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这样的认识，茨威格在传记中又特别重视从细节入手来分析解剖传主的心理、性格和言行，探求那些历史人物在他们所处的时代发生影响或不发生影响的原因，并透过传主的心理、性格和命运来透视和折射历史。玛丽·安托内特像比如，在他笔下，从发现太平洋到拜占廷城门下的血腥战斗，从滑铁卢的最后一秒钟到美国西部发现黄金，从铺设大西洋海底电缆到抢先抵达南极点，从玛丽·安托内特新婚之夜到她被处死，从陀思妥耶夫斯基不明就里被捕并被判处死刑到最后一瞬间在刑场上获赦，甚至革命领袖列宁一生中最富戏剧性的一次旅行等等，莫不是从细微处人手来窥视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
一个一个微妙的瞬间和细节都被茨威格准确捕捉、再现、分析和解剖，并延长或放大富有历史意义的心理、动作或事件，做精雕细刻、浓墨重彩的描述，从而写出鲜活而真实的历史人物。但我们看到，这些历史人物的背景仍然是具体时代或某一国家的历史，只不过观察和解读的视角在茨威格这里改变了而已。茨威格在传记中常常是很少去描写传主的丰功伟绩，而更多的主要是通过日常生活的细枝微节来作为传主心灵的证据并以此来展现传主的心理、个性、性格、人格和命运，但却让我们对历史、对历史人物有了新的理解和重新的认识。
02 在传主的选择上，不是一味地为伟大人物、英雄人物作传，而是选择那些虽然充满悲剧色彩或者是失败者，却以自己的言行对时代、对历史发生影响的人物茨威格始终忠于自己的和平主义理想、人道主义情怀和世界公民信念，他是自由理念和人道精神的追求者和殉道者，加之他对历史的独特看法和理解，就影响到其传记文学创作时关于传主的选择。
他曾在《昨日的世界》中明确地说：“从来不愿意去为那些所谓的‘英雄人物’歌功颂德，而始终只着眼于失败者们的悲剧……在我的传记文学中，我不写在现实生活中取得成功的人物，而只写那些保持着崇高精神的人物。”同时他在为外国的作品或人物写评论或传记时，始终把探求那些作品或人物在他们所处的时代发生影响或不发生影响的原因作为己任。
正因如此，茨威格开始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历经十年之久于1920年完成的《三大师》中的传主巴尔扎克、狄更斯和陀思妥耶夫斯基，他们分别属于法国、英国、俄国。这在当时彼此仇杀的那样一个年代里，身为奥地利人的茨威格却选择了当时一时成为“敌对”国家的三位杰出作家作为传主，为他们树碑立传，这样选择和传写的目的和意图是不言自明的。
纵观茨威格传记文学作品中的传主，诸如荷尔德林、克莱斯特、尼采、卡萨诺瓦、斯汤达、列夫·托尔斯泰、伊拉斯谟、卡斯特里奥、玛丽·安托内特、玛丽亚·斯图亚特、麦哲伦等，他们大多是失败者或充满悲剧色彩但却保持着崇高精神的人物。茨威格在传主的选择上绝不是以成败论英雄，而是出于赞美人与人之间的同情、谅解、仁爱、宽恕、牺牲精神，故而洋溢着浓烈的人情味，蕴含着深刻的政治理想。
这也正如他所说的：“作为记载史实的历史学家，又作为热爱人类，希望引导人类走向完美的人，不可能给伟大的人物作传。”茨威格传记文学中传主的选择，其倾向性、目的性、寓意性是极其鲜明突出的，与其和平主义理想、人道主义情怀和世界公民信念是十分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03 尽可能搜集所有可能得到的传主材料，并对材料保持存疑态度，用公正客观的态度追根溯源，挖掘事实真相茨威格认为，传记作者要像警察一样，搜集所有可能得到的材料，去询问那些同时代的人，甚至要到现场去，试着找到蛛丝马迹，尽可能揭露事实真相。
但是，时代真实的情况并不是唾手可得，而是必须挖掘，要把堆积在它上面的那些谎言和歪曲的垃圾统统清理掉，它才能显露出来。在茨威格看来，传记作家首先应尽可能搜集材料，挖掘真实情况。茨威格为了写作“巴尔扎克”，几十年都在阅读巴尔扎克的作品，搜集有关资料。茨威格的住宅简直就是一座巴尔扎克博物馆、档案馆，到处都是有关巴尔扎克的专论、资料。
在传写文学艺术家时，茨威格既搜集相关资料，还认真阅读作者的作品，他在谈到《三大师》时就说“这三篇文章以对作品的了解为前提”。在面对丰富而大量传记材料时，茨威格始终坚持对材料“存疑态度”和尽力进行验证，而且他严格遵守一个原则：“决不采用任何一个由刑讯、恐吓或逼供得到的证词，一个真正寻求真理的人决不会认为屈打成招的供词是真实可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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