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诗词却能够帮助我们打开其他世界的大门，让我们感同身受，享受丰富多彩的世界。“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是怎样的豪迈？“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又是何等的凄凉！“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是怎样的快活？“十年生死两茫茫，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又是何等的悲苦！“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是怎样的繁华，“枯藤老树昏鸦，古道西风瘦马”又是何等的萧索！“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是怎样的豪情壮志？“艰难苦恨繁霜鬓，潦倒新停浊酒杯”又是怎样的沉郁凄苦！诗词是我们的眼，带我们领略平凡世界的不凡。
中国古代的“君权天授”和西方古代的“君权神授”有什么区别？谁更先进？
中国和西方确实都有过一套“君权神授”的理论，两者都是为了政权的合法性而生，但是其中区别也很大。中国早在殷商时期就认为有一个主宰人间的“帝”的存在，君主的权力是“帝”的赐予。但是这个“帝”在周代以后概念从宗教性的“帝”变成了伦理性的“天”，此后的中国的天意、天命就并非是人格神一样的存在。直到后来，儒家思想占据主流，儒家讲究“子不语怪力乱神”，将天看为一种“理”，把“民”的影响力抬高。
西方的“君权神授”则不然，它们的“君权神授”思想来源于他们传统的神权文化传统。到后来基督教兴起，成为了影响力最大的宗派，此后浓厚的人神区别体现得更加分明，上帝成为了宇宙唯一的人格化的神。在这一套理论下，人处于绝对渺小和服从的地位，最终酝酿出了基督教的神权政治传统。 总的来说，中国的“君权神授”植根与“天人合一”的哲学体系，并不向西方的“君权神授”一样有着强制性，无法向君主提供一种宗教光环。
为什么说清初中西文化交流的中断是19世纪中叶以后中国遭受无穷灾难的根源？
元、明、清三代，中华世界与外界的接触增加。由于蒙古建立横跨欧亚的大帝国，中西交通大开，中国同欧洲有了直接的接触。欧洲人可由陆路到达中国，亦可先抵波斯，再航海而来。经由前者到中国的多属传教士。欧洲自1517年“宗教大分裂”后，天主教不再唯我独尊，皈依新教者众多，为挽回颓势，若干虔诚的天主教信徒组成传教宗派，冒着生命危险到新教区域传播“福音”。
及至新航路发现后，他们将目标转移到亚洲。明末清初之际，欧洲的传教士来到中国。当时中国文化优越，不易受外界文化的侵蚀，传教士只有尊重中国固有的习俗与文化，利用西方的科学技术来取信于中国人，传布宗教的事业反而置于传布科学知识之后。故明末清初来中国的传教士，对于东西文化的交流贡献甚大。中西文化交流的极盛时期明末清初来华的传教士很多，有贡献者约九十余人，影响最大的，首推利玛窦、汤若望、南怀仁等。
利玛窦系意大利人，为耶稣会教士。耶稣会教士都是经过严格训练、学养极高的人士。利玛窦年少时即立志到中国传教，明神宗十一年（1583）他到广东肇庆学习华文华语，翻译欧洲数学、地理等科学类书籍，逐渐受人敬重。后来利玛窦来到北京，向明神宗进贡方物。明廷待他确很优渥，赏赐甚厚，并准其传教。朝廷的官吏，也多同他交往。
从此利玛窦遂安居北京，从事介绍西学、传教及翻译中国经典的工作。利玛窦死后十三年，日耳曼人汤若望入北京。汤若望精通天文，遂以译纂历书与制造天文仪器见重于朝廷。他积十余年的努力完成新历，以明亡而未被颁行。清入关后汤若望降清，备受清廷优待。他依西法制定的《时宪历》，亦被奉令予以颁行，一直沿用至清亡。明末清初百余年间，在中国主张吸收西方新知识的人士，如徐光启、李之藻等的合作下，传教士将西方的科学知识大量介绍到中国来，使明末清初成为中国历史上中西文化交流的极盛时期。
传入中国的西学中，以自然科学为最重要。那时所传入的天文学方面知识，计有：恒星与行星的差异，若干重要的恒星与行星的名字，四季的划分，昼夜长短的变动，日食、月食等天文现象的原理。西洋的几何、算术、代数等知识，亦于此时介绍到我国。明末政府为抗满人，由龙华民、汤若望监制铳炮。传教士便利用制造铳炮的技术以取得朝廷的重视，火器学得以传入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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