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样，对密探和使臣的报告，作者也是在经过极其慎重的选择后才偶尔采用，并对每一份文件都取存疑态度。”茨威格告诫人们读历史不能深信不疑，而是应当好奇般地加以怀疑，因为看来是铁面无私的历史依旧屈从于人类对传奇和神话的强烈爱好——它有意和无意地把少数几个主角加以英雄化，而把日常生活的主角，第二流和第三流的英雄人物推到黑暗之中。
因此要对它加以验证和把它本来的工作恢复到它的历史标准。比如，苏格兰女王《玛丽亚·斯图亚特》“生活中的谜常常是矛盾的”，没有哪一位贵族女性像她那样众说纷纭，她被人们视为“欧洲历史上最美的贵族女子”、“不列颠历史上最不幸的统治者”、“天生的坏女王”、“爱情狂徒”、“弱智的宫廷阴谋家”、“坚定的天主教殉道者”、“谋杀亲夫的冷血奸妇”等等，角色反差如此之大，评价如此之矛盾，并不是有关她的史料缺乏，恰恰是因为资料太多了。
茨威格在写作《玛丽亚·斯图亚特》前，面对大量的、互相矛盾的资料，他以质疑的态度，认真而慎重地审视那些成千上万的文件、信札、报告和审讯记录的。并且茨威格还认为，人的天性本来就是如此：处在两种人、两种思想和两种世界观之间争论存在还是毁灭，几乎都摆脱不了诱惑，不是站在这一边就是站在那一边，不是承认这个对就是承认那个不对，不是认为这个有罪就是认为那个无罪。
因此，茨威格多次强调面对有关传主的众多资料，应该尽可能公正、客观而无先入之见地追根溯源，弄清事实的真实原委。同时，茨威格还认为描写人是很不容易的。在他看来，每个人都是个谜，不仅别人猜不透，自己也猜不透。所以，进行传记文学创作就必然要对有关传主的众多资料进行判断、选择。茨威格对材料的判断、选择，则往往是从传主心理、性格逻辑来决定资料的选择与取舍的。
比如在传写《玛丽亚·斯图亚特》时，茨威格认为“那些十四行诗以及大部分‘首饰盒信件’是真实的”，因为他是经过严格的审核、考究才这样认为的。04 在具体的写过过程中，大量删减，善于舍弃，力求精炼同时，茨威格还认为决定取舍的根本准则，便是那种行为在心理上是否符合整个性格。在人物传记具体的写作过程中，茨威格则往往是先把能够使用的资料都写进作品中，再修改删减，大胆舍弃，力求精炼。
他说：“在写作一部传记作品时，我首先把一切想到的可供我使用的文献资料上的细节利用起来。”如在《玛丽·安托瓦内特》的写作过程中，为了确定她个人的开销，茨威格把她的每一笔账目都核对过，他曾研究了当时所有的报纸和小册子，仔细查阅了诉讼的所有卷宗。茨威格无论是写作人物传记，还是创作小说、戏剧，他都一贯反对繁琐冗长，主张简明扼要，追求轻快流畅。
在传记里，任何冗长烦琐、空洞铺张、晦涩朦胧、含混不清、不明不白，以及一切画蛇添足之处都会使他感到烦躁。他说：“只有每一页都始终保持高潮、能够让人一口气读到最后一页的书，才会使我感到完全满足。而到我手里的全部书籍中，有十分之九我认为描写过多，对话啰嗦。”本着对一切烦琐和冗长所抱的警惕性，茨威格在创作的最初，总是信手写来，轻松自如，任笔驰骋，下笔千言万语，把心中的构思和思想一古脑儿倾泻在纸上。
茨威格说：“我一遍又一遍地推敲各种表达方式，这是一项……不停地去芜存精、不断地对内部结构进行精练的工作……在不影响作品的准确性，同时又能加快节奏的情况下，找出可以删减的一句话，或者哪怕是一个字。在我的创作中，最使我感到有兴味的就是这种删减工作。”茨威格就曾宣称自己找到了“善于舍弃”的艺术。正是因为他在创作过程中自始至终坚持勇于舍弃、力求精炼，毫不吝啬地删除一切繁杂冗长、含混不清之处，严格地去粗存精，耐心地精雕细刻，所以茨威格的众多人物传记则篇幅短小精悍而极少有长篇大作。
总之，在以上4个方面的写作思想指导下，茨威格的传记作品，不仅有人物生活的历史大背景，更有跌宕起伏、撕裂心肺的矛盾冲突与感情纠葛，情节环环相扣，心理剖析丝丝入扣，文字简练有力，结构严谨有序。他常常以传主的心理、性格及命运为核心，从历史的深层披沙沥金，从而发掘出无数鲜活生动的细节，进而在人与历史相交汇的点、面、线上设置情节、铺陈叙事，人物、事件、细节等交织发展，彼此制约，立体地、多线地建构起悬念迭出、荡人心魄的故事链条，因而其传记叙事既具有张力又具有戏剧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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