弟光以为不宜空国千里之外，决成败于一举，固争之，述乃止。
延岑、田戎亦数请兵立功，终疑不听。”——《后汉书卷十三隗嚣公孙述列传》比如公孙述的成家政权，公孙述是关中扶风茂陵人，其主要追随者有延岑、田戎、吕鲔、荆邯等。延岑本是南阳人，起兵于汉中；田戎是汝南人，起兵于夷陵；吕鲔也是关中军阀；谋士荆邯则是扶凤平陵人。再由史书中常提到的山东客兵，说明成家政权的军事基础都是来自川外。
这些力量在公孙述的带领下较为团结，但在入主川蜀之后，蜀人可就将他们视为资源的掠夺者，当荆邯建议出川谋取天下时，蜀人的反对是最大的，因为出征就意味着要从蜀地征收更多粮食，招募更多士兵。公孙述空有“西帝”之名，而未能出川以争天下，可以说与蜀地本土势力的干扰有关。（黄巾起义时的格局）再如刘焉时期，他是江夏竟陵人，以益州刺史身份入川时，正值南阳、三辅流民数万户流入益州，当时是黄巾起义的乱世，刘焉趁机“悉收以为众，名曰东州兵”，史学界说的东州派就是源于这里，这是刘焉在乱世立足的根本。
蜀地当时对于刘焉收纳流民很是不满，所以刘焉采取强硬手段“杀州中豪强十余人”。这就是完全采用了打压益州本土势力的方式维护统治，而那些东州流民本就嚣张跋扈，到了刘璋时“侵暴为民患，不能禁制”，这才有了益州本土势力纷纷叛迎刘备入蜀的结果。刘备虽有重用益州本土势力，但在决策上，还是受到诸多节制，尤其是诸葛亮主政期间的北伐，遭到益州本土势力的强烈反对。
（张松献图刘皇叔）战略地理的限制蜀地政权从未统一过天下，也跟整个四川的地理形势有关。四川的地形地貌确实有助于防止外部势力入侵，但反过来讲，也限制了蜀地政权的对外扩张。古代但凡是统一天下的政权，大都起于关中、河北，还有东南的明朝，这些政权兴起的前期，以这些易守难攻的区域当做根基，然后慢慢向外部扩张，最后完成统一大业。
这些区域的政权之所以能完成统一，是因为地理上除了可以据守，还能有多条路线选择扩张，或是直接兵出几路，或是迂回成钳行线路，而四川则不具备这种条件。（秦国统一的多条路线）四川只有两个主要的方向可通往外部，历代据蜀者大抵东守夔门，北据汉中。自夔门东出而达荆襄，荆襄地区只有襄南隘道互通南北，此地处于大别山、桐柏山系，易守难攻，并不好夺取，关羽当年的襄樊之战就是为了夺取这个通道。
自汉中北出，越秦岭、陇山可达关陇，但这里的六条谷地皆是谷口狭窄，在这里“关门打狗”很容易，当年孙传庭就是在子午谷口守株待兔活捉了川地前来的高迎祥；诸葛亮也是在这些谷道中耗费毕生精力都未成功。试问世间又有几人能兼诸葛之谋，关羽之勇呢？“北据汉中，杜褒、斜之险；东守巴郡，拒捍关之口；地方数千里，战士不下百万。
见利则出兵而略地，无利则坚守而力农。东下汉水以窥秦地，南顺江流以震荆、扬。所谓用天因地，成功之资。”——李熊再以公孙述为例，割据蜀地后，其部下李熊曾提出过蜀地的战略规划，大体意思就是凭天府之国之富有，据蜀地之险要，伺机取天下，取天下之路线就是北上出秦地，东出掠荆楚。公孙述一听觉得大事可期啊，于是立即称帝，与此同时，东方群雄混战中，那些失败的豪杰纷纷归附公孙述，更加激发了公孙述的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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