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复因财政困难，故传教士主张讲求水利灌溉与开采矿产，因之将西方的矿物学与水利学也介绍到中国来。清圣祖康熙时，复派传教士赴各省测绘地图，历时二十余年，成《皇舆全览图》一书，是中国历史上一件值得纪念的大事。欧洲的崇拜中国文化运动明末清末的中西文化交流是双向的。来华的传教士，一方面用西洋所擅长的科学知识赢得中国人的重视，一方面则努力吸取中国文化以传回祖国。
利玛窦最先将“四书”译成西文，寄回本国；柏应理于清康熙二十一年（1682）回到欧洲，曾以传教士之华文著作凡四百册呈献教皇。中国的古籍经典在当时几乎都有拉丁文的译本。中国的文学、美术，也经由传教士及商人介绍给欧洲人，于是在18世纪的欧洲掀起了疯狂崇拜中国文化的运动。17、18世纪欧洲的大思想家如莱布尼茨与伏尔泰，大文学家如歌德，大经济学家如杜尔哥与魁奈等人，都是受中国思想感染甚深之人。
他们都狂热地崇拜中华文化。莱布尼茨曾仔细阅读中国典籍的译本，他所发表的哲学著作，很明显受到了中国学术思想的影响。他又曾创办“柏林科学社”，以图沟通中西文化。伏尔泰曾将元人的《赵氏孤儿》一剧改编，认为此剧最足代表东方文化的精神。他的信徒之一曾经说过这样的话：“若是全世界都采用了中国的法律，那岂不是很好？到北京去，去看那最有威权的人：这才是上天最完备的影像哩。
”歌德所创作的戏剧，有许多地方受中国戏剧的影响，他心目中最理想的完人是中国人。杜尔哥曾经同留居巴黎的两个中国人交往很密切，他所发表的重要经济学作品，即与这两个中国人有关。魁奈所提倡的以农业为国家财富之根本的经济学说，便是根据中国的经济理论而来。他很想承继孔子的道统，所以竟有人称他为“欧洲的孔子”。魁奈曾劝法国国王路易十五仿效中国天子亲耕，其崇拜中华文化之深，可以想见。
到18世纪末期，欧洲人对中华文化的狂热才逐渐消失，其原因有三：一、中国与罗马教廷因为仪俗的争执，使传教士被中国驱逐，欧洲遂失去了重要的中国文化宣传者。二、欧洲的产业革命已经发生。欧洲人对于中国的重视，不再是古国的文化，而是资源与市场了。三、欧洲对希腊与罗马研究的兴趣复浓，一切装饰美术，转为崇尚希腊罗马式，不再重视中国的艺术。
虽然如此，但中华文化在当时欧洲所掀起的波澜，仍然在欧洲历史上占据相当重要之地位。祭天、敬孔、祀祖与信上帝除了中西文化交流外，传教士在中国传教，收获也很大。盖当时传教士学问渊博、德行高超，且能顺从中国的习俗，尊重中国固有的文化传统，所以传布宗教的事业得以顺利进行。据康熙二年（1663）左右的估计，全国的基督教信徒近二十万人，江南地区即有教堂百余所。
如果这种情况继续发展下去，基督教可能在中国成为一很有地位的宗教。不幸的是传教士发生内讧，使得基督教在中国一蹶不振。自利玛窦以来的传教士，都容许教徒保持祭天、敬孔、祀祖等仪俗，认为这些中国固有的仪俗，并不违背基督教教义。到了清初，法国与葡萄牙两国互相争夺传教于东方的领导权。原来赞成教徒可以祭天、敬孔及祀祖的为耶稣会派传教士，新到中国的法国传教士及属于西班牙之多明我派传教士反对耶稣会放任信徒，认为祭天、敬孔、祀祖等事无异于“出卖基督教”，遂向教皇控告耶稣会传教士。
教皇赞成多明我派的主张，遂派特使来华宣谕，严禁教徒敬祀祖先。这种行动，无异于使基督教自绝于中国。虽然康熙曾亲向特使铎罗解释中国人敬祀祖先的意义，但铎罗仍执迷不悟，反而公开发表言论，驳斥康熙，显然有干涉中国内政的嫌疑。这样一来，清廷不得不禁教。雍正元年（1723），清廷规定在北京的传教士，除从事钦天监等职务者外，其余皆应离开中国（澳门除外）；并改教堂为公所，严禁百姓信奉基督教。
自利玛窦以来百余年间的传教士们，苦心孤诣在中国为基督教所建立的一点儿基础，竟为传教士内部宗派的争执所毁灭。中西文化交流的中断，于双方均属不幸，中国方面也要负部分责任。一是杨光先提出天文学进步之人，武器必精良的警告，对雍正等人必产生作用，如任其“党羽”散布全国，一旦有事，必祸生肘腋。二是雍正在藩邸时即深信喇嘛教，基督教与喇嘛教在教义和教仪上均极不相容，势同水火，而二者的排他性均极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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